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国家公园基层治理体系的设想——来自老君山国家公园的经验

本文以云南省老君山为例,就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的规划、管理、社区、法律等方面问题,以基层经验思考国家公园基层治理体系的问题。老君山国家公园初步构建基于规划体系、管理机构和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积极推进政府、社区、NGO、民间团体间的合作和探索旅游开发模式,但尚未将社区文化融入到国家公园中去,缺乏社区、社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土地产权混乱。建议将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管理纳入到国家公园内涵;寻求社区和社会、市场与管理之间的均衡协调机制;赋予地方创新灵活的国家公园治理结构;尊重当地社区的产权安排,推动共享产权制度构建。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研究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与保护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对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环节。在分析各种补偿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特别牺牲说的扩大解释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内涵进行探讨,并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进行识别,认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应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消费者、受益地区、获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以及其余相关社会主体,受偿主体应当包括国家公园(以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具体对象)、原住民、学术团体以及环保机构或个人、利益受损或者利于国家公园建设的开发利用者;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关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现有的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构建中存在国家公园并未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社会及市场多元主体难以参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难以划分、生态补偿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难以明确以及受益地区横向生态补偿制度难以建立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与方法,即将国家公园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促进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及方式的多样化、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和建立国家公园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     

国家公园建设发展的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建立至今,国外发达国家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已进行了150年的探索和实践,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文通过国内外国家公园建设的对比分析,结合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如下:首先,依法立园、依法治园,要依法确立基本管理制度;其次,要以体现和保护国家资源最高价值为立园之本,空间界定及规划发展要注重与之结合;第三,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为契机,规范统一我国保护地分类;第四,要把资源保护和政府管理放在首位,整合理顺保护地管理体制;第五,要突出生态保护,实行国家公园分区管理;第六,要大胆改革国家公园财政机制,创新国家公园管理经营多方参与机制;第七,实行"规划—评估"动态调整,合理规划生态旅游项目;第八,创新探索科学家、社区和公众、民间团体多方参与管理机制。     

环境治理中社会组织参与的现状与对策

本文在梳理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发展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存在政府和社会对其认识仍不到位、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缺乏制度保障、环保社会组织普遍资金和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三个应对之策,即充分认识环保社会组织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对环保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并降低门槛、建立政府与环保社会组织的沟通合作机制。     

国家公园资金保障机制探讨

我国的国家公园是对保护价值高、功能重要、具有完整生态系统的区域实行最严格保护的一种自然保护地类型,其基本特征是以保护为主和公益性。建立完善合理的资金保障机制则是实现保护为主和公益性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各类自然保护地的资金保障还存在着总量不足,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投入和使用结构不合理和为了获得运行经费,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等突出问题,指出应根据国家公园试点探索和稳定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资金保障机制,试点探索阶段主要采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构建多元化资金渠道投入方式,稳定发展阶段则以中央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地方财政投入为辅,社会积极参与的多渠道资金筹措保障机制,同时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资金投入,以期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提供重要保障。     

日本国家公园设立理事会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在国家公园日常管理中建立了一种各类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的理事会机制,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生态保护与公园利用双重压力。本文在梳理日本国家公园理事会设立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并评价四种传统理事会常见模式,指出日本国家公园理事会未来改革将朝着综合型方向发展,提出我国建设与管理国家公园的几点启示与建议。     

基于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经验强化我国新污染物治理的思考

我国作为《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首批签约国,自2001年以来,严格落实《公约》的要求和义务,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防治管控上取得了成就和经验。2022年我国颁布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公约》管控的POPs是《方案》明确的新污染物中的一类。《公约》所建立的POPs评估机制,以及通过履约获得的POPs污染防治、成效评估等管理经验可在新污染物治理领域复制和推广,并促进新污染物治理和履约工作相互协同。基于履约成果和经验,本文提出统筹新污染物治理清单研究,加强筛查和评估能力建设;制定合理可行的新污染物防治措施,强化管控试点示范;推动新污染物监测能力建设,建立实施效果评估机制三条建议,以进一步强化我国新污染物治理。     

论我国国家公园立法的几个维度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并在立法保障部分提出了"在明确国家公园与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关系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有关国家公园的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为顺应新时期我国建设国家公园体制的要求,为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法律保障,本文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等国家政策要求以及我国环境法治基础,从体系性、超前性、渐进性、本土性、协调性、针对性六个维度,对我国国家公园立法提出了建议。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命题,就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进行专章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精神、新论述、新要求。文章通过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基本情况的介绍,特别是对社会组织在助力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发展慈善事业、促进社会和谐、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环境保护、配合整体外交等方面发挥作用情况以及存在不足的分析,指出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好发挥其积极作用,需要从体制机制改革、法律制度建设、培育扶持政策、拓展参与渠道、提高规范化水平、提升服务能力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努力。     

国家公园资源环境综合执法研究

实行国家公园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是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应有之义,是全面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保障。采用政策实证、法律规范分析的方法,透视我国国家公园环境综合执法的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建立了统一管理机构,明确了管理职责;出台地方法规明确管理体制,规范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活动;出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基本原则,为国家公园建章立制。但国家公园资源环境综合执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执法机构缺乏法律法规授权、干部分流难、执法机构与审批及监管机构缺少衔接机制,需要从立法层面保证综合执法有法可依、政策层面支持综合执法、制度层面健全执法与监管的衔接机制、队伍建设层面提升综合执法能力等方面优化国家公园资源环境综合执法。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公众参与现状及建议

公众参与是推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尽管近年公众参与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本身面临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等,公众参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研究结合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特点,在梳理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展公众参与相关工作基础上,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几点思考:一是应进一步明确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公众参与中政府与社会各方权利和责任,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治理工作;二是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综合考虑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社会参与的各种要素;三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应加强交流和互动;四是应定期对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公众参与机制和效果进行评估,使公众参与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实践及思路探讨

分析了我国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黑臭水体治理的实践和探索。结合《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落实和执行,对黑臭水体治理从源头预防、系统治理和公众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并提出了制定排查方案、编制达标方案、建立组织机制、强化制度建设以及严格责任考核等优先行动方向。     

国家公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名片

正2017年7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强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要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对相关自然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营机制,     

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投融资思路与建议——对《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解读

创新、拓宽水环境保护领域投融资渠道,是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关键环节。研究结论表明,水污染防治领域成熟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匮乏、中小环保企业水环境治理项目融资存在制约瓶颈、社会资本水污染治理投入盈利机制不健全等是关键制约因素。鉴于此,文章提出了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投融资思路和具体建议:整合设立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以建立政府常态化投入机制,设立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基金以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建立社会资本水污染防治项目资金投入回报机制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创新环境金融服务、发挥市场融资作用以提升水污染治理企业或项目融资能力。     

对环保第一责任人的问责须真正“硬”起来

正频繁出现的雾霾锁城现象令大气污染治理迅速成为国家行动。去年,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今年年初,环保部与全国31个省(区市)签署《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日前,广东省政府也正式发布了本省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狙击雾霾,向雾霾要蓝天,一场牵动各行各业的大气污染治理战悄然打响。对于步入工业化社会不久的中国来说,这可谓一场猝不及防的狙击战。2013年,我国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雾霾天气,波及25个省份的     

舟山市渔农村水污染治理法律机制研究——以社会协同治理为视角

舟山目前正处在治理渔农村水污染的关键时期.政府与普通民众积极协同,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是打赢渔农村水污染治理这场战役的关键.然而,在这场战役中,出现了“政府干,群众看”、“政府热,群众冷”这一尴尬局面.所以,亟需建立起政府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协同参加水污染治理的法律机制,重点要建立起政府水污染治理源头控制制度、公众充分参与水污染治理的保障制度、社会监督制度、社会教育制度.     

以“天罗地网”实现环境监测全覆盖

<正>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没有科学准确的监测数据作支撑,生态环保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2015年,国务院发布《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明确提出,全面设点、全国联网、自动预警、依法追责,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生态环境监     

我国国家公园法律管理体制的问题及改进

国外在国家公园法律体制领域进行了诸多国家层面整体性立法的尝试,并从立法目的角度明确了国家公园在保护地体系中的位置。而我国国家公园的法律体制尚待建立,应制定统一的"国家公园法",并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具体国情,对公众参与制度、分区管理制度进行借鉴。创设我国的国家公园法律体制,需要解决立法缺乏整体性,立法目的不协调,法律位阶较低这三个问题。     

护湿地国家公园,保“国家之肾”

通过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来重点培育各类自然保护区,对加强我国生态保护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湿地是"地球之肾",湿地国家公园就是"国家之肾",鉴于我国湿地保护和建设存在不少问题,"肾"已生病,本文专门阐述了建立湿地国家公园的科学理念、实地考察经验和要采取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