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阿:旅游业、人口迁徙及生态系统转化

本文是根据一个较大的案例研究结果编写而成的.该研究调查了旅游和其它的人口流动在造成印度果阿地区沿岸生态系统变化中的作用.特别重点研究了当地被称为"克赞"(khazan)土地和沙丘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及如何被转化来适应旅游者和旅游业的需要.本文还评估了不同形式的旅游业对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不仅仅只是人口流动,而且还有人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变化.这意味着有些情况下土地覆盖变化没有像土地利用变化那样大,其它情况下土地覆盖的变化则十分巨大.影响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因素还有立法、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别是财产权的变化.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科斯雷岛上的人口迁徙、市场及红树林资源利用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SM)的科斯雷岛是易发生经济活动聚集的岛屿经济的典型.家庭平均人口多,可居住土地面积小,经济活动有限,家庭依赖自然资源作为燃料和食物的程度高.我们分析了经济活动聚集--及其通过贸易和人口迁徙得到缓和--是如何影响红树林资源利用的.对1996年和2000年的家庭调查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尽管美国援助和公营部门就业机会的减少,家庭对红树林资源的平均消费并未增加,人口迁徙和汇款收入使得人们可能通过购买进口燃料和建筑材料来取代红树林木材.尽管人们的偏爱发生了变化,重点转向对进口品的消费,人口增长以及美国经济援助的进一步减少将可能造成对红树林和高地木材的总需求上升.此外,持续的移民出境现象,可能会加速锯缘青蟹向岛外科斯雷人居住地的出口.     

印度尼西亚沿海村庄中的人口迁徙和捕捞活动

东南亚的沿海生态系统正处于来自局部和全球变化增长的压力下.本文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米纳哈萨区沿海村庄中的人口迁徒和海洋资源利用情况.原始数据是通过对村庄领导人、重点人群的采访以及600个捕鱼家庭的抽样调查收集的.在过去10年经济增长总量中至少有1/4应归功于人口迁徙.所有渔民团体都报道说近岸渔业生产力正在下降.经济计量学分析被用来研究手工捕鱼部门的周渔获量.人口迁徙状态和社会经济变量看来不产生系统的影响,而渔捞能力(劳动力、渔船及渔具),专业化程度以及村庄地处遥远被认为确实与周渔获量大小有关系.     

我国城市新冠肺炎发病率的地理分布格局:人口迁徙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我国城市系统面临严峻挑战.认识城市尺度新冠肺炎发病率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可以为面向公共卫生安全的城市发展提供参考.以我国282个城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2020年1月1日—3月5日我国城市人口迁徙与社会经济因素对新冠肺炎发病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解释力（整体R2=0.40）显著高于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模型（整体R2=0.02）.②武汉迁入率较大地增加了武汉周边城市的新冠肺炎发病率,该效应随着与武汉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空间衰减特征,东北和西南部分地区除外.③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东南经济较发达地区对新冠肺炎发病率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④人均绿地面积和人均医务人员数量指标的提升仅在全国少部分地区显示出积极作用,其中不包括武汉周边城市.相反,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对于武汉周边地区新冠肺炎发病率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显示,我国城市的新冠肺炎发病率及其与人口迁徙/城市社会经济指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模式,其中来自武汉的人口流入、公共财政支出和绿化水平的影响均呈现一定的空间衰减特征,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则呈现地域性依赖特征.      

浅析水资源与人口、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水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水资源问题是涉及到包括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一个复杂巨系统。在对水资源的概念及其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属性综述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水资源与水文循环、水量平衡结构、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等的相互关系,并以黄河流域水资源问题为例,说明目前阶段的水资源问题与人口、经济发展、社会与环境的联系愈加紧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水资源承载力是刻画水资源与区域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复杂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分析途径,并进一步明晰了水资源承载力的概念和研究方向。     

娱乐场所社会生活噪声影响及控制措施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场所噪声逐渐上升为城市噪声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本文将在分析娱乐场所社会生活噪声源特征和影响的基础上,以湖南省湘潭市某KTV娱乐场所为实例,研究娱乐场所社会生活噪声控制措施和对策。     

技术、知识体系、人口动态及沿海生态系统

引言 以下三篇文章分别对海岸带生态系统、人口变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对海岸带资源利用影响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综合论述.     

城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问题探讨及防治

针对城市社会噪声污染问题进行分析,总结了社会噪声所具备的特点。以娱乐噪声污染为例,总结了降低噪声对居民生活影响的措施,主要包括做好场所规划、对娱乐场所排污许可举行听证会、把好审批关,建立统一的管理机制、从技术上控制声源和噪声传播、提高监测数据的执法可行性,灵活公平执法、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相应的地方性法规等,进而为城市居民提供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     

试论移民对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以湖南省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为例

库区移民会对当地森林植被、野生动物、水土流失、水体污染和城镇环境、农村聚落环境等造成影响。为此，必须从制订环保规划、保护森林资源、防止水土失流，解决移民粮食问题等方面采取对策。     

北极苔原和森林地区的稳定性及脆弱性与社会和环境变化

北极苔原带和北方森林(北部地区)因其分布广阔并远离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及工业发展的影响,而一度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后的净土.但如今这些地区如同地球上任何别的地区一样,也正经受着环境和社会变化的影响.本文总结了北部地区在全球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并提出方案以便对导致该地区对社会和环境变化敏感的那些因子进行评价.     

自然保护区、恢复力和动态景观

在这个日益被人类活动所改变的世界里,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有恢复力的生态系统和确保生态系统产品的可持续流动以及对社会的服务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现有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不大可能结合生态系统的长期和大尺度的动态.因此,保护策略必须包括大面积的人类利用经营的土地.为了能使生态系统在大规模的自然和人为干扰之后得以重组,以生态存储形式出现的空间恢复力是必备的前提.生态存储包括那些能使生态系统得以重组的物种、相互作用和结构,它的组成部分可能出现在干扰斑块中,也可能出现在周围的景观中.现有的静态自然保护区应该由动态自然保护区加以补充,例如生态休闲地和动态演替保护区,这些都是在景观尺度上模拟自然干扰状况,进行生态系统经营的组成部分.     

社会生态回复与社会冲突:瑞典水管理制度和战略适应

处理社会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深深地有赖于自然资源用户从使人惊讶的生态事件和危机中学习并适应的能力.本文分析了为什幺学习过程受自然资源用户中间的战略行为的影响,怎样影响,并且社会冲突是怎样受到社会和生态不确定性影响的.本文的主张是自然资源用户中的社会冲突严重抑止了从社会生态系统中学习并适应的可能性.这是结合了政治学、实验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并研究了一个分析案例后得出的,该案例研究了瑞典水管理制度中复杂的社会冲突和制度变化.本文还探讨了在瑞典水管理制度中,制度背景在确定学习过程的结果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并因此突出了以前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学习过程和制度变化的较不详尽的政治方面.     

孟加拉湾:生存、可持续发展与管理问题

本文依据全球国际水域评估53号亚区--孟加拉湾的研究成果.文章介绍了该地区情况,指出孟加拉湾区的发展指标有很大的差别,生活在南亚地区的大量贫困人口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因子.文章选择了3个地理区域进行详细分析:①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加拉亚河河流系统;②马来西亚美保(Merbok)河口红树林区;③孟加拉国的萨德班斯(Sunderbans)红树林区.水资源综合管理要依靠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国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地区间相互合作,文章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还分析了马来西亚城市化和孟加拉国养虾业无序扩展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影响.要通过改进管理方法,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安全同时提高养虾业经济效益.总之,这些措施需要成为各国为实现联合国制定的世纪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组成部分.     

共同财产制度、移民和沿海生态系统

共同财产系统是调节人口变化和环境结果(尤其是在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之问关系的一种重要制度.萨尔瓦多、印度的果阿和所罗门群岛的证据显示,从人类迁移模式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是怎样通过它们对共同财产资源制度的影响而不确定地影响环境结果的.对每个案例的研究表明,这个人口统计学的现象(指迁移)不只是简单的人口增长或数目的变化,而是影响人口规模和增长率的根本性过程:也就是说,迁移和相关的社会关系产生于或者导致更多的迁移.下面三个案例的研究所分别提供的历史和文化环境显示,人口和环境之间存在非线性的联系,研究这种联系时显示,了解个人和集体是怎样深入到各种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而当评价环境政策或者分析环境退化原因时,这些社会关系是必须考虑的.     

商业投资与社会责任

沪深两市交易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沪深两市总市值已达18.53万亿元,共有近千家上市公司,开户数突破1亿大关。2006年年末,股市总市值为8.9404万亿元,当年GDP为20.94万亿元,股市总市值占GDP比重为42.69%,所占比例比2005年上升25.05个百分点。     

季铵盐抗菌剂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行为及其毒性效应

季铵盐(QACs)是一类广泛使用的阳离子杀菌剂,流感和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其使用量剧增.在其使用或使用后处理处置过程中,QACs可通过各种途径释放到环境中,在水体、沉积物和土壤等多种介质中频繁检出.QACs有较强的表面活性和非专一性的生物毒性,对生态系统构成潜在威胁.围绕QACs在环境介质中的迁移转化、生物毒性效应和细菌出现QACs抗性的主要机制等方面,系统梳理了QACs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行为及其潜在的毒性效应.结果发现好氧生物降解是QACs在环境中的主要衰减途径,降解反应以QACs不同位置C的羟基化来起始,后经过脱羧、脱甲基和β-氧化反应,最终矿化为CO₂和H₂O.环境浓度的QACs不会对生物产生致死效应,但会显著影响Daphnia magna等水生生物生长繁殖,毒性效应主要受自身结构、受试生物种类和暴露时长等因素影响.探究了QACs对Microcystis aeruginosa急性毒性的作用机制,发现QACs主要通过破坏光合系统,导致电子传递受限,构成氧化胁迫,破坏细胞膜来抑制Microcystis aeruginosa的生长. QACs在...     

青木关地下河中溶解态甾醇来源及迁移、转化特征

为阐述溶解态甾醇在地下河中的来源及迁移、转化过程和对水质状况评价,2013年7~11月在青木关地下河入口处、出露处和出口处进行定期采样,并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对样品中溶解态甾醇的组分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7~11月溶解态甾醇的平均含量变化为415~629 ng·L-1,随月份的增加地下河中溶解态甾醇的含量呈下降的趋势;从地下河入口至地下河出口溶解态甾醇的平均含量变化为724~374 ng·L-1;豆甾醇/胆固醇的平均比值变化为0.29~0.12,随地下河运移距离的增加二者的值均呈下降的趋势.成分组成上以胆固醇含量占优势,约占总含量的37.30%~94.85%,但各月组成变化较大.粪醇/胆固醇、粪醇/甾醇总量的比值均小于0.2,表明没有受到生活污水的污染,但随月份的增加二者比值大致呈增加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