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环境质量管理的城市综合环境绩效评估研究

文章以26个省会城市2004~2013年的样本数据,从环境健康、生态保护、资源与能源利用、环境治理等4个方面开展研究,构建了包括4项二级指标、12项三级指标和26项四级指标在内的城市综合环境绩效指标体系。研究发现,大部分城市的综合环境绩效历年差异明显,东、中、西部的环境绩效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文章认为应该进一步优化环境绩效指标体系,充分体现区域差异特点,通过实施城市综合环境绩效考核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管理水平。     

忻皓:一名环境督导师的快意人生

正忻皓开发出的钱塘江水地图,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环境监督,也为环保部门及时查处非法排污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研发方便社会各界共同发力,使污染无处躲藏。一名毕业于美国克拉克大学的双料海归硕士,开发出一种公众协作互动型环境监督举报网络平台——钱塘江水地图,号召流域百姓发现污染随手拍,促成环保部门查处污染事件数十起。这个声明远扬的创意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态和平项目资助,研发人由此三次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传播生态故事。他叫忻皓,绿色浙江创始人兼秘书长。     

探索构建政府、市场和媒体三方共治的环境监管模式

政府在环境监管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受行政资源约束等因素影响,监管能力存在局限性,亟需探索建立新的环境监管模式,保障环保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文章认为应探索建立起政府、市场与媒体三方共同监督、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对环境问题进行全程有效监管。建议政府应始终作为环境监管的中流砥柱,不断完善治理能力和体系的作用;市场需充分发挥激励机制,成为环境监管的价值准绳;媒体应有效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成为环境监管的良知之网。     

关于地方环境立法空间的探讨

2005年10月28日,上海市十二届人大2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修订案)(以下简称<环保条例>),标志着上海市<环保条例>的修订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圆满完成.为保证<环保条例>的修订质量,自2004年以来,在上海市人大法制委、法工委和市政府法制办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在合理开拓立法空间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     

基本环境质量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

环境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环境保护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和劳务。通过保护自然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扩大有用资源再生产,其产品就是环境质量。基本环境质量是在环境容量允许的情况下,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的水清、天蓝、地干净的宜居环境,是能喝上干净水、呼吸清洁空气、吃上放心食物的安康环境。基本环境质量是人民群众健康生活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环境权益。政府承担着公众赋予的公共职能和公共权力。地方各级政府是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人民服务为首要职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开展环保教育的做法及特点

以获得2004年澳大利亚国家奖励的地方政府有关项目为典型,对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如何进行环保宣传教育进行分析.澳大利亚地方政府重视并积极开展环保教育,教育对象有儿童、学生、政府机构和社区以及企业各行各业的人群,内容有环保知识、技能和情报信息等,教育宣传方式、渠道及组织形式多样,并发动多方参与、广泛合作,为推进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开展环保教育的做法及特点

以获得2004年澳大利亚国家奖励的地方政府有关项目为典型,对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如何进行环保宣传教育进行分析。澳大利亚地方政府重视并积极开展环保教育,教育对象有儿童、学生、政府机构和社区以及企业各行各业的人群,内容有环保知识、技能和情报信息等,教育宣传方式、渠道及组织形式多样,并发动多方参与、广泛合作,为推进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环境督察制度创新与建设

环境督察制度的设立进一步完善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同时也促进地方政府走绿色发展道路。建设环境督察制度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需要协调党内法规与法律制度,完善统一"监企"与"督政"制度。同时厘清环境督察制度的权责分配,该制度包含的权力架构体系对落实环境督察制度具有深刻的意义。     

低碳经济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调控研究

环境政策执行力与低碳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目前我国已形成较完整的环境政策体系,但在实际执行中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参考国内外已有的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调控经验,分析环境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从管理体制、诱导制度、监督制度、执行主体自身建设等多个角度提出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调控策略。     

新加坡环境公共治理的实施逻辑与创新策略——以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的三方合作为视角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新加坡从半个世纪前的生态危机和恶劣的公共环境中走出来,其发展历程和理念演变均值得研究。本文尝试从政府机构主导、民间组织配合、公众个人参与这三个维度出发,借助新加坡的实例,分析三者的互构、博弈与协商。透过确立政府强势的主导地位和部门密切的分工合作、鼓励社会组织的环保活动、重视社区的生态建设等方式,解构其环境公共治理的实施逻辑与创新策略。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强化环保机构的主导地位,建立多部门的合作关系;鼓励民间参与,发掘民间智慧;提升公众的环境素养,规范个人的环境行为等完善我国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     

浅议促进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方法

企业是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企业污染是政府进行环境监督、管理的工作重点。但政府单纯凭借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是不够的，还应该充分调动企业自身进行环境管理、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即压力和动力并重。为此，政府应加大对社会、对企业的环保宣传力度，使企业认识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存在着一致性和互促性。此外，政府还应加在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的宣传，使企业提早准备、积极行动以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大型磷酸－磷铵企业环境风险的防范

运用工程分析，物料衡算，综合判断等方法对大型磷酸－磷铵企业的重点污染风险因子进行筛选只别，根据磷石膏库暴雨满溢时氟化物对地表水环境的污染影响，含氟废气（事故）排放对大气环境及农作物的污染影响，氨贮罐泄漏及燃爆对大气环境及健康影响的风险评价结果，重点研究了磷酸－磷铵企业环境风险的防范措施。针对广西鹿化肥公司及国内同类厂的一般情况，提出了保证库周排洪导流沟渠通畅，建设备用磷石膏库等防止暴雨满溢污染地染地表水，改造磷酸尾气洗涤吸收系统防止含氟废气（事故）排放，加强氨系统的安全管理以杜绝氨泄漏等防范措施。     

武汉市政府环境立法的困局与出路

通过对武汉市政府环境立法文件和立法行为进行剖析,结果发现武汉市政府的环境立法的数量占其全部地方规章总数的四分之一,但存在许多问题及面临诸多困局:立法主题词的设计缺乏科学性、主管部门的多元化设置导致环境保护缺乏综合治理、政府在环境立法中的主动性不足、环境立法的生命周期偏长且处于附属地位等。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本地的实际情况,指出武汉市政府环境立法的出路是:增强环境立法的主动性,并着眼于环境立法内容的系统化和整体性,在地方性特色上追求创新,以提升环境立法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