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如何真正代表人民——兼谈环保的动力

国家是公民的联合体．公民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要明确对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的侵害都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拿环保来说．首先要弄清保护谁的环境,谁是环境的主人？环保在中国并不缺乏动力,那就是老百姓。什么地方能建垃圾焚烧厂官员说了算,老百姓丧失了权利．责任也就丧失了。人大代表缺位．是包括环保在内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要害。释放环保乃至整个社会动力的关键是：把人大代表做实,人民代表要真正代表人民。     

铬渣事件区域限批不是句号

每一次环保行动都是全局利益、民众利益和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从长效上考量,区域限批不会是＂终身制＂,环保风暴一阵风过去了,污染问题还会从头重来。     

旅游演艺业核心利益主体满意度测评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核心利益主体满意与否是促进旅游演艺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分析旅游目的地、游客、旅游演艺企业和社区居民等四大核心主体期望价值与实际感知价值等基础上,构建了旅游演艺业核心利益主体满意度测评模型与测评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测评核心利益主体的数学模型,探讨了张家界旅游演艺业核心利益主体满意度情况,提出了满意度提升建议.     

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海洋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发展海洋生态旅游主要涉及管理者、开发经营者、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四类利益相关者。通过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职能、利益诉求和相关者之间主要矛盾的分析,指出发展海洋生态旅游必须统筹兼顾,追求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最大化,并从发挥管理者职能、加强社区参与、借助社会力量和产权改革四个层面提出了具体策略。     

周庄旅游者的结构特征及利益追求

旅游客源市场由不同结构特征的旅游者组成,其利益追求各不相同,对此加以分析,可以制定正确的营销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以周庄为案例,采用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法,分别对周庄旅游者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家庭收入水平结构和职业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周庄旅游者以男性游客为主体,25～44岁的中青年游客占大多数;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层次为主,职业构成比较分散,企事业管理人员居多;家庭月收入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旅游者的利益追求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结合游客结构特征和利益追求的分析结果,提出了周庄未来旅游产品的营销策略.     

从环境公共利益到环境基本权利——环境保护基本模式的转型

传统理论与实践将国家视为环境公共利益的守护者,由于环境利益代表机制的缺陷等导致了政府规制的失灵。斯德哥尔摩会议则开启了环境保护基本模式的转型:从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转向个人环境基本权利的保护。环境权的确认有效解决了环境利益代表机制的困境:每一个人既是个人环境基本权利的拥有者,也是环境公共利益的合法代表者,这就为环境保护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分析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框架,将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相结合,运用SPSS和EXCEL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化的处理及分析,界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核心利益相关者,得出其利益诉求及利益实现程度,针对分析的结果进行讨论,提出相应的观点和建议,以便为第三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利益补偿的法律调控

当前长江流域水生态补偿实践主要以水质、水量和水能三类可量化的流域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形态出现,是"流域生态效益补偿"模式,其目标利益是流域整体生态保护效益,通过政策或区域政府间的协议、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完成政府、行政区域单元之间的利益传送,其实质是一种行政治理措施、是基于权力的利益矫正,并没有将该补偿资金精确对应到真正的利益供应主体或受害主体,也就没有完成利益归宿的最终分配。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利益补偿应当在效益补偿的基础上发展"生态保护产权利益补偿"模式,使生态保护利益从生态效益的结果行为端向原因行为端传递;产权主体特定性的识别,产权利益行为(增益或损益)与流域生态效益的连接,以及涉水产权法定即利益法定是构建长江流域产权利益补偿的法律要素。     

旅游新景区开发的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以平顶山清水河景区为例

以博弈均衡理论为基础,以平顶山市清水河景区为案例,通过对"人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实地调研和走访,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了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及其博弈均衡。研究表明,只有顾全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追求和利益最优化,保证多方利益的协调才是旅游新景区开发的最佳途径,从而为旅游新景区开发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     

环境保护利益博弈分析与实证——以长寿湖渔业养殖污染防治为例

运用博弈论和利益相关理论构建的环境保护利益博弈分析框架,剖析长寿湖渔业养殖污染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博弈。通过分析政府、企业、渔民之间的六种利益博弈形式,得出结论：在渔场的各种利益博弈中,渔民的驱利行为导致了长寿湖的“公地悲剧”;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是环境执法不力的主要原因;对渔场企业的环境管理职能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导致政府部门在环境保护行为中政治利益失衡;环保政策必须与相应经济利益挂钩,用激励机制把环保内化为自觉的经济行为;合理引导环境主体的群体行为,会使环保工作更加有效开展。     

灾害旅游发展中的伦理冲突与均衡:利益相关者视角

灾害旅游的发展是出于经济动机和社会动机两方面的驱动,但这两方面动机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引入伦理学的思想来分析灾害旅游中的伦理均衡问题,尤其是涉及范围较广的利益相关者的均衡问题.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灾害旅游中的伦理均衡实现的动力,即各利益主体"利己"和"利他"的对立统一性.在对灾害旅游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各利益相关者面临的伦理冲突,并对伦理均衡进行了讨论.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制造商和中间商渠道利益再分配研究

在营销渠道中,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制造商与中间商维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关键.当合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制造商或中间商感知利益发生变化时,则有可能会进行新的利益分配(即利益再分配).从演化博弈论角度出发,研究了当渠道利益空间发生变化时制造商与中间商的行为,并对其进行分析,提出了改变原利益分配策略、实现整个渠道最优状态时的建议:当必须改变原渠道利益分配策略时,此时制造商对渠道的贡献比例达到最大,中间商对渠道的贡献比例最小.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研究——以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利益相关者矩阵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等探讨了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结果表明,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外围层,其中核心层的利益相关者为各级政府、天宝岩保护区管理局、企业与旅游公司、社区居民,对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具有重要作用.各级政府具有高影响力、低利益/高公益的特点,关注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生态补偿的公共主体;天宝岩保护区管理局具有高影响力、高利益的特点,关注生态价值,是生态补偿实施的主体;企业与旅游公司具有低影响力、高利益的特点,关注经济价值,是生态补偿责任的主体;社区居民具有低影响力、低利益,关注经济价值,是生态补偿的客体.     

规划，你做环评了吗？——迟来的规划环评

10月1日,新中国诞生00周年大庆之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这部姗姗来迟的《条例》,在同“重审批轻规划”的部门利益和“短平快出业绩”的地方利益的博弈中,能否赢得尊重？也许有一天,面对规划,你也会问：“规划,你做环评了吗”？     

浅析环境利益保护视阈下《物权法》的完善

环境利益是人类从环境中获取的维持生命延续与自我发展的效用,以及能动地利用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各种利益。在环境问题与环境危机的影响下,环境利益的实现必定受到阻碍。《物权法》规定了自然资源物权和环境保护相邻权,却忽视环境利益保护的理念,在物权客体范围与相邻关系等方面亦存在明显局限。应将"环境利益"纳入民事立法,尤其是《物权法》中,通过确立环境物权,丰富环境容量使用权、环境保护相邻权的相关内容,实现对《物权法》的完善,促进环境利益的民事法律保护与救济。     

“阳光体育”背景下学校体育管理变革利益分析

从"阳光体育"助推学校体育管理变革出发,借鉴和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我国学校体育管理变革的逻辑基础以及划分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指出学校体育管理变革实质上就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博弈或行为协作的制度变迁过程,其结果是各利益相关者对学校体育资源及其附属品的再分配,其中利益冲突是变革的核心内容,而造成利益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走向利益均衡是学校体育管理变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流域生态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公共事务治理研究中。通过对合作博弈的分析,给出了流域生态实施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4个机制:参与机制、效用转移机制、谈判协商机制和监督机制。通过对这4个机制的经济学分析和说明,得出参与机制是形成共同治理的基础,效用转移机制是利益者合作的动力,谈判协商机制是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监督机制是实施共同治理的有效保障。     

加强法治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立法具有重要和迫切的意义,当前应根据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借鉴国外的做法,结合中国的实际,使得中国的气候变化法制建设做到符合中国国情,并紧密结合经济因素,维护核心利益,同时还应在立法上公开显示对气候变化的关切。     

环评审批中“重大利益关系”的认定问题研究

目前法律对环评审批中“重大利益关系”的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实践中环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重大利益关系”的理解与认定不一,同案异判现象普遍。“重大利益关系”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的法律概念,客观上难以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因此,有必要从实证研究出发,基于利益理论的分析,总结相关考量因素,明确利益衡量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并采取自由裁量和个案认定的方式,从“质”——受害利益的性质和“量”——程度和范围、公法标准、持续性等这两个角度对是否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进行综合认定,从而为环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认定“重大利益关系”提供参考,使得对“重大利益关系”的认定更为全面合理,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河长制背景下流域协同治理问题探讨——基于共容利益理论

河长制是中国水环境治理的重大创新实践,其明确的责任、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有效实现了水环境质量的大步提升.然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河长制与流域整体性治理之间依然存在着操作上的缝隙亟待解决.以流域水污染为典型对象,从共容利益的角度,讨论了上、下游河长协同治理的利益博弈结构,明确影响上、下游合作的因素,进而提出河长制背景下促进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