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湖造田和退田还湖活动对洞庭湖区近70年土地覆盖变化的影响

人类活动会对区域土地覆盖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数字化历史时期(1930s和1950s)地形图的土地覆盖信息和解译1978年、1989年和1998年的Landsat卫星遥感影像数据,研究了洞庭湖区近70年(20世纪30年代至1998年)土地覆盖的变化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围湖造田及其后的退田还湖活动极大地改变了洞庭湖区的土地覆盖状况.70年的土地覆盖变化过程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即在围湖造田活动影响下的土地覆盖变化时期(30年代至1978年)和退田还湖影响下的土地覆盖变化时期(1978～1998).在前一时期,农田面积迅速增加,以其它土地覆盖类型面积的减少为代价,这种土地覆盖的变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后一时期的退田还湖活动扭转了前一时期土地覆盖的变化状况.     

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了有关全球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的报告.报告指出,管理不当和环境压力正在使世界上的许多干旱地退化.尽管采取了国际行动阻止沙漠化的发展,但问题日益恶化;全球有1/3的土地面临沙漠化的危险;有35亿公顷的土地受到沙漠化的影响,受影响的面积相当于北美和南美的土地面积;全球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土地     

国内国际短讯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近日公布的联合国统计数字表明,全球2300万英亩热带雨林,因人类滥砍滥伐、毁林采矿及毁林种地而急剧减少。如果人类再不采取阻止毁林的紧急措施,那么,全球相当于英国苏格兰面积的热带雨林有可能再过10年即告消失。这并非危言耸听。联合国的统计数字显示,诸如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森林采伐的规模已到了史无前例的惨烈地步,今后10年内这些国家将失去所有的热带雨林。联合国的统计数字表明,由于欧洲和北美国家的人对木料家具、地板和建筑的需求日趋增大,造成世界森林缩减率每10年都以2.4%的速度增加。公布联合国统计数字…     

秘鲁亚马孙地区与毁林相联系的国家农业政策:Tambopata的案例研究,1986～1997

亚马孙流域的毁林速度随地区不同而异,其涨落由宏观经济政策和当地的社会因素而定.我们运用遥感和野外调查,研究了1986～1991年(当时有农村信贷和担保市场)和1991～1997年(其间施加了结构调整措施)秘鲁一边疆地区的毁林格局和原因.1986～1991年间,最高的毁林速度(总的比率1.5%)出现于道路两旁,1991～1997年,路旁的毁林速度下降(总的比率0.7%),同时,大面积的再生使森林覆被得以净增长(0.5%).河旁毁林速度相对稳定.直至今日,河旁农场还保留着更多的农田和森林,而路旁的农场则以牧场和演替生长为主.老住户要比新来者在农场保留更多的森林,但是对城市市场的邻近度是森林覆被最强的预测因子.未来的信贷计划必须反映出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和生态脆弱性,同时要有利于休耕地和次生林的恢复.     

马托格罗索的毁林控制:减缓巴西亚马孙森林损失的新模型

长期以来,尽管政府当局不断努力减缓毁林过程,巴西亚马孙地区的毁林控制仍然是个幻想.1997～2000年,巴西包括9个州在内的"法定亚马孙"地区的毁林速度持续攀升.目前,马托格罗索州对大衣场主和牧场主实行了林木清除许可证和强制计划,取得了成效.该计划始于1999年,在此之前,马托格罗索的毁林速度已经开始减缓,但是县级数据的检查表明,已被重度采伐的地区由于已没有合适的未采伐土地,所以毁林下降;而轻度采伐的地区正经历着快速的毁林.随着该计划的启动,新的边远地区内的林木清除率下降了.强制程度越大的地区,下降得越多.政府实施法令和影响趋势的能力示范对于有关避免毁林以减缓全球变暖的国内国际争论十分重要.     

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边界毁林速度和格局变化的卫星检测分析

本研究使用Landsat卫星数据来论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部分边界23年间(1973～1996)土地覆被变化的速度和格局.人类定居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大量毁林.变化的卫星检测分析表明,边界哥伦比亚一侧年毁林速度相对高得多.另外,哥伦比亚一侧森林覆被在研究期间几乎损失了43%,而在厄瓜多尔一侧只损失了22%.研究发现,在边界的任何一侧,都不存在单一的毁林驱动因素;但得出结论哥伦比亚一侧的毁林速度高可能是由于定居压力高、非法古柯种植加剧.卫星图像证明,在厄瓜多尔一侧,毁林格局反映出与石油勘探和开发有关的道路网络.     

晋西北地区土地沙漠化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利用晋西北地区1975,1991,2000,2015,2019年遥感影像,采用转移矩阵模型、重心迁移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法,研究晋西北地区土地沙漠化的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沙漠化面积在时间上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动态趋势,其中1975~1991年沙漠化土地面积增加1495.10km²,非沙漠化土地转移为轻度沙漠化土地面积最大（1506.12km²）;1991~2000年沙漠化土地面积增加689.09km²,轻度沙漠化土地转移为中度沙漠化土地面积最大（11098.72km²）;2000~2015年沙漠化土地面积减少2365.85km²,中度沙漠化土地转移为轻度沙漠化土地面积最大（10569.56km²）;2015~2019年沙漠化土地面积减少1931.39km²,轻度沙漠化土地转移为非沙漠化土地面积最大（1909.93km²）.空间上呈现先偏南、后偏西北的迁移趋势,其中1975~1991年、1991~2000年沙漠化土地重心总体上偏南方向迁移,重度沙漠化土地重心迁移距离最大,分别为19.26,20.06km;2000~2019年沙漠化土地重心向西北迁移,轻度沙漠化土地重心迁移距离最大,为30.29km.1975~2019年晋西北地区土地沙漠化动态变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数量和牲畜数量是影响沙漠化土地变化的主要人为因素,大风日数是影响沙漠化土地变化的主要自然因素.     

晋西北地区土地沙漠化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利用晋西北地区1975,1991,2000,2015,2019年遥感影像,采用转移矩阵模型、重心迁移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法,研究晋西北地区土地沙漠化的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沙漠化面积在时间上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动态趋势,其中1975~1991年沙漠化土地面积增加1495.10km²,非沙漠化土地转移为轻度沙漠化土地面积最大（1506.12km²）;1991~2000年沙漠化土地面积增加689.09km²,轻度沙漠化土地转移为中度沙漠化土地面积最大（11098.72km²）;2000~2015年沙漠化土地面积减少2365.85km²,中度沙漠化土地转移为轻度沙漠化土地面积最大（10569.56km²）;2015~2019年沙漠化土地面积减少1931.39km²,轻度沙漠化土地转移为非沙漠化土地面积最大（1909.93km²）.空间上呈现先偏南、后偏西北的迁移趋势,其中1975~1991年、1991~2000年沙漠化土地重心总体上偏南方向迁移,重度沙漠化土地重心迁移距离最大,分别为19.26,20.06km;2000~2019年沙漠化土地重心向西北迁移,轻度沙漠化土地重心迁移距离最大,为30.29km.1975~2019年晋西北地区土地沙漠化动态变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数量和牲畜数量是影响沙漠化土地变化的主要人为因素,大风日数是影响沙漠化土地变化的主要自然因素.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对热带爪蛙胚胎发育和心脏毒性效应研究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EHP)是一种增加塑料柔软性的化学物质,容易释放到自然水环境中,因此,DEHP所造成的生态风险值得关注.目前,有关DEHP对两栖类动物胚胎的早期发育和心脏毒性研究仍较少.本研究通过96 h的暴露实验,探究DEHP对热带爪蛙胚胎的早期发育毒性和心脏毒性.结果表明,DEHP虽然不会造成胚胎孵化率的显著变化(p>0.05),但造成了存活率的极显著下降(p<0.01).在DEHP影响下,胚胎产生的畸形类型主要是心包水肿和脊柱弯曲,其中,胚胎的心包水肿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并且具有剂量-效应和时间-效应关系(p<0.01).在暴露DEHP 24 h后,胚胎的心率剧烈升高,随着暴露时间的增加,心率逐渐降低.0.1、0.5 mg·L^-1DEHP能导致胚胎的心脏面积(舒张状态)增大,但随着暴露浓度的增加心脏面积逐渐减小.胚胎心脏抗氧化酶SOD和CAT的活力随着暴露浓度的增加,产生一致的变化趋势.SOD在第48 h和第96 h对DEHP较不敏感,CAT则在第48 h和96 h均被显著抑制(p<0.01).另外,在1、5、10 mg·L^...     

基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南通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南通市土地利用动态数据为基础,应用Costanza等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所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结果表明,2006年-2009年,南通市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其它类型土地面积在增加;土地利用的变化导致了南通市生态服务价值从2006年的7.42×109元增加到2009年的8.76×109元,增加了1.34×109元,主要由于水域面积的扩大导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增加。     

区域农地市场发育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基于生态脆弱区江西省兴国县、上饶县、余江县村域农户调查的分析

分析农户水土保持决策过程、建立农户水土保持决策的两阶段概念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土地市场对农户水土保持的影响.运用在江西省兴国县、上饶县和余江县的样本村农户调查资料,通过建立土地流转与农户水土保持相互关系模型,运用Heckman的两阶段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运用模型估计结果,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水土保持决策的影响并且对其区域差异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从全部样本来看,农户是否意识到水土流失问题的存在以及家庭土地税费负担量对农户是否采取水土保持决策有显著影响;在兴国县,土地流入面积和费用2个因素对水土保持决策有显著影响;在余江县土地流入面积和费用也有影响显著,并且土地流入面积对农户水土保持投入的影响更强,而且土地流出面积在余江也有显著影响;上饶县,土地流出面积有显著影响.在全部样本、兴国县以及余江县,土地流出收益对农户水土保持决策的影响都不显著.最后,就进一步推进区域水土流失治理促进土地持续利用提出了相关建议.     

楚雄市水土流失状况及其防治

楚雄市现有水土流失面积2268.31km2,占土地总面积的51.2%,全市平均土壤侵蚀总量为833.12万t,平均侵蚀模数为1880.51t/km2@a.降雨是形成水土流失的重要自然因素,毁林开荒、开矿、修路则是人为因素.详述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分析,以及水土保持防治工作情况.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水文效应研究进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口的迅速膨胀,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水文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热点问题和前沿领域。论文首先分析了LUCC水文效应的研究方法,然后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力方面:造林与毁林、城市化过程与农业开发活动以及水土保持等,概述了LUCC水文效应的研究进展。综合分析表明:关于城市化过程的水文影响研究,一般认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驱动下,不透水面积大量增加,改变了水量平衡状况,造成入渗减少,洪峰流量增大,但不同地区城市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使得水文效应的表现也不相同;水土保持水文效应的研究一般认为,水土保持通过植树造林、种草、修建梯田、淤地坝等措施,使得区域/流域下垫面覆盖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造成年径流和洪峰流量减少,而使入渗和枯季径流增加,但因地理位置和气象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水土保持产生的水文影响也有所差别;造林与毁林、农业开发活动对水文过程的影响则因研究尺度、区域位置、气象条件、研究对象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因此,需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正确评价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水文效应,为水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广东省土地利用驱动下红树林潜在生境预测

为探索土地利用变化对红树林潜在生境分布的影响,融合MaxEnt模型和Dyna-CLUE模型,建立了土地利用驱动下红树林生境变化的定量预测方法.以中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广东省作为研究区,利用MaxEnt模型模拟红树林在自然条件下的理论适生区,采用Dyna-CLUE模型预测2030年的三种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最后将模拟的土地利用格局作为限制条件估算未来可供红树林生境分布的空间.结果表明,2020年广东省红树林潜在生境面积约34531hm²,2030年趋势情景下湿地将减少58.61%,红树林潜在生境面积将退化至24375hm²;可持续发展情景下通过改进土地利用策略并开展一定规模的退塘还湿,红树林潜在生境面积将增加至38125hm²;生态保护情景下,如能开展全面的生态保护和恢复,红树林潜在生境面积可达到47525hm².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可有效预测不同海岸带土地利用驱动下红树林潜在生境的空间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土地利用政策会对红树林潜在生境分布造成明显影响;通过改进政策,可显著提升红树林潜在生境的面积和完整性.本结论可为区域红树林保护与生境修复的空间规划及政策制定等提供科学支持.     

中国土地资源退化时空变化分析

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利用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1991～2003年),在辨析土地资源退化定义和分类基础上,将土地资源退化分为沙漠化、石漠化、次生盐渍化、非农建设用地占用、森林砍伐、天然草地退化和湿地萎缩7大过程.通过全面分析这些退化过程的动态变化和空间分布,揭示出中国土地资源退化的整体态势和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我国土地资源退化总体态势较为严重,尽管部分改善,但总体恶化;土地资源总体退化指数呈增加趋势,其中非农建设用地占用和湿地萎缩过程指数变化最为明显,造成土地资源退化程度最为严重.②土地资源退化集中于天然草地退化和非农建设占用过程,占66.27%,土地资源改善主要是沙漠化治理和森林恢复过程,占57.5%.③土地沙漠化和石漠化过程发生了逆转,面积总计减少了约15 578km2,但我国沙漠化治理过程主要分布在生态脆弱的西北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河流域沿线地区,沙漠化土地面积正在不断扩大.④约60%的非农建设用地增加来源于耕地占用,其中70%以上分布在东北、华北和沿海地区等高产粮区,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⑤耕地的损失必然造成土地开发复垦压力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大量生态用地被开垦为农田,如湿地资源退化面积的50%以上转化为耕地.这些分析和评价结果将为我国制定土地资源退化治理和保护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偏最小二乘模型的河流水质对土地利用的响应

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是影响河流水质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探究子流域尺度土地利用与河流水质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基于太子河流域遥感影像和水质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PLS),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流域水质的影响程度.选取7个不同子流域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百分比作为自变量X,总氮(TN)、硝酸根离子(NO_3~-)、氯离子(Cl-)与硫酸根离子(SO_4~(2-))这4个水质参数浓度值作为因变量Y,构建了土地利用类型与河流水质数据的偏最小二乘模型,并使用其余子流域数据对构建的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太子河流域不同子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与河流水质指标TN与NO_3~-之间线性关系显著,决定系数R~20.62.其中,耕地面积变化对水体中TN浓度变化影响明显,居民及工矿建设用地面积变化则对水体中NO_3~-浓度变化影响强烈.但对于Cl-和SO_4~(2-)来说,土地利用类型对其浓度大小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虽然太子河流域未利用地面积百分比极小(1.13%),但是未利用地面积变化对水质参数有较显著影响(影响系数0.24).     

果阿:旅游业、人口迁徙及生态系统转化

本文是根据一个较大的案例研究结果编写而成的.该研究调查了旅游和其它的人口流动在造成印度果阿地区沿岸生态系统变化中的作用.特别重点研究了当地被称为"克赞"(khazan)土地和沙丘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及如何被转化来适应旅游者和旅游业的需要.本文还评估了不同形式的旅游业对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不仅仅只是人口流动,而且还有人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变化.这意味着有些情况下土地覆盖变化没有像土地利用变化那样大,其它情况下土地覆盖的变化则十分巨大.影响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因素还有立法、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别是财产权的变化.     

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对农业景观格局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

探讨微观主体——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与宏观农业景观格局之间的互动机理,对于了解农户行为的变迁,认识和理解农业景观格局的演变特征和过程,进而调控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和优化农业景观格局,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构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个体对群体与群体对整体权重影响模型,利用实际收集的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2007年与2008年数据(地籍、地块面积与农户收入等数据),探讨占优势的土地利用决策与占优势的农业景观格局关系。得出如下结论:①占优势的土地利用决策并不一定形成该土地利用方式占优势的土地利用格局;②当年占优势的农户整体土地利用决策并不一定形成次年该土地利用方式占优势的土地利用格局。并提出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①完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在模型中增加风险规避、土地轮作、特殊地类转化等因素;②进一步探索整合地块面积及其空间布局与土地利用决策的方法。     

吉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研究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吉林省土地利用动态数据为基础,应用Costanza等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所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结果表明,从1980年到2000年,吉林省草地、水域和湿地面积大量减少,其它类型土地面积在增加;由于耕地的生态价值系数相对较小,湿地和水域的生态价值系数较高,耕地面积的增加不能弥补由于湿地、水域减少造成的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整体下降,使得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显著减少。吉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1980年的12365.14×106＄减少到2000年的10700.38×106＄,减少率为13.46%,净减少值为1664.76×106＄,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每年变化率为0.72%。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环境影响评价

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校正,并以此为基础,计算了自上一轮土地利用规划实施以来(1996～2004年)我国不同省市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变化.结果表明,该时期内全国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生态服务功能整体增加了0.91%.其中正向变化最大的省份是天津市,其生态服务功能增加了5.69%;负向变化最大的省份是上海市,其生态服务功能下降了9.79%.对不同生态服务类型的变化分析表明,生态服务中气候调节功能增加最快,1996～2004年间全国增加了3.43%;生物资源控制功能下降最快,期间下降了2.26%.研究还认为,引起我国土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该时期内全国水域面积和林地面积的增加导致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增加,而城市建设用地和交通用地的增加导致了全国生态服务功能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