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42个县(市、区)的抽样调查

在对江西省42个县74个行政村的<耕地流转现状及农户耕地流转意识>专题调研基础上,采用向后翅回归的分析方法,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3方面,对当前农村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反映区位条件水平的指标包括离县城距离、离交通主干道距离、地貌;反映资源禀赋的指标包括常年在家务农的劳动力比例、耕地破碎度、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包括人均年收入、人均耕地收入、耕地收入占年收入的比重.研究表明:耕地离县城距离越近,其流转补偿额会越高;随着地貌的复杂化,耕地流转补偿相对就较少;人均承包耕地面积越多,耕地流转时补偿费用就越低;家庭耕地收入比重越大,补偿费用也越高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二县市的农户调查研究

通过对湖北省二县市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区位条件、农户家庭属性特征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关系,找出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愿意将自家宅基地进行流转的农户所占比例略高于50%。按作用程度排序,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依次为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距县城距离、对政策了解程度、户主年龄、户主学龄;其中,距县城距离和户主年龄的影响方向为负,其它因素的作用方向为正。从区域角度来看,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户非农收入已占据主导地位,农户的流动性较强,愿意流转的农户所占比例高于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比例;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资本禀赋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分析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主动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不仅影响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决定污染治理的效果。本文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的受偿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建立资本禀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说,利用秦巴生态功能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两阶段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86.69%,农户受偿额度的均值是6 444.37元/hm~2·a。(2)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亲戚朋友信任程度、邻里信任程度、村干部信任程度和借钱人数等变量均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与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正相关,意味着资本禀赋越高的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的概率越大。(3)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借钱人数和是否贫困县等变量均对农户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亲戚朋友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丰富,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的政策建议。     

浙江省耕地变化与粮食安全的分析及预测

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预测理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及Excel软件,在分析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耕地、人口、粮食动态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特点,运用预测理论对未来15年耕地、人口、粮食、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显示：1978～2004年,浙江省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呈下降趋势,人口数量逐年增加,从而造成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呈现增大趋势。这表明此期粮食供需差距越来越大。在未来15年,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耕地和人均耕地面积降低明显,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却呈降低趋势,这依赖于耕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耕地仍严重超载,粮食安全问题仍将十分突出,形势比较严峻。据此提出降低耕地压力、保证粮食生产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三峡库区典型生态屏障区农户向外转移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向区外转移一定数量的过载人口是三峡生态屏障区土地生态功能建设的前提。基于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对三峡库区典型生态屏障区内的涪陵、奉节、秭归、夷陵4区县的农户转移意愿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转移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613%的被调查户愿意转移,影响农户转移意愿的主要因素为户主文化水平、家庭非农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村社距集镇距离和村社环境,户主的文化水平越高、家庭非农收入比重越大、人均耕地面积越多,所处村社距集镇的距离越远、环境越差,则农户向外转移的意愿就越强烈。另外,地区因素对农户的转移意愿也存在一定影响,4个样本区县中农户转移意愿强度从大到小依次排列为秭归、涪陵、夷陵和奉节,其愿意转移的发生比率（Odds Ratio）为5047∶1637∶1166∶1。为了激励屏障区农户实行自愿转移,促进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顺利实施,建议政府根据影响因素分析结果选择目标转移人群,并制定完善的人口转移政策以加强农户对转移后的经济收入、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的预期,从而增强转移意愿     

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分析

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经济效应的影响,为农户权益保障提供参考。采用二值选择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农户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利用Match模型评估农地流转行为给农户家庭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比重、受教育程度、人均耕地、农田生态环境等资源禀赋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地规模经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能够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3)农地转入或转出对农户家庭经济效益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农户根据家庭实际选择恰当的农地流转方式才能有效提升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建议着力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借助市场力量实现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切实尊重农户意愿及保障农户权益。     

江苏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根据江苏省不同来源耕地数据差异，适当修正得到1949~2006年耕地数据序列，引入耕地变化率、耕地分布重心等指标，研究江苏省近60年来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基本过程及其空间差异，然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建立耕地数量变化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江苏省耕地面积经历了由增加→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变化过程；苏北滨海平原区、中部里下河浅洼平原区及宁镇扬低山丘岗区耕地有所增加，而苏南长江三角洲平原区耕地则急剧减少，耕地重心呈现向后备资源丰富、人地矛盾较为缓和的地区移动的趋势；人口增长与农业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预测2020年江苏省耕地总量45449×104 hm2，人均耕地0053 hm2；要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江苏省必须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研究中指标标准化方法研究

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研究中指标标准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等方法,这类方法默认各区域集约临界值相同,从而使得评价中区位好的区域土地集约水平高于区位差的区域。基于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理论提出新的指标标准化方法,指出传统指标标准化方法的问题,并以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为例进行实证比较。研究充分考虑了不同区域因禀赋差异造成的单项指标理想值(临界值)的差异,弥补了传统指标标准化方法的不足,有助于完善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异的研究。研究表明:土地利用集约度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参照物为区域土地集约临界点,理论基础是级差地租Ⅱ;区位不同导致区域间土地利用强度存在差异,它是级差地租Ⅰ的一类现象,这类差异可称为"禀赋差异";每个区位点适度指标标准化值Y与该区位指标现状值x₁₁和集约临界点x₁有关,与其他区位指标现状值无关;传统标准化方法将指标现状值或现状平均值设为集约临界值,没有考虑不同区位集约临界点差异,因而空间分异结果更符合土地收益空间分异规律;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度空间分异研究表明该方法在空间分异、集约度绝对值和区县集约度比较等方面优于传统方法,更符合不同区县耕地利用实际。     

云南省耕地生产效率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

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完成以来的2009~2013年为研究时段,在测算云南省16个州(市)的耕地生产效率基础上,综合运用ESDA技术、基尼系数等方法系统分析云南省耕地生产效率的时空差异,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影响不同区域耕地生产效率变化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2009~2013年,云南省耕地生产效率呈总体上升趋势,但增幅逐年降低;效率低值地区增长明显,高值地区则并不显著;(2)云南省耕地生产效率区域差异呈缩小态势,并表现出由西南向东北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3)滇中、滇西南等粮食主产区受≤6°耕地面积比重、旱涝保收面积的影响较大,而滇东地区则更易受到6°坡耕地面积和人均GDP的影响,滇西北地区受≤6°耕地面积比重和人均GDP的影响显著。     

草原生态补奖背景下异质性资源禀赋对牧户福利变动影响研究

在维系草原生态平衡框架内,凭借现有的资源禀赋实现牧区的经济发展和牧民的福利增进,是牧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在已有生态补偿和人类福利研究的基础上,对草原生态补奖后牧户的福利变化进行理论分析。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6个福利维度20个因子在内的牧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考察草原生态补奖前后内蒙古边疆牧户福利变动情况,剖析家庭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等异质性资源禀赋约束下牧户的福利差异,为建立牧户福利持续提升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思路。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后牧户的福利水平提高了0.017,但牧户总体福利水平依然不高且仍有提升空间。②牧户福利水平的变动,受牧户拥有异质性资源禀赋的制约。从横向看,对牧户福利变动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金融资源禀赋、家庭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源禀赋。从纵向看,补奖后家庭资源禀赋更丰富的草畜平衡型牧户比禁牧型牧户的福利状况更好,牧户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生计多样性指数愈大、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越多,牧户的福利水平越高。③与补奖前相比,补奖后牧户间福利分配差距拉大。为此,建议对于不同资源禀赋的牧户,有针对性地适当加强资源倾斜,转变补偿制度,因地、因户采用多元化的补奖方式,转变牧民观念,以期持续改善补奖后边疆牧户的福利状况,缩小牧户内部福利分配差距。     

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测度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过程中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效应是农民在此过程中生活状况的综合反映。本文选择武汉城市圈中的武汉和咸宁作为研究区域,针对两地的调查数据,考虑福利评价的模糊性和灰度,尝试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从组织生产、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社会公平八种农户家庭功能性活动选择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度、评判。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使得农户家庭总福利水平从0.413下降到0.353,而对农户家庭的不同功能性活动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农地流转使得农户的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和社会公平功能水平下降,使得农户的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和子女教育功能水平上升。研究表明当前的补偿方式、补偿金额难以改进被征地农户福利,也不能改善农户生活水平。     

199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耕地资源变化及驱动因子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地区之一,虽耕地资源秉赋较好,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耕地问题显得十分严峻。以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1990~2012年相关数据,以市域为单元分析了耕地资源变化和实际利用强度的时空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1990~2012年,长三角地区的耕地总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呈现周期性的下降趋势,以"快-慢-快-慢-慢"的循环模式逐步降低;(2)长三角地区耕地实际利用强度大体呈现"北强南弱"分布规律,在空间表现上,原来集中连片的 "高-高"、"低-低"格局正逐渐破碎化,开始出现斑点镶嵌式格局;(3)长三角地区的人口、二三产业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均对耕地面积变化起到显著作用,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216、-0.194和-0.203,而人均GDP与耕地面积则没有显著相关性。     

上海市郊区农业土地流转类型与土地利用变化响应差异性研究

在对农业用地流转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将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划分为三种类型：政府引导型、集体推动型和农户主导型。进而结合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农业土地非耕地化流转的驱动力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对于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模型运行结果表明：政府引导的农业土地流转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减少，集体推动的流转有利于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农户主导的农业土地流转促使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最后以模型运行结果为依据，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维持耕地总量平衡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鄂西北山区耕地压力动态变化特征及成因分析

山区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且容易被忽视。引入耕地压力指数模型,测算鄂西北山区典型县近年耕地压力指数,结果显示：1997~2000年耕地压力呈降低趋势,主要原因是由于期间食物生产增长的幅度大于人口增长的幅度;2001年后耕地压力指数整体处于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期间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减少和人民生活需求不断提高所致。通过与湖北省和全国2004、2007年压力指数对比,显示鄂西北山区耕地压力明显偏大,主要原因为:（1）由于山区耕地受退耕还林、灾毁和建设占用影响大,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偏小;（2）因单产水平相对较低而导致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偏大。从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考虑, 应主要从树立正确的耕地保护观和运用新技术以提高耕地产出率等方面入手才能有效缓解山区的耕地压力。
     

基于目标责任区际优化的耕地保护补偿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与区域补偿标准的合理确定是保证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实施效果的关键。针对以往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忽视耕地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不足,本文构建分区异步元胞自动机模型开展了耕地区际布局优化,并据此优化区域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研究中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与耕地非农化收益及耕地赤字/盈余水平脱节、难以真正起到耕地保护杠杆作用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以耕地资源价值为基础,引入耕地非农化收益确定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并根据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优化结果测算区域耕地赤字/盈余水平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价值标准进行修正,以实现"以布局引导补偿,以补偿实现保护"。以全国首批"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武汉城市圈为案例区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根据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可以在实现全区域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使区域耕地非农化压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有利于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2以耕地非农化收益和耕地资源价值为基础,采用区域耕地赤字/盈余进行修正得到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可以起到激励耕地保护的杠杆作用;3基于目标责任区际优化的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是协调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矛盾的重要途径,能起到激励耕地保护、抑制耕地非农化的作用。     

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配置的必然过程,大规模的农地城市流转会给耕地保护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巨大压力。研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空间异质性对于揭示农地城市流转的复杂性,进而采取差别化的、有针对性的管制措施控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在阐释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在经度、纬度方向上的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全域及局域自相关模型分析了省域尺度上中国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空间异质性,继而进一步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了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各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在水平方向上自西向东呈稳定上升趋势,纬度方向上在中国中部省份达到最高值并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省份逐渐下降,呈现倒"U"型。(2)全国范围内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关联特征,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局部自相关随区域而变化,体现出空间异质性。(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初耕地面积、第三产业比重四个因素影响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且影响程度随空间位置不同而变化,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影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空间分布较均匀外,其他三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呈现较大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应在充分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提高规划方案或管制措施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实现对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有效管制。     

土地利用政策与盐碱地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研究

合理完善的农田排灌水利设施是盐碱耕地有效的排盐降碱的基本保障。本文基于山东省垦利县、吉林省镇赉县、新疆察布查尔县等我国3个典型盐碱地区域8乡(镇)14村的468户农户的入户问卷调查,以农村土地利用政策为切入点,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盐碱地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扩大盐碱耕地经营规模、增加块均耕地面积、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能提高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②水资源保证率越低,水费占农业生产总投入的比重越大,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越强。在农田水利设施占用农户耕地的情形下,农田水利设施完备度与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③土地综合整治以及中低产田改造等政府对农田水利设施投入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因此,为促进盐碱地农业持续利用,针对已经发包的盐碱耕地,建议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存量盐碱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针对新增盐碱耕地,建议在土地发包过程中适度扩大单块耕地面积。探索性的实施盐碱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有助于稳定农户生产预期,促进农户长期投入。建立农业灌溉用水的资源管理机制,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配套及管理制度,适度提高水费征收标准,对于提高农户参与意愿、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盐碱地农业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城市化中的耕地变动与经验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然而，在人均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日本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了高度城市化，同时付出了较小的用地代价。在其整个城市化进程中，日本还出现了三个耕地面积增长时期。尽管各时期增长原因不尽相同，但却反映出耕地面积变动与城市化发展的密切关系。事实表明，日本选择了一条节约有限土地资源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这些经验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耕地利用与保护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我国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时空差异分析

在分析耕地资源生态安全内涵、特征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耕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我国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动态变化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程度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安全综合值先从1981年的0.891 8上升到1990年的0.941 0,随后又下降到2004年的0639 0。从2004年各省份的安全程度来看,安全状况差异非常明显,且经济发达省份的安全水平通常低于经济相对落后省份;通过障碍因素分析发现,改革开放前期的障碍因素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等社会经济因素,中后期则转变为农药施用量、氮肥所占的比重等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在各省份障碍因素中,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用量、氮肥所占的比重、农村人均纯收入、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护意识是最主要因素,经济发达省份障碍因素主要集中在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中,而经济相对落后省份则集中在社会经济因素。出台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护法规和分区保护政策有助于提高我国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