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资源型产业集群是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加工为主体.以资源产韭为核心的众多相互合作和竞争的企业或组织集聚在资源产地两形成的网络群体.资源型产业集群处于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本文在综合学者研究和广泛的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模型,认为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府行为、金融环境、行业技术进步、相关产业的发展变化、市场需求、对外开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以及公众意识.本文采用DEMATEL方法对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相关专家进行的问卷调查,确定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之闻的直接影响关系,在计算出各因素在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模型中的综合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可以在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政府对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促进作用.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集群内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

企业作出绿色行为决策进而实施生态化的绿色行为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走出中国式低碳之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资源型产业集群中30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辨识,并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关键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在置信水平λ=0.99下,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关键度分别为0.999 8、0.998 2、0.997 7、0.996 3和0.994 8;2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预期收益驱动与环境规制约束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两类根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约束相同,追求预期收益具有一致性,预期收益与环境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非常接近;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环境对国有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高于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中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更高。本文最后对研究的理论涵义进行了总结,并主要针对五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畜禽养殖户生态认知及行为决策研究——基于山东、安徽等6省养殖户的实地调研

食品安全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而畜禽产业中的养殖环节更是同时关系着这两个焦点问题,尤其是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不仅决定着产品质量安全,更直接影响养殖区域的生态环境,与产品安全及环境保护息息相关.本文利用山东、安徽、湖北等6省271份调查数据,从养殖户生态认知角度出发,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养殖户个人特征对其生态行为决策影响不大,而养殖户家庭年纯收入、养殖规模、是否参加养殖培训、是否进行过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以及养殖户生态认知等5个因素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提高养殖户生态认知、加大农村技术培训以及加强政府对养殖者生产行为的监管尤为重要.     

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基于心理性因素与内外因素相结合的视角对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加以梳理,发现大多数研究认为环境行为是在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下做出的契合自身实际的选择,其对改善环境状况与提升环境质量有着积极正向作用,并将环境态度/环境关心视为关键变量,以揭示实施环境行为复杂的内在过程与心理机制;大多数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某一时点的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等高级统计方法着重探究自我报告的一般意义或某类具体环境行为.其相对忽视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制度政策变化、阶层分化、地区差异、信息分割等外在结构性因素对环境心理的可能塑造及其对环境行为的动态影响,进而提出在准确厘定环境行为内涵的基础上,针对社会群体成员或社区居民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多元研究方式长期追踪收集纵向数据或资料,以及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探讨不同类别的环境行为,有助于突破既有研究的心理学局限与行为决定论桎梏,且切实反映环境行为的历时性变化与动态性影响.     

外部环境、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在要求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促使企业加强绿色管理,提高环境绩效正日益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外部环境视角,揭示影响企业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三个因素;通过对东莞家具产业127份企业样本的采集分析,提出并验证外部环境对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和技术相容性通过主动的行政管理这一部分中介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客户因素则通过完全中介变量主动的行政管理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环保法规的完善、绿色技术的兼容以及客户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对企业进行绿色管理将会产生重要影响。今后构建并且不断完善具有约束力的外部环境是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土地利用区划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土地利用区划是从区域角度观察和研究地域综合体,探讨土地利用的发展历史、现状特点、变化过程及趋势,从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生产潜力及改善土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出发,对土地的合理利用方向,包括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用地的合理分配、结构和布局形式等,在地域上进行分区。通过简要回顾国内外土地利用区划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土地利用区划研究的理论方法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今后土地利用区划研究的重点及发展方向：从自然要素向自然与人文要素有机结合方向转变;从大空间尺度向多空间尺度方向转变;从传统的区划方法向综合集成的新技术手段转变;从静态的区划研究向多要素、多过程耦合的动态区划研究方向转变。     

企业环境行为:环境政策研究的微观视角

企业环境行为是是企业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市场等方面的压力．而采取的宏观战略和制度变革、内部具体生产的调整等措施和手段．是环境政策效果的具体体现。政府、公众和市场压力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工业绿色化的初级阶段以政府压力为主。随着公众和企业更多地参与到环保行动中来．来自市场及社区的压力逐渐成为企业环境行为的主导驱动力量。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环境问题突出．必须积极开展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探求环境压力与企业环境行为转变的内在关系．找到促进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表现的最优方式，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产权性质、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政治寻租视角的分析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还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似乎都缺乏了一个重要的元素:政府行为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只是将政府作为一个仅仅取得税收收益的利益相关者纳入我们的分析范畴,忽视了不同政治体制下政府构成了企业生存重要环境的特殊事实,这样的淡化直接影响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实然理解。根植于西方社会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没有过多的考虑政府行为以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是基于其自身的制度背景与社会文化,它们是以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对经济(企业行为)干预很少,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更加贴切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使得制度环境对经济运行和企业决策有着重要影响,这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制度基础,也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公司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研究机会。本文以我国2004年-2011年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寻租理论,研究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动机。研究的结果发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寻租倾向,而由于受到二元经济体制割裂的影响,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产权联系的先天优势,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政治寻租倾向。实证研究同时也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寻租倾向越强。论文的研究构建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新的分析性框架,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     

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与企业高层访谈,通过构建企业迁移意愿指标体系,运用Logit计量模型研究了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政策、经济、战略和情感四大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中,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情感因素也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但作用力度小于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而政策因素中的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其中政府配套设施的作用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是阻碍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根据实证结果,各地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应充分考虑影响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有积极的意义;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应在提供政府配套设施、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与税收等优惠的同时,大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仅靠政策的优惠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能使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对于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