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恶臭污染管理及测试方法

介绍了美国目前的恶臭法规和政策问题。在最近几年中,恶臭标准化问题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美国,大气和废物管理协会(A＆WMA)的EE-6恶臭委员会向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ASTM)转交了关于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ASTM)E-679-91方法的建议性替代方案。另外,该方案推荐对嗅觉计使用最小的流量速率3L/min。然而美国大量的恶臭实验室采用了接近20L/min流量速率的欧洲标准。作者提出疑问:美国标准中调整后的嗅觉测量法中采用较低的流量速率和测定值是否与欧洲标准中采用的较高的流量速率和较高的恶臭测定值存在矛盾呢?     

浅议恶臭污染的健康风险研究

恶臭兼有感官污染和有害气体污染的两重性。开展恶臭健康风险评价研究对恶臭基准/标准的制定、污染控制和风险管理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简述了恶臭污染的特殊性和健康危害,分析了恶臭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方法,最后就如何开展恶臭健康风险研究提出4点建议。     

畜禽粪便恶臭控制研究及应用进展

随着我国养殖业迅速发展,畜禽粪便污染日益凸显,其中恶臭已成为目前畜禽养殖场主要环境污染之一.因此,畜禽粪便恶臭污染控制和管理,对实现规模化养殖场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介绍了恶臭产生的微生物过程、成分以及恶臭气体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进展,讨论了恶臭异位控制和原位控制去除技术的优缺点;从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出发,认为恶臭原位控制技术中的微生物除臭、植物除臭和酶法除臭是今后研究的热点,并指出针对恶臭成分的复杂性,在提高单一方法除臭效率的同时可以利用多种方法组合使用,以达到更好的除臭效果.     

天津城区环境空气VOCs浓度及恶臭污染感官分析

为研究天津市环境空气VOCs浓度水平及恶臭感官污染特征,采用网格布点法在天津中心城区布点26个,分别对春、夏、秋、冬四季进行了系统采样.分析结果显示,天津市不同季节VOCs主要物质组成存在一定差异,城市空气由于受各种污染源的影响,臭气浓度普遍超出相关标准.VOCs总浓度季节变化特征为:春季(0.276 mg·m-3)> 秋季(0.275 mg·m-3)> 冬季(0.236 mg·m-3)> 夏季(0.179 mg·m-3).浓度统计结果表明,VOCs总体浓度范围主要集中在0—0.30 mg·m-3浓度区间,在此区间4个季节的样品百分比均在70%以上.臭气浓度统计结果表明,臭气浓度小于20(无量纲)的样品比例仅为36.19%.与一类区厂界标准相比,春季仅2.56%的样品臭气浓度低于10,夏季臭气浓度小于10的样品比例最高,为45.45%,冬季也较高,为35.90%,秋季为13.51%.与二类区厂界标准相比,春季仅10.26%达标,夏季63.64%达标,秋季16.22%达标,冬季71.80%达标.     

印刷厂清洗过程中VOCs的恶臭污染及消失

分析印刷行业清洗过程VOCs排放特征及其恶臭指数,运用阈稀释倍数法对VOCs的恶臭产生及消失进行研究.结果 表明,印刷行业清洗过程VOCs排放以芳香烃类组分为主,其中1,2,4-三甲基苯、间-二甲苯、1,2,3-三甲基苯、1,3,5-三甲基苯、邻-二甲苯、甲苯、乙苯为主要排放物种;BTEX(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比值...     

水质恶臭的评价及测定方法

我国水污染状况日益严重,而水质的恶臭问题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关于水体恶臭测定尚无统一的评价方法和标准.通过对国内外水质恶臭评价方法的探讨和测定方法的对比分析,认为日本的三点比较式烧瓶法更适用于我国水质恶臭监测,建议在我国水污染控制指标中增加水质恶臭指标,并建立水质恶臭评价标准体系.     

生活垃圾转运站环境空气中恶臭成分分析及污染评价

为研究垃圾转运站环境空气中恶臭成分组成特征,并对其进行污染评价,本文以北京市某一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为例,通过采集不同季节的环境空气样品,分别采用动态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和冷阱富集-气质联用（GC/MS）技术对样品进行成分分析.在所采集的环境空气样品中,恶臭物质的浓度范围是383.6-2676.4 μg·m^-3.检测到的恶臭物质共有41种,可分为8类：芳香烃、烷烃、烯烃、硫化物、羰基类、醇类、酯类、挥发性脂肪酸.从检出频次及检出浓度分析,芳香烃中主要的恶臭物质为苯、甲苯和间/对二甲苯;烷烃中主要的恶臭物质为2-甲基丁烷、丙烷和戊烷;烯烃中主要的恶臭物质为柠檬烯;硫化物中主要的恶臭物质为硫化氢和二甲二硫醚;醇类主要是乙醇;酯类主要是乙酸乙酯;羰基类中主要的恶臭物质为丁醛和2-丁酮;挥发性脂肪酸中主要的恶臭物质为乙酸和丙酸.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恶臭物质的总浓度和理论臭气浓度随季节变化较为明显,两者在夏季的数值分别为2273.8 μg·m^-3和132.1,明显高于其他季节,这主要是由于温度是影响恶臭物质产生的关键因素.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恶臭物质进行打分,排在前10位的恶臭物质是：硫化氢、丁醛、二甲二硫醚、乙酸、丙酸、甲苯、苯乙烯、间/对-二甲苯、柠檬烯和乙酸丁酯,可将这10种恶臭物质作为该垃圾转运站环境空气中的典型恶臭物质.     

污泥间接干化产生的恶臭及挥发性有机物特征

正随着城市发展,污水处理量大幅提高,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产量也急剧增加,使污泥的处理处置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水泥厂煅烧设备处理污水处理厂污泥,可实现污泥处置的无害化、减量化以及资源化[1].在焚烧处置之前,须先将污泥进行干化处理,使其含水率达到焚烧要求.湿污泥干化过程中,由于部分有机物的转化与挥发,干化尾气中存在恶臭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北京水泥厂有限责任公司的处置污水处理厂污泥工程是我国首个利用水泥窑余热干化处置污水     

欧洲国家控制农业养分污染水环境的管理措施

近年来欧洲国家为控制农业养分污染水环境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法律和经济等环境管理措施,鼓励和刺激农民采取更加有利于环境的耕作方法,限制化肥、厩肥等养分投入,以最大限度地减轻氮、磷等养分流失对地下水和地表水体的污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文对此作了详细介绍,以资借鉴。     

一株降解雌二醇的恶臭假单胞菌的分离鉴定及降解活性

从江苏省某废水处理站的活性污泥中分离出一株高效降解17-雌二醇(E2)的细菌,编号为CR7.研究表明,CR7能以E2为唯一碳源,在3d内对初始浓度为10 mgL-1的E2降解率为79%.分析其形态学、生理生化和16S rRNA序列,鉴定为一株恶臭假单胞菌(Pseudomonas putida).在培养温度25 ℃,添加Cr2+、Pb2+、Cu2+、Ba2+、Zn2+、Ca2+的培养液中,E2的降解率分别为0.33%、0、83.33%、82.17%、83.37%和87.10%.使用重组基因酵母技术检测了CR7菌株降解污染E2的土壤,在168 h降解E2的效果达到72%.     

化能自养细菌Calvin循环相关基因的组织和调节研究进展

Calvin循环是化能自养细菌同化CO2的主要途径.该循环大多数酶由cbb基因编码.除保守的内在基因排列次序外,不同化能自养细菌cbb基因簇在基因大小和操纵子结构上存在差异.兼性化能自养菌cbb操纵子比专性化能自养菌受到更严格的调控,其调控作用主要由位于cbb操纵子上游编码LysR家族转录激活蛋白的cbbR基因执行.最近的研究表明,另外一些蛋白因子也可能参与cbb基因调控.尽管操纵子调控元件接收到的代谢信号仍是未知的,但一般认为细胞的氧化还原状态起着关键作用.推测cbb操纵子的表达调控整合于一个调控网络中.图2参58     

徐州市景观生态调控途径

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了城市景观生态调控的概念。在分析了徐州市景观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根据调控理念和调控目标,从空间、技术、政策3个方面提出了4个调控途径10个调控措施,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徐州可持续发展中的景观生态瓶颈问题,并为其它城市解决景观问题提供借鉴。     

南通市城镇化过程中水环境调控研究

城镇化是涉及诸多影响因素的复杂动态过程,而水环境又是城镇化进程中最为显著的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南通市城镇化的发展历程,通过分析城镇化进程中水环境问题,提出了强化水资源保障能力、增强水环境承载能力,提高水灾害防御能力,提升水经济调控能力等有效措施和对策.参13.     

美国和加拿大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管理研究及对中国的借鉴

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管理框架和管理模式进行了系统分析.就间接(宏观)管理而言,美国和加拿大的生态调度从取水的许可证管理、保留水权的建立、水质标准、濒危物种保护和环境流量设置等方面进行管理;而在直接管理方面,主要包括对联邦水利工程的《濒危物种法》(ESA)符合性审查和非联邦水电站(5MW以上)的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的许可管理.通过分析中国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国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的体制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从明确生态需求、确定生态调度实施战略、加强基础研究工作以及建立和完善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了加强中国生态调度管理的建议.在逐步建立流域生态调度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指出从生态补偿机制、参与协商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监测反馈机制等方面建立和创新水利工程生态调度运行机制.     

论城市河道整治与景观生态设计

针对城市河道整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阐述了城市河道整治的原则,提出城市河道整治要考虑景观生态,设计中要遵循安全性、自然性、生态性、观赏性、亲水性、文化性等原则。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了河道形态景观、堤岸景观和河道附属景观的设计内容。     

Regulation with direct benefit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mperfect monitoring

We model the optimal design of programs requiring heterogeneous firms to disclose harmful emissions when disclosure yield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benefits. The indirect benefit arises from the internalization of social costs and resulting reduction in emissions. The direct benefit results from the disclosure of previously private information which is valuable to potentially harmed parties. Previou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of such programs restrict attention to the former benefit while the stated motivation for such programs highlights the latter benefit. When disclosure yield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benefits, policymakers face a tradeoff between inducing truthful self-reporting and deterring emissions. Internalizing the social costs of emissions, such as through an emissions tax, will deter emissions, but may also reduce incentives for firms to truthfully report their emis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