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研究——以宜昌市为例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着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在城市层面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显得更加紧迫。但现阶段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分技术上仍处于不断探索与完善阶段。基于此,文章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利用RS和GIS技术,采用"识-评-落-融-分"的技术流程,提出了一套城市生态保护红线体系与划分方法。结果表明:宜昌市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划分为3个层级: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保护黄线区和生态保护绿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黄线区和绿线区分别占全市面积的48.83%、31.50%和19.67%。     

省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实践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

在省级及以上禁止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等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以青岛市为实践区域,与多类规划衔接,划定青岛市省级生态保护红线.青岛市最终划定59处省级生态保护红线区,面积合计1120.65 km2,占国土面积的9.9%.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符合确立"三生"空间和落实"多规合一"的要求,有利于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障人居环境安全,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青岛市市级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生态红线的研究——宁夏生态红线划定的问题和思考

为了贯彻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的环境危机以及更好地进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建立底线思维.中央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了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通过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文献和政策进行分析,提出生态红线的类型和划定的思考,结合生态红线落地问题,对宁夏生态红线划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以期为全国生态红线划定和生态保护提供参考.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研究与探讨——以杭州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主要模式,可分为生态功能模式、规划模式、综合模式等。结合杭州市实例,对不同的划定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并对各模式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探讨。结合生态补偿制度配套、法律刚性程度、与其它红线之间关系、监管责任主体、划定难易等因素,提出基层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实践中,应以生态功能模式为主的思路。     

区域尺度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将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采用遥感和GIS技术,选取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3类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土地沙化、水土流失2类典型生态问题,建立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开展区域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定量揭示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明确的地块边界,确定生态保护红线边界.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6.68万km²,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0.9%,主要分布在北部燕山山地、西部太行山山地和冀北坝上高原等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森林、草地二者面积比例比红线外高55.7%,红线范围内的植被NPP平均值比红线外高23.5%,划定结果符合“以较小面积获取较大服务”原则,适于作为京津冀地区最重要、最需要严格管控的生态空间.     

市级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框架初探——以济南市为例

生态补偿对于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层次的生态补偿都急需探索。其中市级生态补偿因为具有"利益相关者明确、涉及范围小、行政管理方便"等优点,更容易优先推进。文章以济南市为研究案例,探索分析了市级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和资金框架结构,确定了各区县间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补偿分配比例,为其他城市乃至省级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补偿提供借鉴。     

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理思考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写入《环境保护法》,标志着中国将以强制性法律手段实施国土空间管控体系建设。本文介绍了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原则、划定类型和方法,分析了划定实际推动过程中存在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构建生态红线体系的思考。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从已有法定保护区域入手,将现有法定空间管控范围进行梳理和归纳,以维护云南生态系统完整性为目标,按分区分类的原则进行划定,完成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一张图",再将工作向纵深推进,在县市开展"多规合一"工作阶段落地。同时,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制度创新,应建立一套综合管理体系,以划定范围为管控基础,建立红线区切实可行管控办法,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渠道和补偿机制。通过生态红线政绩考核体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终推动国土空间管控体系的制度创新。     

县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研究

通过分析资源县的生态环境特征,依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目标,从禁止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等方面建立了资源县生态红线划定指标体系,并研究确定了生态红线划定的技术方法,运用GIS叠加分析、空问统计分析等关键技术,划定资源县Ⅰ和Ⅱ类生态保护红线,从而明确了区域内生态保护的重点与方向,对资源县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其它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深圳市大鹏新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法研究

生态保护红线是环境保护管理方法的一种创新,目前的研究多是针对生态功能和敏感性划定空间红线,对环境质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考虑相对较少.本文以深圳市大鹏新区为研究对象,在保障区域生态红线的性质不变、功能不降和面积不减的基础上,分别从环境质量红线、生态功能保障红线和资源利用3个方面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分.结果表明:生态功能保障红线与生态控制线基本吻合,环境质量红线包括水环境容量利用红线和大气环境容量红线,其中,水环境容量红线为CODCr、NH3-N、TN和TP可利用的环境容量,分别为720.5、36.4、67.5和6.67t·a-1;大气环境容量红线为轨道交通分担50%的运力时,机动车为20000辆·d-1.资源利用红线为大鹏新区的最适旅游承载力,为18555人次·d-1,即677.3万人次·a-1.划分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大鹏新区经济发展的自然和环境制约,可以为大鹏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管理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生态保护红线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剖析——以湖北宜昌为例

宜昌市生态保护红线于2015年1月正式颁布实施,文章结合宜昌市生态保护红线的应用情况,剖析了生态功能红线、水环境质量红线及大气环境质量红线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对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机制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进行了阐述。     

基于CGE模型的海洋生态补偿与宏观经济效应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构建包含海洋自然资源要素和海洋主体信息的CGE模型,应用SAM表提供的基础数据,以山东省为例研究了不同情景下海洋生态补偿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和居民消费福利水平等受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提高企业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幅度最高,提高居民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次之,提高增值税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居第三位,提高政府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增加的幅度最小;2）提高增值税率虽然能够引起海洋生态补偿量的显著增加,但是将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企业收入以及居民福利水平的显著下降而表现出明显的负面经济效应;3）分别提高居民、企业和政府对海洋的转移支付率所引起的居民、政府和企业收入以及居民福利水平下降的幅度相对比较小;4）海洋自然资源供给、劳动供给和经济资本供给的海洋生态补偿量乘数均为正值,即生产过程中三类初始生产要素的增加都会引致海洋生态补偿量的增加。     

生态建设和生态恢复重在综合管理

本文结合当前西部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外，提出了必须建立生态建设的综合管理部门、建立生态恢复和治理基金以及实施生态综合治理的办法，把依靠生态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结合起来，实施“林、退、还、建、改”等具体措施。同时阐明：在水土条件差的地方必须尊重“先草后灌再乔”的规律，强调了“淤地坝”对生态恢复的重要性。     

生态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探析——以旬阳县生态工业园区为例

通过对旬阳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介绍,以及对锌产业和生物医药清洁生产机制的具体分析,提出推进旬阳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措施与对策,为旬阳其他产业发展循环经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制定相应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空缺分析

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政策已推行多年,累计投入资金5242亿元,取得了初步的生态保护效果,但是也存在管理困难。根据2017年中央财政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情况,本文对全国2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补偿情况进行了空缺分析。结果表明,补偿范围已覆盖全部重点生态功能区,不存在补偿空间空缺;但是所有功能区的人均补偿强度均未达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存在较大的补偿强度空缺。最后,从提高补偿资金标准、完善补偿资金分配原则、丰富补偿渠道和探索生态补偿新方向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监管方式分析

高效的监管是确保生态补偿充分发挥效应的重要条件,文章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对常用的激励诱导和惩罚两种生态补偿监管方式进行比较分析,以找出不同条件下最优化的生态补偿监管方式。文章构建了满足激励相容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的激励诱导和惩罚两种监管方式的最优化模型,求出最优化的激励诱导强度和监管强度;随后对最优化条件下两种监管方式得到的最大化效用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了监管部门最优选择的监管成本临界值,结果表明,当惩罚机制下监管成本高于临界值时,激励诱导机制更有利,而当监管成本低于临界值时,惩罚机制更有利。     

北运河北京段水生态承载力研究及关键控制要素识别

北运河水系一直存在水资源缺乏、水环境污染、水生态功能不足等问题,未来北京市副中心高标准建设的加速还会增加流域的生态环境负担.因此需明确北运河北京段水生态承载力的时空变化特征,识别其关键控制要素,提升水生态承载力以满足区域发展需求.本文从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3个方面构建区域水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收集1995-2018年北运河北京段的评价指标数据,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分析北运河北京段的水生态承载力状况及关键控制要素.结果表明:1995-2015年,北运河北京段整体处于超载或临界超载状态,2018年水生态承载力有所提升,达到安全承载状态;各子流域间水生态承载力差异显著,其中,位于北运河上游的沙河子流域在1995-2000年处于安全承载状态,在2005-2018年处于临界超载状态,水生态承载状态相对较好,但仍有改善的空间;1995-2018年,清河、温榆河和凉水河等子流域水生态承载状态处于超载状态,水生态承载状态相对较差,需加大水生态承载力提升力度;影响区域水生态承载力的关键要素为河岸带林草覆盖率,其次水环境质量也对水生态承载力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显示,北运河北京段水生态承载力的提升需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同时加强对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产业布局生态适宜性评价及案例研究

从产业布局的生态适宜性研究进展入手,提出产业布局的生态适宜性评价应该以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分析为基础,以产业布局对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的影响程度分析为重点。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涵盖5个层次的产业布局生态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铁岭市为例评价了该市的产业布局水生态适宜性。分析表明：调兵山市、开原市、铁岭县在铁岭市各区、市、县中产业布局的水生态适宜性相对较高,影响铁岭市产业布局水生态适宜性水平的主要因子包括资源环境效应因子和经济效应因子。从优化产业结构,协调产业布局与水资源、水环境关系等方面提出了铁岭市产业布局优化的对策。     

基于问卷调查的个人生态足迹测算及分析——以厦门大学在读学生为例

文章运用世界自然基金会提供的个人年生态足迹计算软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资料,测算厦门大学在读学生个人生态足迹,并分析探讨高校在读学生个人生态足迹的组成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厦门大学在读学生的个人生态足迹介于0.4 gh～1.6 gh之间,平均值为0.83 gh,远低于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在各组成部分中,耕地、水域和碳足迹为主要用地类型,占人均足迹的90%以上;被访者的性别、学科和学历对其个人生态足迹的影响不明显,而个人月可支配收入及其出行方式与个人生态足迹的大小存在明显正相关性,即月可支配收入越高个人足迹越大,选择环保的出行方式则个人生态足迹较小。     

山东生态省建设人才规划及对策研究

研究在对2008年山东省环境保护人才资源总量、结构、分布等现状调查、统计基础上,剖析了环保人才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据生态省建设的任务和目标,以单因素趋势外推模型和GM（1,1）灰色模型,预测了2010年、2015年、2020年环保人才需求,确定了生态省建设人才规划各项目标,并提出了实施人才规划的对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