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活度生态位--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生态活度生态位（Eco-vigor Niche）”是对生态位概念和理论的发展．它描述区域生态系统中一个占据特定空间位置的复合生态系统单元（或景观斑块）．在与其它单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在由自然生态活度坐标和社会经济生态活度坐标构成的二维空间中．生态活度生态位可以用二维空间中的矢量表达。该矢量的“长度”意味着,生态系统单元的资源优势程度与提供生态服务的能力;矢量的“方向”则意味着该生态系统单元所具有的．由其社会经济生态活度和自然生态活度相比较而体现出来的属性．反映出该单元在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中的性质和角色。“生态活度生态位”可以表达区域生态系统内的空间分异特征。反映各生态单元在区域内扮演的角色．判断各单元在区域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为生态区划、生态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提供依据。     

基于生态足迹的江苏省生态安全动态研究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引入生态压力指数、生态占用指数和生态经济协调指数作为评价区域生态安全的指标,并构建了生态安全评价标准。对江苏省1999~2008年的生态安全进行动态的定量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1999~2008年的人均生态足迹由1526 hm2逐年增加到3.08 hm2,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则呈现波动式下降（从0.522 hm2降至0.477 hm2）,万元GDP的生态足迹自1.43 hm2下降到0.78 hm2;生态赤字则由1999年的1.004 hm2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2.603 hm2;生态压力指数从1999年的2.922增至2008年的6.462,同期的生态占用指数亦从0.694增至1.399,生态经济协调指数则从1999年的0.237下降至2008年的0.217。数据表明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整体上生态安全趋势不容乐观,生态压力加大。同时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资源不断减少。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亦有所下降,且处于很差的状态。同时对未来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线性预测分析,并提出了适当的措施。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研究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对长江流域开发建设和综合治理新模式的探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生态产业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发展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探讨了生态产业运行的经济发展原则、生态友好原则和产业优化原则,建立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城镇2007年城镇辐射力模型,并根据区域经济开发“点-轴”理论,分析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要实现从“点（南昌） 圈”式发展模式向“双核（南昌 九江）双轴（沿路和沿江）多动力”发展模式转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政策建议,即要做到区域内严格的空间开发管制和和谐的财政转移支付;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新型工业;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促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要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恩施地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评价

以恩施地区2010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其2010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进行计算和分析,并将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和万元GDP生态足迹分别与恩施地区贫困村分布密度进行空间耦合。研究表明：（1）恩施地区人均生态盈余为0467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947 1 hm2,人均生态足迹为048 hm2;（2）贫困村分布密度最高的来凤县、建始县人均生态盈余很少,而贫困村分布密度最低的利川市、咸丰县、宣恩县、鹤峰县,人均生态足迹最高和最低的县分别是咸丰县、宣恩县,鹤峰县的生态承载力最高,人均生态盈余最高的是宣恩县、鹤峰县,万元GDP生态足迹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利川市,巴东县;（3）通过生态足迹的研究,提出了恩施贫困地区需放大生态比较优势,〖JP2〗因地制宜,努力将生态盈余转化为直接的经济增长,使之能够有效的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基于生态足迹的武汉城市圈生态承载力评价和生态补偿研究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建设的背景下,客观定量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状态,是当前我国生态建设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之一。高密度的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超负荷的压力,通过生态承载力的分析能够定量测度这种状况,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承载力,并进行了时空变化分析。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生态足迹逐年增加,生态承载力的变化相对较小,出现两级分化的现象。根据生态足迹/承载力进行跨区县生态补偿测算,得到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48个县域的转移支付情况,表明如果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整个区域能够达到生态系统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的目标,缓解武汉城市圈的生态压力,实现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示范区内生态工业建设模式探讨

生态工业建设为生态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项涉及到地区经济发展、人地关系协调的重大举措。从生态示范区建设中生态工业的基本定义出发,对生态工业建设层次进行详尽分析;并结合代表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地区--吴县市、邗江县和邳州市的具体案例,通过对其产业构成、主导产业、消费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总量与人均水平的对比分析,指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要立足当地农业资源,实施末端治理逐步推广清洁生产这种较低层次的生态工业建设模式;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其生态工业的建设则要采用生态企业以及生态工业园工这种较高层次的建设模式。为确保生态工业建设的顺利实施,最后从政府、企业、市场和公众四方面提出了生态工业建设的驱动机制。     

生态示范区内生态工业建设模式探讨

生态工业建设为生态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一项涉及到地区经济发展、人地关系协调的重大举措。从生态示范区建设中生态工业的基本定义出发 ,对生态工业建设层次进行详尽分析 ;并结合代表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地区——吴县市、邗江县和邳州市的具体案例 ,通过对其产业构成、主导产业、消费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总量与人均水平的对比分析 ,指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要立足当地农业资源 ,实施末端治理并逐步推广清洁生产这种较低层次的生态工业建设模式 ;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其生态工业的建设则要采用生态企业以及生态工业园区这种较高层次的建设模式。为确保生态工业建设的顺利实施 ,最后从政府、企业、市场和公众四方面提出了生态工业建设的驱动机制     

基于生态足迹的香格里拉县生态安全趋势预测

香格里拉县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地区的核心部分,其生态安全备受世人关注。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了香格里拉县2002~2008年的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的变化过程。结果表明:该县人均生态足迹从0.549ghm2上升到0.717 ghm2,年均增加4.37%;生态承载力从0.768 8 ghm2下降到0.621 7 ghm2,年均下降2.73%。根据生态压力指数分析,2002~2004年属于生态较安全期,2005~2007年属于生态稍不安全期,从2008年起生态盈余成为生态赤字进入较不安全期。运用灰色系统方法预测了2009~2013年生态压力指数的动态变化,预测从2011年起已进入生态很不安全期,到2013年已接近生态极不安全期。说明生态安全恶化有加速的趋势,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刻不容缓。本研究为香格里拉县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并实证了生态足迹模型在高山峡谷地区的应用。     

湖北省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时空动态研究

研究湖北省内部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以2005年、2010年、2013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应用生态足迹分析法核算湖北省17个市(州、林区)在三个时间节点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对各地区生态足迹和生态盈亏状况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动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17个市(州、林区)的总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足迹呈迅速增长趋势,其中中部地区增长最快;2005年生态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于以武汉为代表的中东部,2013年生态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于中西部,生态赤字空间分布的重心逐渐由东部向西部转移;6种生态生产性土地增长速度由快到慢依次是建筑用地、化石能源、草地、水域、林地和耕地,其中潜江、恩施、天门、仙桃、黄冈等地建筑用地生态足迹增速最快,十堰、鄂州、黄石、荆州、荆门等地则是水域生态足迹增速最快,草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和耕地的生态足迹增长共同决定各地区人均生态足迹的变化趋势。     

生态足迹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生态制约

本文通过中国生态足迹的实证分析，讨论了生态系统资源供给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资源生态足迹是生态足迹的主要部分，反映了经济系统的资源消费，计算发现，1961-1999年中国资源生态足迹持续增长，从1961年的3.3亿hm^2年递增到1999年的16.8亿hm^2年平均增长率为4.4%，资源生态足迹的增长支持了同期的经济增长，但是，实证比较发展资源生态承载力大大低于资源生态足迹，这些实证结果表晨；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了资源消费持续增加，而另一方面，中国生态系统资源供给能力有限，不能支持当前的资源消费及其增长，由于自然资源是经济系统进行生产的特质基础，其供给不足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基于生态足迹的朝阳市土地生态安全研究

为分析朝阳市土地生态安全情况,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对朝阳市2004-2008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程测算,测算结果:人均生态足迹从2004年的4.344 7 hm2增加到2008年的7.193 8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从2004年的1.037 0 hm2增加到2008年的1.060 9 hm2。结果表明:生态足迹的需求量和供给量一直不平衡,始终存在生态赤字现象,区域土地生态系统处于超负荷利用状态,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利用模式需进一步加强。     

葡萄酒生态产业链的研究

葡萄酒产业链是由葡萄种植者、葡萄酒生产者、消费者、资源回收者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系统，该系统以产区生态为条件，以葡萄种植为基础，以葡萄酒生产及其副产物资源利用为保证，使产业链条中一个产品生产中产生的废物为别一个产品的生产原料，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体现了生态的统一性和资源的耦合性，形成了高效生态产业链。本文阐述了葡萄酒产业所具有生态产业链的特征，系统分析了葡萄酒产业链条中资源投入、新资源产出及其循环利用情况，重点对葡萄酒皮渣酿制白兰地、榨取葡萄籽油、提取葡萄红色素，多酚类产品、酿醋、配置饮料和基肥等产业开发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展望其发展前景，以期转变葡萄酒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产业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基于遥感生态指数的甬江流域生态环境变化分析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遥感技术可以快速、定量地评价生态环境变化.选取2000、2009、2017年Landsat遥感影像提取湿度、绿度、干度、热度4个评价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遥感生态指数RSEI(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Index),对17年间甬江流域进行生态环境变化定量分析和动态监测评价.结果 表明:(1)2000～2017年间甬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上呈下降趋势,2000、2009和2017年的RSEI均值分别为0.724、0.651和0.687, 17年来下降了5.11％.(2)2000～2009年甬江流域生态逐步恶化,而2009 ～ 2017年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明显变差的面积为1 392.49 km2,约占29.63％,明显好转的面积仅为699.1 km2,仅占14.88％,呈现老城区变好,城市外围地带变差,林地、农田等保持稳定的特点.(3)在4个指标中,绿度指标的影响力较大,受建筑因素作用的热度指标影响力最具潜力,说明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与不透水面的增加以及绿地景观的消减有关.     

基于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时空演化

为了客观地评价生态承载力及其时空演化规律，通过构建以价值量为单位的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分析框架，选取2000~2015年陕西省9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全局Moran’s I、LISA集聚图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陕西省生态承载力指数的分布特征、演化路径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陕西省及三大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先快速升高后缓慢降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异质性，低值集聚现象明显，且向关中地区集中。（2）林地面积和当量因子价值是促进生态承载力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人均消费价值是抑制生态承载力指数提升的主要因素。（3）影响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因此，陕西省需要加大生态修复工程投入力度，减缓人均消费价值增长速度，实施差异化的生态承载力政策，以达到改善生态承载力的目标。     

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生态特征与景观生态建设探讨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和乡村的交错结合带，是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冲突的区域．科学地规划好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和乡村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论述了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生态特征；分析了该区域乡村景观功能的科学定位问题．探讨了乡村景观生态建设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城市边缘区应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景观生态建设：①以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理念推进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建设。并注重地方特色景观的保护；②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与建设的合理模式，实现城市和乡村优势互补、协调发展；③改变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推动城郊型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现代都市农业建设；④合理开发城市边缘区景观生态资源。发展城郊生态旅游；⑤绿色景观建设；⑥景观廊道和网络建设。     

中国绿色生态空间研究

基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研究,推进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持续深化,提出并重新界定绿色生态空间的概念,进一步从经济学供需角度,将绿色生态空间划分为3个二级指标:生态空间国土密度、生态空间人口密度、生态空间经济密度,并依据二级指标将全国各省区绿色生态空间大小进行排序(不含香港、澳门),运用灰色相似关联度分析、Q型层次聚类分析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各省绿色生态空间供需状况存在较大差异,生态空间人口密度(相对生态空间经济密度)与国土密度变化规律更相似,绿色生态空间和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之间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建立在以资源环境为基础的科学分类标准之上的,但也存在着各规划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生态资本的增长和环境的改善并不同步。建议实施生态绿色新政,加强绿色生态空间的科学研究,注重全国主体功能区的合理规划;树立生态文化观念,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强化生态建设投资;推动相关政策支持。     

基于生态足迹分析的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以开封市为例

对旅游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具有熏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根据生态足迹模型，构建了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并以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和人均旅游用地承载力的比值Ⅰ来确定旅游地生态安全的状况。以开封市为研究区域，采用以上指标体系，对开封市2004年旅游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开封市人均生态旅游足迹为0．014983hm^2，其中交通足迹最大，占到85．53％；其次是餐饮，为9．75％。人均旅游用地承载力为0．041790hm^2，生态安全度为0．36，处于一种一般状态或者说较为安全的状态。对研究结果采用旅游环境容量来进行判断，也表明研究结果较为准确地反映旅游地生态安全状况。     

生态补偿主体的法律建构

生态补偿机制运行首要解决的是谁补偿谁即主体问题,生态补偿的主体制度即是生态补偿实践中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过分强调政府的补偿主体地位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和单一的生态补偿主体,不利于形成开放的生态补偿主体体系,生态补偿主体的类型化可能背离生态补偿立法与实践的客观需求,弱化生态补偿理论的统摄力.生态补偿主体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它以权属明确为一般前提,在主体的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各种利益之间的合作.生态补偿机制以政府补偿为主导,以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责为关键.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应以责权利相统一为一般思路,以生态利益相关者概念界定为重点考量.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过程是生态利益相关者不断博弈与合作的过程.     

生态资本运营价值问题研究

生态资本运营是一种通过对生态资本使用价值的有效运用,实现生态资本长期收益整体最大化而进行的活动.本文从生态资本的形成过程入手,阐述了生态资本运营的内涵与运营机理,分析了生态资本运营中的价值缺失、现行的生态环境政策与措施错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严重生态危机等问题,辨析了生态资本运营中的生态要素认识误区,在此基础上,从生态效用价值取向、生态要素价值取向、社会价值取向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对生态资本运营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必须树立全民性的生态资本理念,注重生态资本运营价值取向中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生态环境权之间协调发展,走生态资本运营价值取向倡导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道路,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非减性,实现生态资本良性运营,促进"两型社会"建设健康远行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Conceptualizing Discourses on Ecological City and Its Planning

Abstract

Ecological city (eco-city) and its planning approach are emerging concepts in urban study, urban planning, ecological economics,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owever, opinions remain divided over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the term “ecological city”, what key issues ecocity planning can solve, and its specific contents. In this study, we present 10 basic propositions that define the eco-city and clarify its key parameters, thereby providing the basis for discussing the assumptions and principles underly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We then summarize the concept and principles of an eco-city, and define the main requirements for ecocity planning. We conclude that an eco-city is a city in which the urban population, scale of land use and intensity of human activities are limited to the region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which does not cause increasing or irreversible damage to the regional ecosystem’s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proce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