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激励机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

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是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保障以绿肥应用为基础的农业环境目标实现的前提。利用湖南、江西、广西、安徽、河南5省(区)1 217户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影响逻辑和影响程度。研究显示,生态补偿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的产生。与未接受过政府生态补偿的农户相比,接受过生态补偿的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可能性增加21.8%。生态补偿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实现惯性激励:一是生态补偿→收入效应→行为惯性,二是生态补偿→环境知识→行为惯性。此外,年轻、受教育程度高、规模经营和耕地自然条件良好的主体更可能产生绿肥种植行为惯性。据此,提出以评估、重塑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为核心,通过设计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并综合考虑农户禀赋异质性的影响,构建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机制,可以改善农户绿肥种植的可持续性。     

辽西大凌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从政策、流域综合治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农民认知态度等4方面对影响大凌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分析。同时运用农户问卷调查和驱动力分析结果,选取影响耕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因子,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迭代回归分析确定影响耕地变化的主要因子,并拟合出耕地变化的最优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1987—2002年期间,农田和未利用荒地面积在不断减小,而林地、果园、草地在不断增加,但1995年后变化边际度大大减小;主成分分析表明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影响因子是农业人口(A-POP)、总人口(T-POP)、农村经济收入(TIRE)、农林牧渔收入(IAFAF)和第三产业总产值(GTI);多元迭代回归分析表明耕地面积变化的最优回归模型中主变量是农业人口(A-POP)、总人口(T-POP)、农村经济收入(TIRE),这些变量能够解释95.1%的耕地变化。     

自然保护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分别有57.7%和67.6%的受访农户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愿意继续退耕或退牧的农户分别占63.3%和57.8%。这表明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和愿意继续参与的农户占多数,但仍有不少农户持否定态度。农户生计类型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区域差异明显。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农牧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比和牧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和农业收入占比越小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建议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加强对农户生计水平和类型的考虑,将生态补偿政策与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从而实现转变生计和保护生态的双赢。     

太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产排污系数测算

选取太湖流域典型地区9户农户(高、中、低收入水平各3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现场监测及入户调查的方法对农户生活污水各类污染物产排污系数进行系统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对农户总生活污水中TN、NH4+-N、TP产污系数无显著影响,但对污水量、COD产污系数及总生活污水中各类污染物排污系数影响显著,均表现为高收入农户中收入农户低收入农户。厕所污水对污水污染总负荷贡献率极高,COD占67%以上,TN、NH4+-N、TP占84%以上,因此,厕所污水的利用与处理率是影响污染物排污系数的主导因素,而农业收入水平及化粪池类型则对这2种因素影响显著。     

基于重金属污染的耕地生态承载力改进模型研究

将耕地重金属污染引入耕地生态足迹研究中,对传统耕地生态承载力模型进行了改进,并以江苏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运用改进的生态承载力模型计算所得2005年江苏省人均耕地生态承载力为0.127 hm2,比传统模型计算结果0.134 hm2小;人均耕地生态赤字为0.067 hm2,比传统模型计算结果0.060 hm2大;耕地生态可持续指数为0.39,比传统模型计算结果0.41小,但2种模型计算方式下耕地利用均属于弱不可持续状态.与传统模型计算结果相比,改进模型所得结果能够反映江苏省耕地利用的实际情况,以及重金属污染对江苏耕地可持续利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农户地膜回收决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云南省9个典型农业县的调查数据

地膜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但长期以来重使用、轻回收,造成我国部分地区地膜残留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利用云南省9个典型农业县(区)入户调查获得的963份问卷数据,从认知因素和经济因素2个方面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农户地膜回收决策影响因素,并分析认知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主要来源。结果表明:(1)认知因素和经济因素均显著影响农户地膜回收决策,经济因素对农户地膜回收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2)农户年龄、政府宣传、农户对残膜污染的直接认知、家庭经济状况和政策支持对农户地膜回收决策起正向促进作用;家庭农业从业劳动力人数对农户地膜回收决策起负向促进作用;农户个体特征中性别和文化程度对地膜回收决策的影响不显著。(3)政府宣传和政策支持在农户地膜回收决策中起到关键影响作用。     

黄河流域典型县域生境质量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探索黄河流域山东段县域生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以便从县域尺度为地方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基于2000、2010和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采用InVEST模型解析生境质量的时空分布格局与演变特征,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对其空间分异特征进行探测,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社会、经济与自然影响因素在空间维度上对生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黄河流域山东段平均生境质量指数为0.448,空间上表现出中段、上段低和下段高的分布格局,生境质量整体呈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下降趋势,中段生境质量下降趋势最为显著;(2)生境质量变化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集聚性特征,会受到邻近区域的影响,且总体集聚态势不断增强,高-高型集聚区面积明显大于低-低型集聚区,在流域下段范围连片分布;(3)土地开发强度是影响生境质量时空分布的首要因素,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NDVI对生境质量有重要影响,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共同影响生境质量时空变化,GWR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生境质量具有空间差异性。识别这些时空差异对推动该区域生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GWR的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驱动因素时空演变研究

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揭示中国30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2011—2014年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受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城镇化率、老龄化率、受教育程度各驱动因素作用的空间差异性。通过研究各省市生活能源消费的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布状态,为国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生活节能目标和寻找多元化的节能途径提供有益参考。结果表明: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城镇化及受教育程度对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产生正向作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及老龄化率对人均生活能源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且生活能源消费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表现为:受教育程度城镇化率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老龄化率。因此,政府在进行政策制定时,需根据各影响因素的驱动作用及其空间差异,针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别化的能源政策,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城镇化中能源回弹效应的消极影响,引导和激励居民绿色能源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生活节能的压力。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贵州省仁怀市可持续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仁怀市生态承载力变化特征,筛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了2010—2018年贵州仁怀市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及生态盈亏,同时选择生态足迹指数、生态压力指数、生态协调系数和万元GDP生态足迹4项指数和6项因子对仁怀市可持续发展状况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8年仁怀市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呈先降后升趋势,人均生态足迹由1.5 hm~2·人~(-1)升至1.8 hm~2·人~(-1),增幅为20%,人均生态承载力由0.94 hm~2·人~(-1)升至1.08 hm~2·人~(-1),增幅为14.89%;仁怀市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分别以耕地和林地贡献为主,分别占人均生态足迹的81%和人均生态承载力的79%;仁怀市生态足迹指数为-76.96%～-59.22%,生态压力指数为1.59～1.77,生态足迹指数和生态压力指数分别处于第3和第5等级,区域可持续发展存在挑战;仁怀市生态足迹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人口数量、特色产业、污染排放等。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仁怀市特色产业发展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同类型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生计资本能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吗?

农田土壤生态保护是从源头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基于2017年湖北省998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探讨了在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2)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起步期农户,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和空巢期农户更有可能施用有机肥;(3)就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而言,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影响的主要是抚养期农户,物质资本影响的主要是负担期和空巢期农户,社会资本影响的主要是抚养期、负担期和稳定期农户,而人力资本仅对负担期和赡养期农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针对不同类型农户提出相关建议,促使农户施用有机肥进行农业绿色生产。     

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条件估值法研究——以广西大环江流域为例

运用条件估值法,于2015年8月对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地区农户受偿意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对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的参与意愿与投标额度(设计补偿标准)、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受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下限为12 630.75元·hm~(-2)·a~(-1),该测算值可为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认为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其配套生态补偿项目应首先选择耕地面积较大且污染较明显地区作为项目选址。建议在今后的生态补偿研究中注意补偿标准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并制定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耕地细碎化和劳动力老龄化对水稻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

化肥过量施用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中较普遍现象,且小农家庭经营仍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因此,探究小农户化肥过量施用行为内在机理,是中国农业实现化肥减量增效政策调控的焦点。基于湖北东南地区775份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耕地细碎化和劳动力老龄化对水稻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耕地细碎化和劳动力老龄化对化肥施用强度呈显著正向影响,且耕地细碎化对化肥施用强度的正向影响远大于劳动力老龄化;(2)耕地细碎化和劳动力老龄化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受地貌类型制约,其中,耕地细碎化对低山丘陵区化肥施用强度的正向影响远大于岗地平原区,而劳动力老龄化对低山丘陵区化肥施用强度的正向影响略大于岗地平原区;(3)耕地质量等级和水稻种植规模对化肥施用强度呈显著负向影响,而稻谷商品化率对化肥施用强度呈显著正向影响。     

中国私家车碳排放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ESDA-GWR分析

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对2012年全国31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私家车碳排放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趋势、空间异质性和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城市私家车碳排放空间分异显著,碳排放总量呈现中部东部西部、中部北方南方的变化趋势,人均碳排放量表现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态势,地均碳排放量则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态势。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对私家车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且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经度或纬度地带性规律。     

福建省县域森林损失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森林是陆地生物圈重要的生态资源,厘清区域长期森林损失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对森林资源保护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球森林变化(Global Forest Change)数据集,利用ArcGIS 10.8空间分析技术,对2001—2019年福建省58个县域森林损失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县域森林损失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2001—2019年福建省县域森林损失率呈波动上升的基本态势,森林损失面积累计达112.89万hm²,森林损失情况可划分为显著上升阶段、先降后升阶段和显著下降阶段。(2)整体上,福建省县域森林损失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特征,相邻区域森林损失率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而其空间集聚效应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基本态势。(3)城镇化率、人均GDP、公路通车里程、人口密度和木材产量对福建省县域森林损失均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该研究有效揭示了福建省县域森林损失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可为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边疆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态度分析

基于内蒙古边疆牧区9个典型牧业旗县获取的449个牧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类型样本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现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持肯定态度并愿意继续参与的牧户占比更大,不同类型牧户补奖态度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由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禁牧型牧户的放牧行为限制较多,对牧户家庭收入、家庭成员就业以及社会保障带来较大消极影响,该类牧户对现行补奖政策的接受度较低。草畜平衡型牧户对草场的依赖程度与禁牧型牧户相比有所减轻,牧户对于补奖标准的公平性评价越高,牧户拥有的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生计多样性指数越大,牧户越愿意继续参与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因此,建议健全牧户补奖参与机制,多措并举提升牧户畜牧业收入和非牧收入,完善补奖配套机制以提升禁牧户福利水平。     

湿地保护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准确评估生态环境保护对居民生计结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模型,构建湿地保护背景下农户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利用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生计结果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收入的直接效应为负,并通过“湿地保护-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家庭收入”链条产生正向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效应低于直接影响效应,因此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收入的总效应显著为负。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和主观福祉的直接效应均为正,并通过“湿地保护-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家庭减贫/主观福祉”链条产生正向间接影响,因此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和主观福祉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相较部分退耕农户样本,湿地保护对生计结果的影响效应和显著性在全部退耕农户样本中表现更明显。基于此,针对农户生计选择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增强湿地保护政策与当地居民生计发展的结合力度,有效促进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积极推广经济林木种植和生态养殖业,推动集约化发展,促进农业转型;合理规划和发展生态旅游,鼓励外出务工,引入生态产...     

桂西北喀斯特区可持续发展现状评价与趋势预测

以广西河池市为例,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定量分析,应用GM(1,1)模型对区域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进行趋势预测.结果表明:该区1985-2006年人均生态足迹持续上升,增加近2倍,而人均生态承载力逐步下降,降幅达12.6%,由生态盈余转变为生态赤字,呈不可持续发展状态;1990-2001年人均生态足迹变化幅度最大,达120.76%,但2001年后趋于缓和;对生态足迹构成的分析表明,耕地和草地消耗最大,草地足迹正向变化最为剧烈,所占生态足迹构成比例由12.88%增至30.12%;对河池市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的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未来9a人均生态足迹仍继续上升,生态赤字将相应进一步扩大.     

内在感知、外部环境对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

作为化肥施用的决策主体,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决策和采纳程度受内在感知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系统分析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对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户680份实地调研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模型实证分析了内在感知和外部环境对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决策和采纳程度的影响及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绿色施肥技术的采纳决策存在“高意愿、低行动”现象,且平均采纳程度不高;(2)技术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经济价值对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明显大于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3)表征外部环境的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决策,生态补偿对其采纳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为激励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加大绿色施肥技术的宣传教育,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户采纳绿色施肥技术的内在动力。     

喀斯特地区不同地貌下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子评估:以贵州花江、撒拉溪研究区为例

基于558份农户调查问卷和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脆弱性评估模型,识别不同喀斯特地貌背景下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喀斯特地貌背景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趋同性。(2)从不同喀斯特地貌区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和逆向海拔梯度性,花江高原峡谷区的生计脆弱性明显高于撒拉溪高原山地区,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受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风险影响,具有极弱的风险抵御能力。(3)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撒拉溪高原山地区农户的金融资本都具有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作用,而自然和社会的资本风险增加了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人力与物质的资本风险则增加了撒拉溪高原山地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环境和生计胁迫下,保障金融资本、提高教育水平、扶持生计多样化经营活动和完善社会网络结构是这2类区域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向。     

基于条件估值法(CVM)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补偿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有效环境政策。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绩效与可持续性。在调查盐城潮滩湿地生态环境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对保护区周边125个农户进行调查,基于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估算其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选择农户的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基本社会经济特征,以农户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和生态补偿态度为自变量,以农户受偿意愿为因变量,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当地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保护区周边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认知和意识;有88%的农户选择非零补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7 727. 7元·hm-2·a-1。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拥有的耕地面积和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年龄越大,其受偿意愿相对降低;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受偿意愿就越大;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越高,生态补偿意愿就越强。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科学支持,也可为其他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