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研究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经济和生态的矛盾日益突出。选择关中-天水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变异系数的协调函数模型对其人口-经济-生态协调度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1999—2008年,关中-天水经济区各地市人口-经济-生态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总体由失调状态转向勉强协调,其中天水市呈直线上升趋势,咸阳、宝鸡、铜川3市的协调度在波动中有所增加,西安市变化幅度不大;2）人口、经济、生态3个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变化,西安市生态子系统协调度的下降,制约了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3）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为关中-天水经济区中部地市的协调度较高,渭南和天水市的协调度始终处于该地区的较低水平。     

半城市化区域能源-经济-环境关系分析

高效、经济、洁净的能源保障是半城市化地区向城市化推进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经济、环境三者的协调作用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保障半城市化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基于厦门市集美区半城市化的特点,分析了该区域能源-经济-环境(3E)之间的关系,揭示3E关系瓶颈产生的原因,旨在为构建半城市化区域可持续发展的3E系统提供帮助.分析结果表明,粗放型的能源利用方式、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忽视能源的集约利用以及环保意识薄弱是制约集美区3E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和经济结构体系以及加强环境保护意识都将是构建集美区和谐3E系统的有效途径.     

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测定——以陕西省为例

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本文采用2008年陕西省10市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陕西省十市区2008年资源、环境和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并通过隶属函数测算资源、环境和经济三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值,分析了陕西省各市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宝鸡、咸阳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最高;西安、延安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但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度最低;榆林经济发展水平较好,资源、环境和经济也在向协调方向发展;汉中、安康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比较低,但资源、环境和经济基本协调发展;铜川、渭南、商洛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也比较低。陕西省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待提高。     

快速城市化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动态评价--以深圳宝安区为例

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性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目前,协调评价在应用方面多集中于现状评价和短期动态分析,关注城市化长期进程的案例较少,且研究尺度多数是城市及以上水平,对于行政区及更小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以典型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城区——深圳市宝安区为例,选取与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的9个指标,建立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计算协调发展度,对1994─2012年宝安区的经济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协调性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年间,宝安区经济社会综合指数大致呈逐年升高趋势,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先稳定升高后大幅下降再持续升高最后略有降低,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经济滞后-环境经济同步-环境滞后的转变,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特征。可将1994─2012年分成3个阶段：城市化初期（1994─2000年间）,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从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城市化中期（2001─2006年间）,协调发展度大幅下降,从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勉强协调（2006年）;城市化后期（2007─2012年间）,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的变化。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度的变化特征与其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历程关系密切。研究成果可为城区可持续发展决策、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也可为其他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制度-技术-资源协同影响生态经济的效果分析

生态经济是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生态经济学原理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资源的潜力,建设体制合理与社会和谐环境的经济形态。生态经济的以资源为基础,以政策与制度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支撑,是制度、技术、资源等重要影响变量协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技术创新、资源利用三者共同作用于生态经济运行过程都呈现出了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将制度、技术、资源分别视为生态经济系统的高层、中层和低层子系统,以逻辑斯蒂（Logistic）曲线为基础,建构了生态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最后以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了制度、技术、资源与生态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贯彻、和谐社会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     

快速城市化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动态评价——以深圳宝安区为例

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性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目前,协调评价在应用方面多集中于现状评价和短期动态分析,关注城市化长期进程的案例较少,且研究尺度多数是城市及以上水平,对于行政区及更小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以典型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城区——深圳市宝安区为例,选取与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的9个指标,建立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计算协调发展度,对1994─2012年宝安区的经济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协调性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年间,宝安区经济社会综合指数大致呈逐年升高趋势,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先稳定升高后大幅下降再持续升高最后略有降低,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经济滞后-环境经济同步-环境滞后的转变,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特征。可将1994─2012年分成3个阶段:城市化初期(1994─2000年间),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从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城市化中期(2001─2006年间),协调发展度大幅下降,从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勉强协调(2006年);城市化后期(2007─2012年间),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的变化。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度的变化特征与其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历程关系密切。研究成果可为城区可持续发展决策、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也可为其他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发展研究综述

国外不乏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双向作用关系、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等研究,但由于城镇化进程和国情不同,国外鲜见快速城镇化地区的研究。快速城镇化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活跃的地带,又是矛盾多发、尖锐的地区,存在生态、环境、经济诸多问题。有必要梳理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发展的文献,查找研究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贯彻生态文明,指导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质量提升。当前快速城镇化地区的研究梳理为3个方面:其一,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区位布局层面快速城镇化地区内涵外延界定,其存在的区内生态、环境、经济问题、以及区际矛盾;其二,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维度、环境维度、经济维度等单一维度、某一方面的研究;其三,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多要素、多维度间耦合关联与协同发展的研究。总结出当前研究存在的3个不足:即单维度研究多、两维度次之,多维度、系统性、多学科研究缺乏;结构、功能构成论研究多,耦合生成内在机理研究少;东部发达地区研究多,中西部加速城镇化地区研究少。基于此,提出了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研究努力方向,应针对微观、中观、宏观不同区域层次界定和研究快速城镇化地区;研究重点由单纯注重东部地区状态分析和问题验证,转向东部地区经验借鉴和中西部地区过程监督、指导并重。研究视角上综合运用经济学、系统学、地理学等多科学知识和方法;研究主要内容从生态、环境、经济系统构成论走向生成论。借鉴一般性区域生态-环境-经济耦合模式和耦合协同量化测度方法。注重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对接,实现农户、企业、政府等主体,产业、生态、环境等政策,科技、制度、信息等要素,土地、规划、建设等管理部门的协同。     

城市环境影响模拟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已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对城市环境影响的模拟研究是确定合理的城市发展规模和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以采取措施从源头控制环境质量的恶化。城市环境属于复合多动态系统,传统的一些方法可以实现城市环境影响的模拟预测,但参数调控方面的功能较不完善。文章将基于信息反馈控制理论的系统动力学引入城市环境影响模拟中,构建城市环境、社会、经济之间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调整环保投入、科技投入、经济增长速率以及单位能耗等系统变量,对武汉市未来发展的主要污染物（SO2、COD）排放量和主要资源消耗量（能源、水）等进行了四种情景动态模拟。结果表明：（1）系统动力学适合于研究复杂系统行为,具有较强的模拟和调控能力,同时可以避免繁琐的计算和信息成本高等缺点;（2）＂两型＂发展模式（Ⅳ）下的资源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量明显低于其它3种情景,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武汉市污染物削减、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繁重,开发新的替代能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仍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城市生态工业系统模拟、优化调控方法研究

工业化是城市实现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经阶段,但面临着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生态工业是实现生产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良性循环的有效模式。文章在依据工业生态学原理对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玉米、汽车零部件产业链进行规划基础上,采用系统动力学vensim模型进行模拟与优化调控。最后结合灰色系统方法完成系统多种替代方案的多级评价,促进以工业代谢过程为核心的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影响最小化。结果表明,所建立的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工业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可对其结构、功能进行分析,确定不同子系统间的动态作用关系,并得到不同规划方案时变条件下的发展结果。结合灰色聚类评估能够定量地反映系统在不同发展战略下的行为,并确定最优方案,具有较强可操作性。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现状较好,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环境压力将加大,就此问题提出相应环境影响减缓和保护措施。     

资源禀赋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

资源禀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稳态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现今中国乃至世界得到了广泛关注。由于长期以来,资源禀赋受到人类经济活动的极大影响和干扰,资源禀赋的流动和利用受到市场运行机制的控制,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各个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首先基于对资源禀赋有关定义的理解,列举分析了资源禀赋消耗的时空差异,并且指出传统市场经济体制对资源禀赋的作用与影响以及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系。考虑到资源禀赋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针对区域间经济活动影响资源分配、利用效率等问题,文章提出:1)运用系统生态学视角重新考虑与评估经济活动所造成的严峻生态环境形势;2)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多重发展目标,建立合理的资源开发与分配政策目标;3)实施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禀赋合理利用效率;4)通过多角度、系统化评价方法,开展资源禀赋形成、组成及价值核算等相关研究;5)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资源禀赋消耗的约束性指标。从以上5个方面出发,提出了在生态文明的起点下有效促进资源禀赋合理开发利用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奶牛-沼气-牧草"循环型农业系统的能值分析

为探讨奶牛-沼气-牧草循环型农业模式(模式Ⅰ)的结构功能和生态经济效益,应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并与单一奶牛养殖模式(模式Ⅱ)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模式Ⅰ的净能值产出率(4.06)比模式Ⅱ(4.13)低;模式Ⅰ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标值为10.27,模式Ⅱ为9.57,模式Ⅰ具有更高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模式Ⅰ的环境负载率(0.11)低于模式Ⅱ(0.12),并且模式Ⅱ能值废弃率为21.72%,模式Ⅰ为0,因此模式Ⅰ对环境的压力小;模式Ⅰ产出能值反馈率达到30.63%,系统自组织能力强。模式Ⅰ的净效益是模式Ⅱ的1.13倍,但产投比是模式Ⅱ的97.64%。以能值-货币价值计算的生态经济效益分析结果与实际经济效益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模式Ⅰ具有环境压力小、自组织能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特征,但仍需进一步优化系统内部结构,提高生产效率。     

日照阳光生态市建设框架

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通过系统辨识、系统模拟、系统分析和系统设计,找出了日照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利导因子、限制因子和存在问题,弄清了复合生态系统的功能和过程,提出了日照市人口、资源、环境与产业的发展战略。     

2015—2021年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物的时空变化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环境也面临着挑战。在过去一段时间,全国城市普遍受到空气污染的严重影响,尤其是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PM)污染和近期的臭氧(O₃)污染。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发展的关键板块,其环境问题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本文中,我们系统地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六种空气污染物(CO、NO₂、O₃、PM₁₀、PM_2.5和SO₂)的时空变化特征。在2015—2021年,京津冀地区的CO、PM₁₀、PM_2.5和SO₂年浓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平均浓度分别降低0.11 mg/m³、7.7 mg/m³、5.4 mg/m³和4.2 mg/m³,而NO₂和O_3-8h年平均浓度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其中京津冀中南部地区SO₂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测定——以重庆市为例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采用1996-2006年重庆市人口、环境与经济的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计算了重庆市1996年以来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三个系统间的协调度值。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     

石家庄市经济-交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研究

河北省石家庄市空气污染较为突出,研究其经济-交通-环境3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方法,对2000—2016年石家庄经济-交通-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和各系统之间演化方向、演化速率的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6年石家庄经济-交通-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指数由0.42增至0.77,表明研究期该区域3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逐步改善。从发展水平看,环境系统(0.53)交通系统(0.39)经济系统(0.35)。从演化方向看,经济与交通系统的发展趋势差异逐步缩小,经济与环境演化趋势差异逐步增大,交通与环境演化趋势差异缩小。从演化速率看,环境系统(0.01)经济系统(-0.04)交通系统(-0.11)。研究表明石家庄市环境质量加速改进,但经济发展、交通建设增速逐步放缓。     

“奶牛-沼气-牧草”循环型农业系统的能值分析

为探讨“奶牛-沼气-牧草”循环型农业模式（模式I）的结构功能和生态经济效益,应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并与单一奶牛养殖模式（模式Ⅱ）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模式Ⅰ的净能值产出率（4．06）比模式Ⅱ（4．13）低;模式Ⅰ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标值为10．27,模式Ⅱ为9．57,模式Ⅰ具有更高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模式Ⅰ的环境负载率（0．11）低于模式Ⅱ（0．12）,并且模式Ⅱ能值废弃率为21．72％,模式I为0,因此模式Ⅰ对环境的压力小;模式Ⅰ产出能值反馈率达到30．63％,系统自组织能力强。模式Ⅰ的净效益是模式Ⅱ的1．13倍,但产投比是模式Ⅱ的97．64％。以能值-货币价值计算的生态经济效益分析结果与实际经济效益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模式Ⅰ具有环境压力小、自组织能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特征,但仍需进一步优化系统内部结构,提高生产效率。     

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应用于广东省区域评价的分析

工业的快速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人们纷纷探讨绿色发展之路.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旨在发现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中的薄弱环节,设计评估工业的绿色发展状况的指标,引导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统一.文章借鉴脱钩理论的核心理念,分析资源环境的特征指标,利用工业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变化对工业产值的弹性脱钩值作为考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动态指标,建立包括工业资源环境压力、工业资源环境弹性脱钩和工业发展绿化度3个方面的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于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评价分析.研究表明,该指标体系对于评价工业绿色发展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结果合理、可靠.对广东各地的实证评价分析显示,广东省工业总体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高压力水平下,逐步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型.但由于各地工业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环境约束目标不同,工业绿色发展的进程也存在较大区域差异.资源环境约束严格的珠三角核心区工业绿色发展情况相对其他地区较好,属高绿化度高资源环境压力的绿色发展模式.资源环境约束较严格的粤北山区工业转型升级也有明显进展.而在资源环境约束管理不大的珠三角非核心区与粤西地区中,江门和湛江工业绿色发展相对较好,肇庆和茂名一般,惠州和阳江工业呈粗放发展,粤东地区除汕头外,工业粗放发展趋势明显.因此,各地应制定针对性措施,促进工业结构调整,限制高消耗、重污染型行业发展,加大工业污染防治力度,推进高消耗、重污染型行业的生态化转型,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加快.     

光助-过碳酸钠体系降解2-羟基-4-甲氧基二苯甲酮

有机防晒剂在废水、海水和地表水中经常检出,亟需发展新型高效的去除技术.本研究构建了以过碳酸钠(SPC)代替H_2O_2的光助均相氧化体系,并选取水体中广泛检出的2-羟基-4-甲氧基二苯甲酮(BP-3)为模型化合物,研究了该体系中的降解动力学和常见溶解性组分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单独SPC、单独UV体系,BP-3在SPC+UV体系中呈现更好的降解效率.自由基淬灭和电子自旋共振实验证实·OH是SPC+UV体系中降解BP-3的最主要活性物种.水中常见溶解性组分DOM和Br~-可淬灭体系中的·OH进而对BP-3的降解表现为抑制效应;而Cl~-在低浓度下促进BP-3降解,高浓度则抑制其降解,这和BP-3与Cl·、Cl_2·~-的反应活性差异相关.     

区域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非连续运动分析——以吉林省为例

针对区域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非连续运动特征,基于尖点突变理论构建数学模型对区域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突变过程及其响应机制进行定量描述与分析。吉林省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吉林省作为研究区域进行实例分析,能够为区域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与筛选提供技术手段和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吉林省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矿业的衰退将成为影响吉林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吉林省资源消耗总量与万元产值消耗量的突变,标志着吉林省对钢铁和水泥等大宗固体矿产的消费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受生态省建设战略影响,固体废物、SO2、粉尘的排放总量与万元产值SO2及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发生根本性转变,吉林省生态环境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环境承载力理论在北京市和房山区的应用

基于环境承载力的相关理论,建立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北京市和房山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和房山区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承载状况良好,资源环境系统存在较多问题,房山区的问题尤为突出。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提出了区域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