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构建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河南省资源型城市2008—2017年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各资源型城市的生态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度于2017年均达到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上不断增长。(2)资金投入、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资源型城市耦合协调度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     

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下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遵循SES与AC理论,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从生态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及两者耦合协调度三维度构建城市旅游系统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与回归模型,对中国277个地级城市2002—2019年旅游系统韧性的时空动态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城市旅游系统韧性不断改善,但年度均值偏低(低于0.15),空间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少数高值区呈点状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及成渝地区,多数低值区零散分布于中部、东北和西北地区。(2)社会与生态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改善中起支撑作用,生态韧性起制约作用。(3)城市旅游系统韧性存在转移惰性和路径锁定特征,级别跃迁较困难且跃迁易受邻域溢出作用影响。(4)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与生态环境因子间交互作用影响力最强,生态因素影响力最弱。     

城市旅游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态势的时空演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熵值赋权法与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分别测算了河南省各地级市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评价指数,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与分析了各地级市旅游业与生态文明的耦合协调等级与演变情况。研究表明:(1)城市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区际差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层级呈现区域发展不均衡,且发展层级的极化效应愈加明显。(2)2006—2015年河南省城市旅游业与生态文明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均为濒临失调型,旅游业与生态文明的整体协同效应较前期有所减弱。(3)在空间集聚形态方面,协调度水平呈现出豫西豫中豫南豫东豫北的空间格局。     

基于熵权法的武汉生态城市建设评价

以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城市武汉市为例,从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角度构建了四级“两型”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对武汉生态城市建设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近十年武汉生态综合指数(ECI)持续稳健增长,但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不均衡,各具体指标发展差异显著,因此系统协调性是今后武汉生态城市建设应关注的核心.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陕西省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研究

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子系统构成一个复杂的区域系统,区域系统的协调性与综合水平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某地区的发展水平,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陕西省位于西部前沿,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重要省份.选择区域子系统的组成要素并确定各要素的评价标准,根据集对分析的思想得到各子系统所处的状态,按照空间概念计算区域系统内各市的协调性和综合水平.结果表明:①陕西省大部分区域协调性在中等水平以上;②陕西省各市综合水平值普遍偏低;③陕西省各市综合水平与经济水平(以人均GDP衡量)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可为陕西省不同城市采取相应策略促进区域系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京津沪渝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及其评价

以"结构力-发展力-恢复力"为基础,根据"自然-经济-社会"3个子系统将34个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划分为9个二级指标,建立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分析京津沪渝4个直辖市及其各子系统的生态安全等级。研究结果表明:除了重庆市的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以及天津市的社会子系统的安全等级属于较不安全外,各城市的其它子系统都属于临界安全范围;京津沪渝4个直辖市中,京津沪3个直辖市的城市生态安全状态属于临界安全等级,而重庆市的城市生态安全属于较不安全等级。4个直辖市的综合生态安全等级特征值排序由大到小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淮河经济带安徽段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分析

以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整体为研究对象,利用安徽段整体包括蚌埠、淮南、阜阳等8座城市2013—2017年相关数据,运用熵权法确定权重,通过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模型,对其发展状况和耦合协调性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结果表明:2013—2017年,淮河经济带安徽段整体耦合度为0.49～0.50,始终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从轻度失调阶段转化为初级协调阶段,一直呈增长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基于结构方程的旅游环境承载系统耦合关联与作用机理

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度指数和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环境承载系统的耦合演化规律和动态关联特征.研究表明,半岛蓝色经济区7市各子系统的承载指数均呈增长态势,各承载子系统之间存在耦合作用,协调发展水平均稳步上升,生态承载子系统对经济承载子系统产生正影响,社会承载子系统可通过生态承载子系统对经济承载子系统产生正向影响力.     

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因子

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有利于西南喀斯特地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基于西南喀斯特地区2005—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生态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两者耦合协调关系,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测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类型演化存在差异,空间上存在省域发展不均衡性。(2)研究期内,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实现从濒临失调衰退到基本协调融合再到初级协调发展的跨越,但整体上提升不明显,空间上呈现出“四周略高,中部较低”的格局特征。(3)影响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存在差异,其中科技驱动力和教育驱动力的影响最大。     

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及时空演变研究——基于DPSIR模型

选取山东省各地市2010—2016年面板数据,基于DPSIR模型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①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由相对落后向相对发达演变,2016年绝大部分地市达到相对发达状态,但局部时序演变波动不稳定;②2016年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主要表现为"集群化、梯度化、极差化"分异特征;③2010—2016年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处于高度耦合水平,但耦合度空间格局时序变化较大;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水平,其空间格局较为稳定,时序变化较小。     

华中地区生态文明、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建立生态文明、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Bayes-AHP法确定指标权重,使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6—2016年华中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结合相对发展矩阵测算。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呈高速增长态势,2006—2015年处于失调与磨合状态,2016年河南、湖北和湖南达到协调状态,但多省的产业技术发展程度相对滞后。(2)研究期内华中地区不同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不存在同一发展趋势,不同省份差异日趋明显。(3)华中地区整体上生态文明相对发展度逐年下降,且耦合发展进程中山西出现异常波动,应着力进行制度化、系统性的生态恢复工程,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向前。     

云南省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研究

以云南省16个市州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熵值赋权法、功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结合ArcGIS10.2软件,对云南省各市州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两大系统协调发展情况与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2006—2015年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极化效应显著,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市州数量较多;(2)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格局由"单极"向"面状"转变,分布不均衡;(3)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度总体呈勉强协调型,发展协同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在空间集聚方面的"趋同俱乐部"现象明显;(4)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耦合协调度越高的区域对经济、科技、资金、人才等要素"流"的集聚效应越强。     

基于行政层级构建“橄榄型”生态文明建设指标框架

当前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和实践中,一方面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指数构建方法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刻意追求统一的指标体系而忽视了不同行政层级间的差异性,对层级间指标衔接等问题缺乏考虑。依照生态文明内涵以及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生态文明考核指标要求,提出各行政层级构建“橄榄型”生态文明建设指标框架体系。该指标体系强调国家的顶层宏观引导作用,并以市县级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为基础,向上构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向下构建乡镇级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体现“国家—省—市县—乡镇”之间的整体性、衔接性、协调性,真正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是“自上而下引导力”和“自下而上推动力”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服务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开展和长效管理。     

城市生态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度是衡量区域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准。从韧性视角出发，借用PSR模型，综合选取生态风险指数、景观稳定性指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恢复力指数对江苏省城市生态韧性进行评价，并运用耦合模型测算了江苏省及其13个城市2000—2020年间生态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究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江苏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生态韧性指数持续降低，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由“基本失调”向“基本协调”发展的特征；(2)空间分布上，江苏省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阶梯性，生态韧性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格局，而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从苏南与沿海向苏北与内陆递减的格局。在以生态优先为主导的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可通过严格划定三区三线、积极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科学构建生态格局等方式保障生态与经济双赢。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社会共治：结构、机制与实现路径--以“绿色浙江”为例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多元主体社会共治是环境保护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趋势。本文以＆quot;绿色浙江＆quot;为例,重点分析了其在组织结构上的独特性,处理和政府、企业之间关系的巧妙性和平衡性,还分析了＆quot;绿色浙江＆quot;在环境保护项目中经常运用的公众参与机制、圆桌协商机制、舆论倒逼机制和服务外包机制等。最后,文章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包括两个方面：环保组织要加强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公益人才的培养,地方政府则要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关于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的具体操作程序,扩大社会组织和市民群体参与本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渠道和空间。     

白山市三江源头治理更重实效

近几年来,吉林省白山市紧紧依托天然优势和有利资源,着力把做好重要江河和水源地的水土保持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实现市六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较发达城市"的重要保障,通过不断提升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及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注重完善环境准入机制等措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健康之路。     

开学第一课,生态文明正式进课堂——天津率先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正>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学生增强生态文明意识,提升生态文明素养,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工程。"同学们,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开学期间,天津市环境保护局邀请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环境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冯银厂录制了天津     

苏南五市生态文明建设状态评估

基于经济发达、环境承压的苏南地区,从生态环境、生态效率、社会发展、生态意识4个方面构建了与之相适应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法对该地区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等5个主要城市以及其中的南京(2008~2013年)分别开展横向城际差异对比分析和纵向年际变化分析。结果显示:就纵向年际变化来看,南京生态文明建设情况逐年提升,但上升速度呈现阶段性变化;就横向城市对比而言,苏州、南京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依据评价结果,苏州、南京可进一步提升城市居民生态节约意识;无锡、常州需着重加强生态环境改善、经济结构优化;镇江则应综合采取措施提高各项生态及经济指标。研究可为苏南地区生态文明科学实践、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并为同类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估提供参考、借鉴。     

资源型城市脆弱性特征及反脆弱性发展研究

当前我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脆弱性问题,降低资源型城市敏感性和提高适应能力是实现资源型城市反脆弱性发展的关键。基于资源型城市脆弱性研究现状,梳理了资源型城市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资源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具有的脆弱性特征,如产业结构单一、金融市场缺乏活力,下岗失业和棚户区改造问题严峻,资源枯竭、利用率低,生态环境破坏等。设计了资源型城市各子系统脆弱性耦合作用模型,从加快经济转型、促进社会发展、合理利用资源和重建生态环境等方面为资源型城市反脆弱性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