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

目前大部分关于绿色产品创新影晌因素的探讨都是定性的,对于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通过由20位制造企业的总经理与技术经理参加的焦点小组访谈,形成了绿色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初步问卷.然后对220家制造企业进行了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209份.用SPSS13.0进行因子分析,得出了7个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因子,分别是企业、国家法规、消费者意识、政府资助、消费者收入、市场和知识产权.在此基础上,建立了7个因子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运用AMOS7.0检验了相关因子间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市场因子与国家法规因子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作用显著,消费者收入因子和知识产权因子则是通过市场因子间接地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产生作用,而政府资助因子与消费者意识因子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则不显著.     

基于基准值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北大核心CSCDCSSCI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碳减排形势严峻,减少碳排放需要生产者、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也需要世界各国的携手合作。科学合理的碳排放责任评价方法辅以针对性的减碳政策可以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有效促进各方采取减碳行动,同时也有利于各利益相关方接受并承担自身相应的减排义务促进国家之间的减排合作,是推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基础。基于上述出发点,并借鉴已有的环境责任核算研究,碳排放责任应同时符合标准化原则、一致性原则和有效性原则,以实现尽可能有效促进多方碳减排行动的目标。目前现有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主要有生产者责任法、消费者责任法和各类责任分摊法,但这些方法均尚存争议,不能同时满足以上三个原则,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针对以上问题,作者在对已有的碳排放责任分摊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碳排放责任分摊的新方法“基于基准值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新方法基于产品碳排放基准值划分排放责任,在能耗与材耗的问题上统一了核算边界,并且在使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实现了其排放责任与可采取的减排行动相对应,形成了核算生产和消费各环节碳排放责任的框架体系。在这一框架下,生产者追求生产时的节材与高效,而终端消费者则追求减少非生产能耗和高碳产品的消费。同时,通过管控消费领域的碳排放责任即可实现对全社会直接碳排放的控制,避免了碳排放配额对生产侧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新方法为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有助于促进中国生产和消费两侧的碳减排行动,也为国际社会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提供了新视角。     

生态足迹方法的理论解析

论文系统地解析了生态足迹概念，在简要介绍生态足迹账户框架建立的假设条件，计算方法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生态足迹最近的国际研究进展。同时，重点介绍了生态足迹计算中容易引起误解和疏忽的两个问题：化石能源用地的处理，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的计算。在此基础上，从生态足迹计算过程中化石能源的处理和“利息”的处理两个角度评价了生态足迹方法的局限性。同时从贸易的处理缺乏可持续性基础，忽视国家和区域尺度上空间地理情况的差异，忽视人类社会对自然资产“利息”流的积累和储存，忽视自然资产存量的状况四个角度，分析了生态足迹在不同尺度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通过将生态足迹分析还原到IPAT等式，并从热力学和生态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现有生态足迹分析政策建议少并且雷同、及其政策建议缺乏可操作性的实质价值的原因。     

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研究

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是主体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主要体现为清洁生产、能源节约、生态设计、可持续的消费和环境友好的废物管理等方面的义务要求.环境外部性理论和环境法基本原则为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的主要内容是制定并监督实施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基本法律、政策、标准和要求等.企业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主要是采用无毒、易降解、资源和能源消耗少、耐用、便于回收和再生利用的环境友好产品设计和生产技术等.消费者的循环经济法律赍任是:通过支付价格为产品的环境影响承担经济责任.同时对责任配置的规则、延伸生产者责任的合理性与限度进行了探讨,主张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律责任设计应重视成本收益分析、考虑具体国情,实行强制与经济激励并重.     

生态食品:消费者的偏好选择及影响因素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与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也使得生态食品逐步为消费者所认可,并引发广大学者的研究兴趣。该文基于山东省济南等城市827个消费者样本数据,以有机蔬菜为例,构建多重选择的综合评价指数研究消费者对生态食品不同价值属性的偏好选择,进而采用列联表分析及卡方检验筛选影响消费者偏好选择的关键因素,并运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这些因素对消费者偏好选择的影响程度及显著水平。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低药残"等食品安全价值属性和"美味"等享乐价值属性普遍较为偏好,而对"低污染"等生态价值属性的重要性评价则相对较低。年龄、受教育年限及对有机蔬菜的认知与信任等显著影响着消费者的偏好选择。政府应致力于提升消费者对有机蔬菜生态价值属性的认知与偏好,企业应针对不同顾客群,进行准确市场定位,实施差异化营销战略。     

考虑碳税和产品绿色度的闭环供应链网络Nash博弈均衡模型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逐渐加剧和部分资源日渐枯竭,减少碳排放并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多数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了多种形式的限制措施,其中碳税是较为常见的政府政策。考虑到制造企业的生产与再制造活动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为应对碳税政策,制造商可对产品进行低碳技术投资来提升产品的绿色度水平。通常产品绿色度水平越高,则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越低。故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在增加的投资额与降低的碳排放量之间进行权衡,进而得出最优的生产/再制造与定价策略是其面临的重要决策问题。本文以变分不等式、互补理论和拉格朗日对偶理论为基础,在考虑闭环供应链网络同类成员竞争的基础上,结合制造商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的绿色度决策,在政府碳税和补贴政策下建立了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结合变分不等式的修正投影收缩算法,设计了模型求解程序。在数值算例中,分析了政府碳税和补贴、回收比例因子以及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变化对产品绿色度决策、产量与价格决策以及企业利润的影响,进而给出相应的管理学启示。结果表明:政府一方面需合理选择补贴力度,补贴过低无法充分发挥该机制的作用,而补贴过高又影响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企业将回收比例设置在合理区间内,具体应结合再制造成本节约水平与产品的绿色度水平综合选取。碳税机制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碳减排机制,可促使企业选择低碳生产技术减少碳排放量并使利润略有增加。尽管制造商利润随消费者低碳意识的提高而略有改善,但其更应依靠政府等外部力量来提升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意识。本文所得结论对低碳供应链研究和政府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异质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工具优化及其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客观分析政策工具组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异质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差异化影响,有针对性地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对探索可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具有重要价值。以“十三五”期间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区域禀赋和生态产品属性双重异质性视角下,基于公共产品理论,探究公共性生态产品和经营性生态产品分别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地区、生态发展滞后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双重滞后地区的价值实现路径。结果表明:①单一条件变量不构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多元政策工具组合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力保障。②组态分析的中间解显示,存在6条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7条经营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③区域禀赋的差异会导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差异。④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条件,属于实践中重要的政策工具。为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制定要考虑区域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加快推动生态数字化发展,实现对生态产品的精准识别和动态监测,完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体系,鼓励和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培育高质量发展绿色增长点,保障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促进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增效。     

水库型旅游地生态安全时空分异及其关键影响因子分析 ——以溧阳市天目湖为例

根据系统论、环境价值论和人地关系理论构建水库型旅游地生态安全“压力-状态-响应”评价模型,运用模糊集对分析法定量分析2005年和2015年溧阳市天目湖的生态安全水平及其时空分异特征,并通过信息熵权探寻生态安全变化的关键影响因子。结果表明：在空间尺度上,沙河水库下游的旅游优先开发区生态安全状况较差,大溪水库周边区域生态安全状况较好。在时间尺度上,所有区域的生态安全等级都有所提升,旅游优先开发区的生态安全等级出现较大正向波动。研究表明,旅游业发展因子、人口因子和引起环境变化政策响应因子是决定天目湖生态安全的关键性因子。通过对政策、产业和人口之间的政府力、市场力和社会力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水库的作用过程分析发现,人类的环境再生产活动能够降低生态压力、提升生态响应,从而改善水库型旅游区的生态安全。 关键词： 水库型旅游地;生态安全;时空分异;影响因子;天目湖     

可追溯猪肉:信息组合与消费者支付意愿

本研究立足于消费者个体偏好差异,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设定猪肉可追溯信息的不同组合,以实证调查为手段,通过获得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偏好数据,研究消费者可追溯猪肉消费的现实需求,为政府食品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和普及可追溯食品、构建安全食品市场体系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检验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方法的差异与一致性。以此为目标本研究基于相同的样本,采用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非假想性实验法研究了无锡市143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虽然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不同实验机制下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对猪肉可追溯信息一致的偏好序,且参与者更偏好于政府认证信息、养殖信息,并在总体上对包含完整可追溯信息的猪后腿肉具有较高支付意愿。因此,政府在建设肉类制品可追溯肉体系中应该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引入政府监督机制,保障可追溯信息的真实性,规范可追溯食品认证机制,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信任,促进可追溯食品持续发展;引导生产者设置可追溯的养殖信息,从源头环节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既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又可追溯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的责任;同时应对生产者实施必要的政策补贴,确保具有可追溯信息的猪肉价格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注重引导支持生产者生产多信息组合的可追溯猪肉,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最终促进安全食品市场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     

异质性视角下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与征税政策比较

引导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和效果比较。通过限定政策实施对象为消费者群体,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维度的异质性,考察补贴和征税两类经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进而在更吻合现实的过半数规则场景下,讨论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与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补贴和征税两类政策工具都可以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最大化总的社会福利;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高耗能产品征收税费。在高耗能产品消费者占多数比例的状况下,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和高耗能产品的税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收入异质性以及绿色产品社会收益的相对大小。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高;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小时,针对高耗能产品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低。与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政策选择不同,过半数规则下,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更为宽松或更为严格的政策工具倾向。由于消费者收入异质性在政策工具倾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补贴融资的资金来源、税收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绿色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继而,针对消费者不同政策倾向的具体条件差异,从完善经济政策,发挥政策调控有力导向作用、考虑产品特征,增强社会公众福利与获得感、改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产品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