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与能源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城市节能降碳工作迫在眉睫.为缓解城市能源危机,对城市的能源消费和能源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本文运用基于能值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天津市2000-2008年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进行时间序列的测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市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9年间,天津市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承载力缓慢增长,从2000年的0.109 hun2/人增加到2008年的0.234hm2/人,而能值生态足迹增长迅速,从0.357 hm2/人增加到0.491hm2/人,人均生态赤字从0.248 hm2/人扩大到0.257 hm2/人,万元GDP生态足迹从0.210 hm2/人下降到0.091 hm2/人.随着天津市能源消费的增加,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从2000年的2.828t/人增加到2008年的3.971 t/人,碳排放强度从1.664 t/万元降低到0.735t/万元.表明天津市在近9年的发展中,能源消费已经远超过承载力水平,碳排放量不断增加,能源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已经威胁着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针对天津市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和碳排放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能源可持续消费模式形成的对策措施,包括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降低能源强度、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可再生能源利用等.     

近十年福建省旅游碳足迹的测评

利用旅游碳足迹综合模型(模型Ⅰ)和行业模型(模型Ⅱ)对2000—2010年福建省各年的旅游业碳足迹总量和行业碳足迹量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模型Ⅰ与模型Ⅱ计算的2010年福建省旅游碳足迹总量分别为904.51万t和893.83万t,平均值分别为76.75kg/人次和75.84 kg/人次,二者结果相近,测算得旅游碳排放强度为615.77 kg/千美元,与相关研究结果相近;2)近十年福建省总旅游碳足迹呈逐年递增趋势,且增幅较大,模型Ⅰ、模型Ⅱ测算分别增长280%和610%,人均旅游碳足迹的增长趋势相对平缓,入境旅游碳足迹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23.6%降至2010年的17.3%,但入境游客的人均碳足迹是国内游客的654%(2010年);3)2010年福建省旅游行业碳排放量从高到低为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游览、旅游娱乐,旅游交通是影响福建省旅游业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其碳足迹占全省总量的72.0%,是福建省旅游业减排的关键行业。     

中国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碳排放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其空间格局变化,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居民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域的碳排放空间依赖作用较为显著;居民消费水平、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碳排放强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居民人均直接生活能耗碳排放量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家庭规模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呈现较强的负向抑制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在碳排放方面凸显为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差异,并在集聚格局上表现出多种类型。     

集成系统动力学和清单算法的能源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影响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能源消费结构变革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利用清单算法对四川省7大部门15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特征开展分析以明确关键排放源,基于系统动力学动态仿真优势搭建预测模型,结合自然演变规律和政策规划目标科学研判四川省“十四五”时期能源消费碳排放轨迹,并兼具省域全局和关键部门双重视角探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低碳路径。结果表明：(1)工业是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核心部门,交通运输业、居民生活的碳贡献也不容忽视。(2)四川省“以煤为主、油气相辅”的消费结构决定了煤品碳排放主导地位,各部门差异化运行机制导致能源消费碳排放结构的异质性特征。(3)从省域全局看,政府低碳管控的“有形之手”能够显著控制碳排放水平,但实施力度不足仍将造成较高水平历史累积,在长时间跨度内影响低碳转型进程。(4)从关键部门看,工业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侧重点为原煤消费减量和整体节能降碳改造;交通运输业侧重点为运输工具装备低碳转型和清洁能源利用水平提升;居民生活侧重点为绿色出行等低碳生活方式普及。     

安徽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产业差异及预测

基于2000—2016年安徽省能源消费统计面板数据,根据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方法(LMDI)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选择Theil系数对安徽省三次产业的碳排放量进行差异性分析,采用协整方法建立碳排放与主要影响因素如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对安徽省2020年的碳排放进行动态模拟。结果表明:2000—2016年,安徽省碳排放总量上升趋势明显,从5277.24万t增加到14 107.81万t;第二产业是安徽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体,占总体的70%以上;第一产业占比最小,仅为2.88%。安徽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累计增加值合计为2 216.1万t,其中,经济增长效应的累积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贡献率为349.3%,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技术进步的累积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8.3%、-1.5%和-256.1%。2020年安徽省的总碳排放量约为1.74亿t左右,与当前减排目标仍有一定差距。综上所述,可以从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优化方面提升安徽省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增长率,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为实现城市低碳可持续发展,分析土地利用、水资源利用、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及能源消费与城市碳排放的相互反馈机制,以构建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模型.利用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构建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预测天津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分析不同因素对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量的影响,设置并对比不同综合减排方案的减排效果.结果 表明:构建的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模型有效;若系统按现有趋势发展,天津市水土资源净碳排放量在2020-2030年将保持逐年上升趋势;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加速增长能显著提高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量,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能源效率提升是实现水土资源利用减排的有效途径,产业节水发展对减少城市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作用较小,但由于水资源是城市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仍应引起足够重视;在水资源约束和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实施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综合调控方案,天津于2025年左右水土资源利用碳排放达峰.未来城市发展应主动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同时重视水资源底线的约束作用.     

我国电力能源生产与消费过程碳强度时空特征

采用IPCC碳排放数学模型,测算2001—2010年中国电力能源生产与消费环节碳排放量,研究电能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特点,为优化电力能源产品结构、制定差异化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依据。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电力能源生产与消费过程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相差不大,碳排放量以9.99%的速度逐年增长,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每年下降4.42%,"十一五"期间,碳排放强度共下降33.95%。第二,省际间电能生产与消费过程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西部省份碳排放强度普遍高于东部发达地区,西部经济发展对电能消费碳排放的依赖性强,东部地区低碳经济格局开始形成。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城市碳排放及减排潜力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为促进天津低碳经济发展,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了碳排放动力学模型,设置4种不同方案,预测了2013—2030年天津市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并探求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改善、低碳技术进步和碳汇能力增强对未来天津市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4种方案的碳排放量增长趋势逐年变缓,在综合调控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水平和碳汇能力的方案下,天津市将在2028年出现碳排放高峰,2013—2028年累计碳减排潜力为13.02亿t,其中,由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碳减排潜力为1.5亿t,由于低碳技术水平提高和碳汇能力增强所带来的减排潜力为11.52亿t。在天津市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后,结构调整、低碳技术水平和碳汇能力继续为碳减排发挥积极作用,相比于结构调整,低碳技术水平提高和碳汇能力增强的减排贡献度更高,是天津市碳减排的主要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探讨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与碳排放量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有明显的相关性(R2＝0.958 1).进一步研究认为,由于中国投资率在35%～40%以上,且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因此中国过分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以第二产业(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未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增长可转变为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制度的改进,因此,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可以在保持发展经济的同时,使碳排放强度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中国和世界典型国家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研究

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应用迪氏对数指数分解法(LMDI)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对美国、印度、日本、德国4个典型国家和中国的化石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定量分析经济增长、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人口规模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为分析家庭户数量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引入家庭户规模对模型进行修正.结果表明,全球、中国及几个典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为碳排放增长的促进因素,对全球和印度,人口效应略强;对其他几个典型国家,经济增长为主导促进因素.能源强度为碳排放增长的抑制因素,其中美国和德国强度效应较强,抵消了经济增长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对美国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增长表现为微弱的促进作用,对全球及其他几个典型国家则表现为微弱的抑制作用.修正的模型表明,居民消费模式对碳排放贡献以家庭模式为主,中国的家庭户数量效应大于人口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