江苏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区的识别划定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专项规划,其中保护修复区识别和划定是该项规划编制的关键内容。针对当前省域尺度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开展较少的状况,以江苏省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多级指标体系对全省生态重要区域和敏感区域及其等级层次进行了评价识别,然后整合二者成果,对江苏省各类各级生态保护修复区进行了划定。结果表明：(1)江苏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区可划分为生态保护重点区、生态修复关键区和生态修复一般区,面积分别为17 548、4 688、16 981 km²,比例16.17%、4.32%、15.65%。(2)生态保护重点区主要包括太湖、洪泽湖等湖泊地区、长江过境段下游以及东部沿海湿地等,生态修复关键区主要分布在苏南的太湖流域、长江沿岸以及苏北的沂沭泗流域,生态修复一般区则主要集中在沂沭泗流域北部、苏中的淮河-里下河流域、长江过境段上游沿岸和东部沿海地区,其余大多在苏北地区零散分布。(3)生态保护重点区主要由水域、湿地构成,生态修复关键区和一般区则分别以城市周边地区和农业生产用地为主。     

贵州省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空间分异与管控措施研究

贵州省石漠化演变态势遏制了长江、珠江流域的生态安全需要。为响应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加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工作,遏制贵州省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研究基于遥感和GIS技术,针对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等典型生态环境问题,依据《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2015-06)建立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评价贵州省石漠化敏感性现状,划定石漠化敏感区生态保护红线,定量揭示贵州省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现状及地域分异,并根据贵州省石漠化治理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管控措施。结果表明:(1)2011年贵州省石漠化敏感性以强度敏感性为主,面积达36 227.83 km~2,占全省喀斯特地貌面积的32.23%,总体分布规律呈条带状分布;(2)通过叠加分析得出石漠化敏感区的空间分布与石漠化现状有一定关系,表现为除去无明显石漠化、潜在石漠化、不敏感性、轻度敏感性之外,已石漠化土地与中度以上敏感性所占面积比例变化趋势呈正相关。(3)贵州省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面积达6 814.25 km~2,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87%;主要由破碎斑块组成,较集中分布于贵州北部、南部及西部地区,其中遵义市、毕节市以及黔南州面积最大、最集中;(4)石漠化敏感区生态红线的管控措施应实施治理与保护并行,主要以保护为主,同时,加强石漠化敏感区综合治理以及生态保护政策体系建设。     

贵州赤水河流域生态红线区划分研究

为保持生态系统平衡,维持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在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划定生态红线,确定生态红线区分布范围,科学指导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管理,是我国当前在国务院政策指导和学界智力支持下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以贵州赤水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选用水土流失敏感性、石漠化敏感性评估作为环境生态本底评估,综合土壤保持功能、水源涵养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和禁止开发区,将生态需要和社会服务功能有机结合,通过空间综合叠加分析与处理等技术手段,共划分出9大类生态红线区,总面积为5 030.58 km²,占整个流域面积的44.16%。结合赤水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现状,提出了相应的生态红线区管理建议,期望为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后续科学研究提供一定的科学基础。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贵阳市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贵阳市是我国典型的喀斯特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在生态重要性、景观连通性和生态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生态源地识别,根据土地覆被状况、人为干扰程度和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了生态阻力面,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生态廊道网络,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贵阳市域和市区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贵阳市最重要和重要生态斑块总面积5 393.43 km2,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生态用地斑块的景观连通度总体较高,其中园地最好,林地最差;生态需求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建成区周边。生态源地占总面积的18.56%,集中分布于北部及西南部红枫湖、百花湖等区域;(2)贵阳市生态廊道总长为933.58 km,其中关键廊道长287.6 km,沿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现状廊道遍布市域,主要为河流水系;潜在廊道和关键廊道98%都为林地,主要分布于北部和西部生态环境较好的山地丘陵区;(3)市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中,生态源地主要集中在百花湖、红枫湖、香纸沟、相思河等风景区,花溪湿地和南明河作为市区关键廊道纵贯南北。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和建设并重、区县间统一规划的"生态系统管理对策,为贵阳市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科学指导。     

秦岭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划分研究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内容,如何准确识别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是科学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的关键。基于秦岭山区物种丰富度的海拔梯度格局,通过对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评估模型的改进优化和校验,最终形成秦岭地区科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方案。结果表明:(1)修正后的NPP定量指标评估法,提高了陕西秦岭地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的准确性,可适用于我国中东部物种丰富度随海拔梯度呈中峰型或单调递增型的山区;(2)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的总面积达24 688.33 km~2,占到秦岭山区总面积的39.11%,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出西部集中、东部分散,南坡多、北坡少的空间分布特征;(3)森林生态系统是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的重要支撑系统,面积占比高达96.12%。本研究提出的修正方法和研究结果,不仅提高了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区识别的准确性,而且为其他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的科学划定和边界优化提供了参考。     

生态红线划定方法及其在长江岸线中的应用

长江岸线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矛盾突出,划分长江岸线的生态红线对于长江生态保护以及岸线的有序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生态红线的概念和内涵,概述生态红线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从生态敏感性、生态功能重要性、禁止开发区3个方面,建立长江岸线生态红线评价指标体系,最终阐明长江岸线生态红线的划定技术方法和流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江岸线生态红线一级保护区长度为597.11 km,占长江岸线长度的7.55%,包括荆州、咸宁、安庆等部分岸段。生态红线一级保护区实施最严格的管控措施,禁止任何开发建设的活动。长江岸线生态红线二级保护区长度为1 171.29 km,占长江岸线总长度的14.81%,包括岳阳、池州、苏州等部分岸段。生态红线二级保护区应严格空间开发活动的强度,确保生态红线功能不降低,红线面积不减小,且不超过资源利用上线。该研究对于岸线科学合理利用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生态敏感性分析的湖泊保护与利用——以湖北省斧头湖为例

为了湖泊生态系统健康及功能的可持续性，需要根据湖泊的具体情况加强对湖泊生态系统的管理，建立在湖泊生态敏感性分析基础上的生态功能分区，可为湖泊生态管理的具体措施的实施提供依据。以斧头湖为研究对象，在进行斧头湖生态环境调查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生态因子，利用GIS技术，采用因子叠加法，对其进行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极高和高生态敏感区面积占斧头湖面积的32.0%，中度敏感区占斧头湖面积的57.1%，说明斧头湖生态敏感性总体上很高；同时根据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对斧头湖保护与开发提出建议。首次将GIS矢量技术应用于湖泊生态敏感性区划，使生态敏感性因子空间叠加分析更为有效。同时，建议选取更多的因子如水生生物多样性、生物量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可得到更全面的生态敏感性分区结果。     

基于生态网络格局的城市生态保护红线优化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是对维护生态安全、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间区域。现有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法未考虑空间连通性,划定结果存在斑块破碎、空间连通性差的问题,降低了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功能。本文以青岛市为例,将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MSPA)和最小路径法等生态网络构建方法引入到生态保护红线优化中,通过构建生态廊道和踏脚石连接破碎生境,使之形成完整的景观和生物栖息地网络,优化生态保护红线格局。研究结果表明:基于MSPA方法和最小路径法构建并优化的生态网络可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的组成部分,提高生态保护红线区的连通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结果可为生态保护红线的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对环境保护和管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GIS技术及层次分析法的长江上游生态敏感性研究

选择在大尺度范围的长江上游开展生态敏感性研究,为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的水资源保护及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及科学依据。在系统、翔实的辨识和分析长江上游区重要生境和生态敏感区的基础上,采用GIS技术与层次分析法结合的方式,筛选、识别和构建了生态敏感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敏感度的计算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从而将属性数据库和空间图形数据库相关联,生成基于各评价单元生态敏感性专题评价成果图,从而揭示长江上游生态敏感性空间格局,为开展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生态制约因素分析提供理论基础。研究表明：长江上游不敏感区、轻度敏感区、中度敏感区、高度敏感区和极度敏感区分别占长江上游总面积的74.14%、6.76%、8.25%、493%和593%。金沙江流域是长江上游区生态敏感性最高区域,其次是长江上游干流区和赤水河流域;长江流域生态敏感区重点分布于上游区,长江上游干支流水资源利用中需重视对各类生态敏感区的生态保护     

基于GeoSOS-FLUS模型的江苏省生态福祉时空演变及其预测研究

作为人类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福祉的测度与评估研究对于指导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省为案例研究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采用生态系统贡献率模型测度1995～2020年研究区生态福祉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GeoSOS-FLUS模型预测江苏省2025年生态福祉的时空流转盈亏与空间自相关性。结果表明：(1)1995～2020年，江苏省生态福祉总量和人均生态福祉呈波动下降的态势，25年间生态-经济产出效率增幅达540.24%。(2)与2020年相比，2025年江苏省生态福祉总量增加了10.84亿元，增幅1.05%,达1 039.21亿元。13个评价单元中除地处苏北的宿迁、盐城和连云港生态福祉总量略有下降外，其余地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3)1995～2025年，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生态福祉亏损要大于生态福祉盈利，总体呈亏损状态。其中，水域生态系统是维持生态福祉总量的重要贡献类型，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是造成江苏生态福祉亏损的主要原因。(4)1995～2025年，江苏省生态-经济产出效率与人均生态福祉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呈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2015年以后，研究区生态...     

岷江汤坝航电枢纽工程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长江上游岷江航电的开发对水环境带来的影响,选取岷江航电梯级水库中的第二级汤坝航电枢纽工程为研究对象.利用2016年的监测数据,分析了现状年库区渠化河段来流负荷,通过构造MIKE21水动力水质数学模型,对汤坝建成前、汤坝建成后和Ⅲ类来水情况下渠化河段的水质变化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支流汇入后的污染带变化,并计算了3种情景下的水环境容量.结果 表明,现状年库区渠化河段来流污染源负荷主要来源于岷江干流.汤坝建成后,坝前CODcr和NH3-N浓度均满足Ⅲ类水质标准,TP浓度属劣Ⅴ类;在Ⅲ类来水情况下,坝前CODcr、NH3-N浓度满足Ⅲ类水质标准,TP浓度属Ⅴ类.支流汇入渠化河段形成的污染带面积较天然状态下发生变化:除镇江河和筒车河NH3-N不形成污染带以及太和河NH3-N的污染带面积减小外,其余支流水质因子污染带面积均较建设前增加.汤坝建成后,坝址处CODcr的水环境容量减少3280 t/a,NH3-N水环境容减少368t/a,TP无剩余水环境容量;Ⅲ类来水情况下,CODcr和NH3-N的水环境相比建设前减少,TP无剩余水环境容量.筒车河三类水质因子水环境容量增加,而镇江河水环境容量减小,建坝前后太和河均无剩余水环境容量.研究可为岷江航电污染源削减及应对措施的指定提供科学依据.     

Effect of shelterbelt on two kinds of soil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c matter

The changes of the total nitrogen, average yearly concentration of ammonia, nitrate ions, urease activity, total amount of amino acids in humic acids (HA) and the structure of humic acids were monitored in relation to the effect of shelterbelt as biogeochemical barrier located on a mineral and mineral-organic soil.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nitrogen in the soil under shelterbelt was strongly connected with the humification process and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of humic acids.     

环境质量对中国城镇居民健康支出的影响

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的代理变量,对中国各个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居民收入和环境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纠正模型来分析医疗支出对各影响因素的短期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质量对医疗支出影响的长期弹性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区均为正值,说明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人们健康状况的恶化,从而促进了医疗支出的增长。因此,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应该具有长久坚持的意义。但是,从短期来看,环境质量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却为负值,这一结果解释了当前有些地区和部门在短期内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暂时发展,由此更加突显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艰巨性与紧迫性。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对医疗保健支出影响的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均大于1,表明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对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作用,由此说明我国当前实施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医疗补助政策具有其针对性和适宜性。     

中国碳排放量估计结果及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论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还是遵从国际相关条款,中国当前及未来都面临巨大的碳减排压力。准确估计碳排放量对于中国制定相关碳减排政策和应对国际谈判,都至关重要。尽管国内外针对碳排放量的研究很多,但是由于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数据来源、碳排放来源分类和能源排放系数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研究对于中国碳排放量的估计差异很大。本文利用Meta回归方法和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ANOVA)对导致中国碳排放估计结果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献来源、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来源和分省计算与否是导致估计结果差异的主要因素,分别解释了碳排放估计结果差异的30.5%、29.7%、21.2%和11.8%。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在未来开展中国碳排放估计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来源和分省计算与否等关键性因素,客观准确地估计中国碳排放量,同时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要立足于中国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公共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供给效应研究

近年来,政府在公共投资管理领域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由过于追求项目的净收益到更加关注公共物品或服务所能产生的正的外部性的大小.所以,对公共项目特别是大型公共项目评价的方法、指标、标准开始转向加强从宏观视角的考察.公共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为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两个方面.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乃至未来若干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道路交通等市政基础设施还是公共卫生、文教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即处于长期的供不应求的状况,使其投资的供给效应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提离推动作用是更为主要和显著.公共项目的供给效应是项目完成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次转移积累获得的经济效益,量化计算的理论基础是投入占用产出技术.该技术反映了国民经济这个开放的巨系统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复杂联系,能够正确反映项目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一般用感应度系数表示,数值越大表明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推动能力越强.文章最后给出感应度系数计算模型和投资对GDP影响的计算模型.     

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研究

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的度量方法有采用产出法分析,也有用投入法来分析;有从理论上推理,也有从经验数据上论证。分析方法有从教育人力资本角度出发,也有从健康人力资本角度出发。而绝大多数文献很少将教育和健康因素同时纳入考虑,仅分析其中一个方面无疑会带来测量的误差。若能同时考虑教育和健康,由新的度量方法产生新数据,由此带来新结论或是能对已有结论作进一步地论证,则是对以往文献研究的一个补充。因此,本文从四个维度建立新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进行了衡量。其中四个维度主要是指教育、劳动力再培训、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在此基础上,把人力资本综合存量这一指标引入Solow模型中,构建扩展的Solow模型。利用扩展Solow模型,并结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扩展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协调各项工作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针对教育投入,全民人口素质,中高端人才培养,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基于水资源承载量的新疆分区域人口压力分析

新疆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全面了解新疆各区域水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以及实际存在的人口压力状况。对于深刻认识干旱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制定有针对性的分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对新疆不同区域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密度指数以及人口承载压力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区域对比分析，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①不能一概而论机械照搬联合国关于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人口密度的临界标准。各地应该有适合当时资源环境条件和经济技术水平的人口承载密度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②新疆当前平均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密度是11人左右，大于联合国制定的干旱区人口密度临界标准，但小于半干旱区临界值。整个北疆的人口承载标准是23—26人／km^2，南疆的人口承载密度介于7．3～8人／km^2之间。各个地州之间也有较大差异。③目前新疆总体上看已经略微超载，人口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比较大。而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以南三个地州，人口严重超载。④从干旱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来说。必须对生态用水予以充分考虑。才能在承载量研究中兼顾资源与环境对人口的双重约束。     

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影响研究

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扩展,应用LMDI将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分解为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收入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四种效应,对我国29个省市2007-2013年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城镇化对我国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促进作用远超非城镇化要素,城镇化已成为推动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且物流业各要素对处于不同城镇化阶段的省市影响并不一致。对成熟城镇化省市而言,收入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是物流业碳排放的稳定推动因素,人口城镇化则是稳定的抑制因素,产业城镇化刚刚由推动因素转变为抑制因素;对初级和中级城镇化省市而言,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和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但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正在增强。从城镇化各要素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贡献来看,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最大,且对广东等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最大,且对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波动剧烈;空间城镇化对东部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已趋稳定,但对中西部省市的推动作用持续增强;产业城镇化对各省市的作用差异显著,且均较小。研究认为避免"一刀切"的物流业碳减排政策和城镇化规划、引导居民绿色生活和解决职住分离对我国实现物流业碳减排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帮助。     

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从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两方面分别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构建基于CD生产函数的空间面板模型,考察1999-2008年土地投入对中国和东、中、西三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由于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长本身和投入要素的空间相关性,空间Durbin模型分析结果比普通面板的分析结果更加可靠;②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贡献率为36.63%;③土地投入的空间溢出效应远不及资本、劳动力投入的溢出效应,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空间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69,0.337和0.503;④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土地贡献率与经济水平成反比,东、中、西部地区土地贡献率分别为23.21%,51.47%和54.61%。研究结论:①制定土地政策时应优先投入资本及劳动力等要素,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增长;②对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应实行差别化的土地政策:东部地区应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中部地区应严格控制土地投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西部地区则仍需依靠土地投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