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配套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拉动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失衡的一大表现,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还受制于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本文首先探索性地构建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采用2000—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其中重点从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探讨配套产业发展的调节效应。此外,在估计过程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区域异质性,对于东、中、西部分样本还进行了分组对比考察。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工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由于配套优势,城镇化的推进更能有效地促进农村消费的提升;(3)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存在于工业化水平由最低端向中端攀升的过程中,而在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发展低效益伴随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对当地耕地的低效利用,工业发展反而削弱了城镇化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促进农村消费实现扩大内需,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要特别注重对配套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培育,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稳定就业。东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应是扶持工业最不发达区域,缩小区域之间工业发展差距,西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则在于提高工业发展的效益,引导农民工回流,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和模式。     

区域旅游业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旅游流动性视角

旅游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借鉴流体力学理论构建"旅游流动性"概念,对区域旅游流动性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其次,基于"自下而上"法,考虑区域能源结构的差异,引入修订后的综合碳排放系数测算2000—2017年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量,同时对旅游流动性与旅游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最后,以旅游流动性为核心解释变量,基于IPAT模型选择旅游者人数、旅游者人均消费支出、区域技术水平以及航空客运量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对旅游业碳排放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区域旅游流动性整体水平持续提升,省际差距明显,其均值处于235～11 695人km之间。旅游流动性的分布具备明显梯度特征,长期保持"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其高值区和中高值区逐步由东部的经济发达省区向西部及东北地区扩张演化。(2)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量从4 120.70万t增加至20 365.59万t。旅游业碳排放和旅游流动性的马太效应明显,在空间上以京沪粤、甘青宁为核心呈现"高流动高排放"、"低流动低排放"的集聚特征。(3)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核心解释变量旅游流动性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U型曲线关系;控制变量航空客运量、旅游者人数、旅游者人均消费支出的作用强度依次减小,上述变量分别增加1%将导致旅游业碳排放量各增加0.33%、0.27%和0.15%。区域技术水平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选取老龄化系数、老少比两个指标,首先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法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并按三区域进行结构分解;然后结合省际面板数据使用FGLS估计法实证检验了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各层面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地区差异明显但短期变化趋势并不稳定,呈现反复波动态势;长期来看,老龄化地区差异呈逐渐扩大趋势;2004年以后,中、西部省际间老龄化差异呈扩大趋势,东部呈收敛趋势,东部省际间差异对老龄化总体差异影响最大;总体上看,区域内老龄化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呈收敛趋势,区域内差异远大于区域间差异,这说明老龄化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引起的;人均GDP、出生率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重要两大因素;死亡率对全国层面老龄化反向影响效果显著,城市化率对中、西部层面老龄化正向影响较大,而文盲率对各层面老龄化未见反向影响效果。     

中国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准确把握交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交通运输业乃至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利用基于理想决策单元参照的交叉效率模型对中国省域交通碳排放效率进行科学测度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中国省域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期间中国省域交通碳排放效率已形成较为复杂的、多线程的网络关联关系,但其网络关联结构仍较疏松,且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等级梯度特征。(2)中国交通碳排放效率关联关系在空间上形成了以区域为边界的"条块分割",派系结构较为明显。其中,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联系较为紧密,与西部和东北地区联系一般;中部地区则主要表现出与东部和西部地区较强的连接状态,与东北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少;而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的联系较弱。(3)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天津等发达省份在交通碳排放效率关联网络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对交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性的影响显著;而黑龙江、吉林、新疆、青海等东北和西北偏远省份在网络中则处于绝对边缘位置,对交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性的影响较弱。(4)省区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交通运输强度差异和交通运输结构差异对中国省域交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节能技术水平差异则对其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交通能源结构差异和环境规制差异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其响应机制和响应效果仍有待完善和增强。     

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变化对上海市2020年低碳发展的影响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家庭消费支出模式也会发生变化,由此将引发与家庭部门相关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等变化.选取上海为案例区,开展基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变化对区域低碳发展影响的预测研究,采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预测分析了2020年上海的居民消费支出,并量化了由此引发的工业产出、贸易以及就业形势的变化,并着重分析了与之相应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变化,旨在厘清收入增加与居民消费模式变化的关系,居民消费模式变化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变化的关系.同时,设置了高、低碳情景,进一步剖析了居民消费支出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此外,还进一步模拟了上海市居民消费支出变化对中国其它地区的消费支出的变化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了在这种变化影响下的其它地区的工业产出、贸易、就业形势、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及消费模式的转变,2020年上海的总消费支出比2007年拟增长1.81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消费支出项目是交通运输及通信业;由于消费支出模式的转变,工业产出、就业、贸易量、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也呈增长的态势,分别较2007年增长1.83倍、0.17倍、2.03倍、2.63倍以及2.71倍.在有碳约束的情况下,低碳情景较之高碳情景会减少0 14％的GDP损失.同时低碳情景下将节省7.5×107t标准煤,减少38％的碳排放量.中国其它地区由于居民家庭消费模式的转变所引起的各类指标的变化趋势与上海趋同.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为了实现上海市未来区域的低碳发展,引导居民向低碳生活模式发展十分必要,政府应着重从居民绿色出行和绿色消费两方面进行倡导.     

基于城镇化的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门限效应分析

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中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和应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城镇化发展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未能将城镇化自身阶段性变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联系起来。基于此,本文以城镇化率作为门限变量,以生活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产业结构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个不同视角的门限-STIRPAT扩展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分别处于门限值(0.250、0.325和0.457)前后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当城镇化率低于0.250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呈负向弹性关系,分别为-0.688、-0.570、-0.570;当城市化率低于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负向弹性关系仍然存在,但相关关系明显减弱,能源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介于(-0.338,-0.019),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为-0.251。当城市化率超过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已逐步显现或转变为正向弹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区域城镇化发展介于(0.250,0.457]这一阶段的进程中,应把握住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效应转变之前的阶段,鼓励居民生活消费,但进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对生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当区域城镇化提升至0.457以上时,应合理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通过财政政策等对居民生活消费进行调控和引导,注重第三产业中的科技、金融等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     

中国农村居民煤炭消费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牵涉到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与能源转型、北方供暖清洁化改革、大气污染治理等重大改革实践,如何准确理解和研判现有的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现状,并进而识别出科学、有效的减煤措施,已成为改善农村居民能源结构、治理农村地区煤炭消费、改善北方地区大气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现有对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一定低估,基础性数据的匮乏与不足严重阻碍了科学研究和公共决策。为了准确了解我国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现状、特征与空间分布,本文采用第三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的煤炭消费进行了核算,并针对户均煤炭消费量和地区农村居民煤炭消费总量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还考察了气候差异、资源禀赋、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煤炭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生活用煤炭消费总量为6 585.7万tce,平均每户煤炭消费量为347.2 kgce,其中供暖用煤占比96.9%,烹饪用煤占比3.1%。各省的户均煤炭消费和煤炭消费总量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东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户均煤炭消费量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北京及周边的河北、山东、山西、内蒙、辽宁和天津7个省、市的农村居民共消费了全国55%的农村生活用煤,其中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和山西三省农村居民消费了全国46.6%的农村煤炭消费。地区煤炭资源禀赋、农村居民住房面积与供暖用煤需求显著正相关,而冬季户外温度、居民收入水平同煤炭需求之间关系不显著。未来政府应通过改善农村居民民生需求、推动农村能源转型、提高农村能源统计水平等途径来有效治理农村散煤消费。     

中国城镇化与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研究

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1996年以来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同时,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各区域城镇化水平与居民生活直接用能存在差异。本文探讨2000-2011年间城镇化进程对各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的影响规律。根据Divisia指数分解法,将居民生活直接用能变化分解为人口增长效应、城镇化率增加效应、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变化效应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变化效应。着重分析了东、中、西部区域城镇化率增加对区域生活直接用能总量变化、各类型能源品种变化的贡献及边际贡献。结果发现:12000-2011年间,城镇化进程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的贡献分别为4.2%,20.6%,4.1%,-0.01%,人口结构的变动对中部居民直接用能的拉动作用明显;2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各区域间生活直接用能贡献差别不大,其中,对东部区域增量贡献最小;3与其他区域不同,中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煤炭消费有增量贡献;东、中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油品消费增量的贡献是西部区域的3-4倍;东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电力消费增量的贡献接近0;4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油品消费增量贡献分别是中西部区域的1.9和2.3倍;对天然气和热力消费增量贡献的情况类似,均是西部区域最高,是东部和中部1.4-2.6倍。研究结论对城镇化进程下开展区域能源管理、节能减排具有指导意义。     

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从核密度图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收敛的态势;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199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含义是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支持;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则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地方支出比重。     

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异质性及监管路径

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现状不容乐观,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普遍持担忧态度。相对于多主体监管的城市而言,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既突出又复杂,农村食品安全消费风险的区域差异性,以及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担忧度的异质性,使得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缺乏必要的地区针对性,有些政策甚至在部分农村食品安全消费监管中无所适从,从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现有研究大都是以整体的宏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并未将空间微观因素考虑在内,弱化了区域间存在的客观差异,同时也忽略了地区间的相互传导。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的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与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各省市农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性分析提供有力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整体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呈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并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现象,主要的热点省份为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五省,说明在治理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存在着地区紧迫性和针对性,应有重点的针对相关热点城市进行与当地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相适宜的治理措施。接下来,基于实证结果分析造成各区域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最后,针对各区域不同现实情况,文章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政府必须正视自己的责任,实施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必须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必须切实落实"因地制宜"政策,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等。     

城镇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与空间效应

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城镇化流动有助于改善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而推动农业发展质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本文基于SBM-DDF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测算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基础上,从常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视角分别考察了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①地区间的农业劳动力要素过剩表现出较大差异。具体,中部地区的农业过剩劳动力高于东部和西部,粮食主产区的过剩量高于主销区和平衡区。②整体上,常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促进作用。分地区显示,常住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为东部和西部;就不同粮食功能区而言,其对粮食平衡区的促进作用最大,然后是主销区和主产区。③区分不同产业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相比于第二产业就业城镇化,第三产业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大;进一步地,第二、三产业就业城镇化对东部和主销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对其余区域均有着显著地正向影响。④空间分析表明,就业城镇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常住城镇化则不存在;实现"就业"和"身份"的双重改变,是实现农业过剩劳动力持久"转身"的决定因素。政策启示在于,本地城镇化是解决农业过剩劳动力的首选;关注包容性社会政策设计,积极引导农业过剩劳动力城镇服务业就业,不失为改善现阶段城乡社会鸿沟,强化非农"转身"稳定性,实现乡村振兴计划的可行方案。     

基于DEA的中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

基于DEA和Malmquist TFP指数模型方法研究分析2000～2008年我国省域和区域层面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为优化土地利用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省域层面各项平均效率水平一般,超过80%的省份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未达到有效状态;（2）农地非农化效率总体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状态,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3）农地非农化平均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的贡献,而生产效率的明显改善得益于技术进步;（4）东部和东北地区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西部地区上升显著。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农地非农化存在要素资源的利用不充分现象,效率提升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规模集聚能力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存在农地非农化效率损失;虽然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地化效率变化提升明显,但能否成为农地非农化指标增加的依据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影响的实证

本文利用DEA的方法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三个指标,然后基于1998-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地区的工业规模效率及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影响的程度及差异化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技术进步对单位GDP的CO2排放有抑制作用,而规模效率则与CO2排放呈正向关系,但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东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对单位GDP的CO2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则对单位GDP的CO2排放起到了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对单位GDP CO2排放的影响程度要远小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区域间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所属的种类不同有关,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可能属于节能型技术进步,而西部地区则属于耗能型的技术进步;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的提升可能更多地依靠能源消耗,中东部地区则有所改善.     

人口出生率对居民储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人口的出生率的视角切入,利用生命周期理论的模型构建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居民储蓄模型。并通过对2000—2013年31个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线性模型修正异方差后对出生率的变化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进行研究,探讨了出生率对中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实证发现:出生率带来的对储蓄率的正向作用抵消了其所带来的负向作用,出生率对储蓄率呈正向关系;通过分地区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出生率对储蓄率的影响会因地区不同产生差异,但东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显著的正向关系。     

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中国能源分布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及国家能源布局的调整,能源产能快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态势。在世界能源格局巨变和全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能够为中国制定相关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提供有益指导。文章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测度模型、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呈收敛态势。其中,东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减小,西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增大,中部地区集聚度先增后减。(2)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差异明显,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3)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全国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4)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是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贯彻落实"抑制东部、控制中部、发展西部"的煤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新能源发展,扩大碳交易机制范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节能技术创新和节能产业发展,加大能源效率考核力度等政策建议。     

中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测度研究

构建了涵盖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五个维度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对2003-2012年中国及各省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进行了测度。然后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消费的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全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处于1.530-4.702之间,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但贡献大小依次降低。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及变动幅度在不同区域、省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均值依次为4.216,2.517和1.973,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呈现由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渐递减的状态。从省级层面看,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地区,而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地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全局Moran’s I值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地的生态消费发展存在不断增强的空间集聚效应。由Moran’s I散点图分析可知,72.9%左右的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高和低低集聚分布为主),生态消费分布的"两极化"空间特征明显。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生态消费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些建议: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积极践行生态消费,完善引领生态消费的政策体系,寻求生态消费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我国碳排放区域差异性分析

在对我国各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进行计算的基础上,运用Theil系数等方法对我国碳排放区域差异性进行分析。Theil系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强度呈现区域差异性,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是导致区域内差异的主要原因;变异系数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总量东部地区差异最大、中部最小,人均碳排放西部地区差异最大、东部最小,碳排放强度中部地区差异最大、东部最小;基尼系数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碳排放差异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运用聚类分析将全国各省碳排放现状分为优、良、中、差四大类。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转化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等节能减排建议     

中国各省区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工业用水效率是影响工业用水的直接因素,剖析其影响因素并找出空间分布规律是提高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关键。通过选取Super-SBM模型,引入非期望产出指标来测算中国31省2007～2016年的工业用水效率,并从多方面综合分析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动态演变状况,以求研究结果为制定有差异的区域集约型水资源管理政策提供依据。结果发现:(1)我国多数省份的工业用水处于无效率状态,同时高效率中心由东向西转移;(2)不同影响因素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关系不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RD投入占比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负向影响,工业用水效率会降低;而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人均教育支出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正向影响,促进工业用水效率提升。(3)不同影响因素对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差异。城镇化率、RD投入占比和人均教育支出对工业用水效率带来的影响作用在空间上相对集中,影响高值区主要落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低值区主要在东部沿海;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和地区常住人口的影响在空间上呈现一种演变的状态,随时间发展影响高值区和低值区都发生了中心转移。     

电力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1990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力基础设施与经济同步发展。由于电力生产与电力消费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差异。本文利用199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增长回归模型,采用动态面板分析方法,以电力投资率和发电装机容量作为衡量电力发展的指标,检验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区域间差异。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其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其中,电力投资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076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493个百分点;发电装机容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381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1.905个百分点。其次,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其中,电力投资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13个百分点;电力装机容量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59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表明,电力发展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是不平衡的,这种影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基于实证研究,给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中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中国应继续促进电力发展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从政策导向来看,电力发展政策应当充分加强电力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使得西部地区能从电力输出中获得更高收益,提高电力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公平性。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