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典型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做法及对我国的建议

我国已将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升到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总抓手的高度。本研究选取了伦敦、东京、纽约三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总结了国际典型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做法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城市层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提出如下建议：通过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开展区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在城市发展规划中统筹考虑不同领域主管部门职责,增强跨部门协作;进一步发展清洁公共交通体系;将绿色建筑纳入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考核体系,从建筑全生命周期推动形成绿色建筑模式;强化宣传教育,积极引导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能源转型路径研究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发展阶段针对新形势、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在这一背景下减污和降碳是彼此牵引、互相促进、有机统一的关系,需要同步推进,实现协同增效。由于CO₂与污染物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能源领域,本文提出能源领域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战场。在此基础上,从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工业部门、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六个方面提出了以全方位能源转型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和措施。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能源转型路径研究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发展阶段针对新形势、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在这一背景下减污和降碳是彼此牵引、互相促进、有机统一的关系,需要同步推进,实现协同增效。由于CO₂与污染物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能源领域,本文提出能源领域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战场。在此基础上,从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工业部门、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六个方面提出了以全方位能源转型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和措施。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有了行动指引

<正>“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能源局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减污降碳协同多元共治体系需求及构建探析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新阶段,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 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空气质量改善与碳达峰、碳中和的多目标需求,仅依靠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的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将不足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目标. 结果表明:构建“政府-科研机构-市场-社会组织”多元共治模式,通过命令控制与非命令控制的协同实现治理方式转变,从而提高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 在顶层设计层面,综合考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空气污染程度及各行业污染控制措施的不同,因地制宜的制定差异化减污降碳政策;在科学研究方面,开展学科融合、部门协作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科技研究,解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措施评估以及科技数据、资源共享和研究成果落地等问题;在市场方面,将自愿减排交易和更多高排放行业配额交易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强与排污权、用能权、绿色电力等环境权益交易之间的协同,强化市场手段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治理机制和手段方面,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纽带作用,利用数字化信息系统构建第三方环境信用平台,促进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公众等关键利益方形成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 研究表明,“政府-科研机构-市场-社会组织”多元共治模式能有效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多元共治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科研机构、市场与社会组织的作用,解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新需求.      

发挥降碳技术进步和减污管理创新在协同增效战略中的比较优势

<正>“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将减污降碳的内涵扩展为“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     

城市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分析及提升策略

城市推进减污降碳是我国现阶段实现碳达标的有效承诺,可助力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落实及进一步增强美丽中国建设。由于当前环境污染与碳排放具有高度的同源性,因而这也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根本所在,有助于同步推进,实现同频共振的效果。本文在减污降碳理论内涵研究的基础上,并以我国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9～202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来分析城市减污降碳之间协同增效的相关性,同时基于“同源共治”的思想理念,聚焦污染排放与碳排放的共生特征,从而提出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策略,以此实现绿色美丽城市的有效构建。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工业园区减污降碳路径探析

工业园区通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实现碳达峰,既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工业领域建设生态文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抓手,也是落实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推进面临的问题,探索园区减污降碳协同路径,一是以排污许可证制度为核心,开展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共享和管理;二是以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把关为抓手,严控环境准入;三是以清洁生产审核为契机,推动源头削减、生产全过程控制和提升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四是推动能源转型,优化能源消耗方式,提升能源效率;五是加强园区智慧化建设,提升能源消耗和环境治理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六是组织开展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试点示范园区建设和典型案例征集。     

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分析

我国环境污染防治面临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的新挑战,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总目标,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对因地制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以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时空特征(不包括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下同);同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碳减排与大气污染物控制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一步分析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全国、八大经济区和各省份的时空特征;并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揭示了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影响因素的空间演化规律和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2011—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缓慢增长,污染物排放当量自2014年开始明显下降;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东北、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经济区. ②2011—2019年我国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整体上明显提高,不同经济区和省份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 ③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和进出口贸易总额等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鉴于此,本文从制定差异化的减污降碳协同策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转型、加强地区和部门间的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对策建议.      

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与预测

为评估和预测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采用减排量弹性系数法评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基于STIRPAT模型预测天津市“十四五”期间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分情景预测天津市2026~2060年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大气污染当量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均为工业源;2015~2017年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范围为0.11~0.26,2013~2014年和2018~2020年天津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均小于0;天津市“十四五”期间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为0.06;各种情景下,2026~2060年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均大于0.天津市2011~2020年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波动变化,“十四五”时期或可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阶段.天津市要在2026~2060年实现较高水平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就需要合理控制城镇化率、人口总数和地区生产总值,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和高技术比重,持续降低能源强度.     

如何加强减污降碳源头防控协同增效？

<正>2020年我国作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新阶段。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具有“同根同源”的性质,还具有“同过程特性”和“排放时空一致性”等特征。其中,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利用是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最主要的排放源。为加强源头防控协同增效,更好地实现降碳、减污、     

全过程一体化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把落实“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作为总要求。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从“源头—过程—末端”全过程一体化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将降碳要求纳入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在源头防控上,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结合;在过程控制上,与清洁生产制度、排污许可制度结合;在末端治理上,与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环保激励制度结合,统筹减污与降碳的目标、政策和制度,推动构建减污降碳协同的制度体系。     

全过程一体化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把落实“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作为总要求。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从“源头—过程—末端”全过程一体化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将降碳要求纳入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在源头防控上,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结合;在过程控制上,与清洁生产制度、排污许可制度结合;在末端治理上,与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环保激励制度结合,统筹减污与降碳的目标、政策和制度,推动构建减污降碳协同的制度体系。     

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评价方法及实证研究

工业园区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集中,推动工业园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的迫切需要.本研究综合《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等文件,从产业发展、能源结构转型、循环经济、污染治理、园区运营管理等方面对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阐述.以内涵解读为基础,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和绿色园区创建指南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园区设定差异化参考值.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赋权重,归一化处理后加权得到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发展指数(IPSR),并选取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全国唯一冠有稀土专业名称的高新区,且涵盖“两高行业”)为案例园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评价指标体系能较好地反映案例园区在重点方面的工作进展情况,包头市稀土高新区近3年IPSR逐步提升,2020年得分达70.19分(理想水平为100分),进一步提升IPSR的重点在于着重打造低碳高效产业、降低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科学治污以及持续大力推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研究显示,构建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引导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分析

“双碳”战略目标下,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中国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的一项创新制度,能否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仍有待研究.基于2008~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提升了试点地区减污降碳水平.具体地,用能权交易制度使试点地区的CO₂排放量和PM_2.5浓度分别下降13.3%和3.1%,使整体减污降碳水平提高0.237个单位.机制分析发现,能源效率是用能权交易制度赋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目标强化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令人意外的是,经济增长目标并没有削弱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有效性.文章为理解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协同治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中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     

基于不同电力需求的中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

当前我国同时面临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电力部门在转型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面向不同的电力需求情景,构建低成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多目标模型,求解得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最优路径方案.结果表明,在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前提下,减污和降碳协同性较好,两者协同控制可高效助力低碳转型的实现;优化电力部门发电结构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措施,研究期火电占比不断下降,清洁电力占比超过92.5%;不同电力需求下二氧化碳和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有明显差异,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受电力需求影响最大,低电力需求、中等电力需求和高电力需求情景下峰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94.16亿、 104.09亿和107.46亿t,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同样表现出在低电力需求、中等电力需求和高电力需求情景下依次递增的趋势.电力需求的提高仅增加了电力部门内部发电结构调整的压力,未影响到其他部门的产量和活动水平,即电力需求导致的电力部门减排压力未表现出部门间传递的趋势.     

创新驱动才是实现降碳扩绿的王道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中首次着重提出,“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中国正在构建“双碳”政策体系,并已经陆续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十四五”时期控碳降碳工作正在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     

高校清洁生产审核实践

清洁生产审核是高校实现清洁生产的前提。以北京某高校的清洁生产审核为例,对耗能大、产污排污量大的高校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进行分析,挖掘高校"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潜力,同时提出符合学校实际的清洁生产方案,对高校实现清洁生产、降低运行成本提供参考。     

基于STIRPAT模型天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多维度分析

基于STIRPAT模型,从排放总量、减排量和协同效应系数这3个维度定量分析了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天津市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均为工业源,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84;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地区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影响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重要因素;天津市2011年和2012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分别为0.18和0.17;2013~2014年和2018~2023年大气污染物减排且温室气体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均小于0,减污降碳不具有协同效应;2015~2017年和2024~2060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同时减排,协同效应系数范围为2.74~8.76.天津市具备在2024年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阶段的条件,天津市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最关键的是严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推动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合理控制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和地区生产总值.     

浙江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的建设探索

<正>“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浙江省先行先试，积极开展减污降碳协同探索实践，全面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建设。一、创新区建设背景（一）现实需求浙江省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国东南沿海，总面积10.55万平方千米，全省常住人口为6540万人，2021年生产总值（GDP）为7.35万亿元。浙江是经济大省，同时也是能源消费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