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能源消费碳足迹变化及其人文因素影响研究

在计算2001—2013年辽宁省能源消费碳足迹的基础上,应用STIRPAT模型进行回归函数拟合分析,探讨了主要人文因素对碳足迹变化的影响,并通过脱钩指数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结果表明:辽宁省能源消费碳足迹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各能源消费类型的碳足迹构成中,煤所占比重最大,石油次之,天然气所起的作用甚微;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碳足迹的主要影响人文因素;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处于脱钩—复钩的波动状态。     

能源消费结构对京津冀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Panel-Data模型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能源消费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有着重要影响。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费巨大,能源消费结构改善关系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保护。通过选取京津冀2000—2014年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指标数据,建立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指标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京津冀能源消费总量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具有正向作用,电力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具有正向影响,而煤炭、石油具有反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改善区域能源供给方面采用适度提高能源总量,减少煤炭等重污染能源比重的政策措施,以有效促进京津冀的经济协同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危机冲击下海南省旅游经济韧性与高质量发展

韧性是衡量危机冲击下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基于海南省旅游发展面板数据,评价COVID—19危机冲击下旅游经济韧性及后危机时代旅游经济恢复性增长,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危机冲击下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完整危机下海南省旅游经济韧性的区间为-2.792—4.855;当划分抵抗期和恢复期时,危机的不同时期下海南省旅游经济韧性的区间为-3.261—6.799;(2)截止2023年8月,海南省15个市县旅游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整个海南省旅游经济恢复性增长率均值为0.357,远高于危机冲击下恢复期增长率均值0.229;(3)旅游接待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是危机冲击下海南省旅游经济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是双因子交互中促进旅游经济韧性提升的主导因素,其中旅游接待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交互对旅游经济韧性的解释力达到0.547。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中国居民出境旅游影响因素重要性研究

通过建立1999—2014年中国居民出境旅游影响因素的随机森林模型,选取并定量分析了经济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的影响程度与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强,市场因素次之,社会因素影响最弱;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城市化快速推进是近年来居民出境旅游出现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国内旅游市场和入境旅游市场对出境旅游有较明显的影响;居民对国内商品质量或服务的投诉不是居民出境旅游的主要原因;出境旅游仍然是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出境旅游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大众普及的阶段。     

重庆直辖以来的能源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1997—2016年重庆的能源消费、经济、产业、人口等数据,从纵横向对重庆能源消费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构建岭回归模型,对重庆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发现,重庆的能源消费总量稳步增长,煤炭消费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能源消费结构趋向多元化与合理化;能源消费强度有所降低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较高,主要集中在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岭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能源利用效率、第三产业比重、城镇化率、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对其有显著影响。为了控制能源消费增长,重庆亟待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并挖掘建筑节能和交通节能潜力,继续加大RD经费支出力度等。     

我国工业SO_2排放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我国工业SO2排放特点及排放趋势,重点分析了影响工业SO2排放的相关因素,结合1995年~2013年间我国工业SO2排放量变化及相关影响因子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和创建多元回归模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指出:高能源消耗促进工业SO2排放量增长,技术进步、结构优化抑制工业SO2排放量增长;单位GDP能耗每减少1%,我国工业SO2排放量会增加0.925%;工业产值占GDP比重每增加1%,我国工业SO2排放量会增加0.677%。     

2001-2009年湖北能源消费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2001 -2009年湖北能源消费总量规模、人均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效率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能源消费总量和人均能源消费不断增加,能源消费结构趋于优化,能源消费效率显著提高,能源消费规模和年均增长率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此外,各地区人均能源消费均有所增长,能源消费效率显著提高,但增长或提高的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全省人均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效率的空间格局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人均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鄂西北、鄂西南和鄂东北地区人均能源消费量明显低于鄂中广大地区,鄂西南地区和武汉城市圈内大多数城市能源消费效率明显高于全省其他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和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变化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全省能源消费总量、消费结构和消费效率变化以及能源消费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     

污染排放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研究

以1998—2009 年各地区的数据为样本,利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污染排放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宏观经济结构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经济结构与污染排放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当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引起污染排放的增加,但当期污染排放的增加会对今后经济发展产生滞后的负面效应.投资和出口对污染排放的负面影响存在调节作用,即投资比重越高,出口比重越低,当期经济增长引起的污染排放越少,污染排放的负面影响也越小.不过,消费比重对污染排放负面影响不存在调节作用.     

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变化对碳排放影响分析

基于土地利用视角,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为制定碳减排对策提供思路。建立扩展的STIRPAT模型,验证了包括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在内的社会经济因素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人口总量、人均GDP、国际贸易分工、城市化水平、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每提高(改变)1%水平时,碳排放总量将依次提高0.10%、0.16%、0.12%、0.17%、0.21%、0.15%;能源强度因素表现为负作用,每提高1%水平时,碳排放总量将下降0.05%;土地利用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结构等因素的变动对碳排放总量影响变动贡献率较大,贡献率大小依次为68.75%、49.73%和19.35%。据此提出,适当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改变土地利用强度以减缓碳排放的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基于240个城市的双门槛效应检验

利用我国2003—2015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从"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两个维度对240个城市进行门限回归分组,在有效化解EKC"异质性"问题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门限回归的分组方法能有效化解EKC检验中的"异质性"问题,确保检验结论更准确;城市经济水平越高,EKC检验中拐点水平值越大;城市工业比重越高,拐点水平值也越大;经济水平和工业比重都大的城市,拐点水平值也越大;相比于经济结构,经济水平对拐点值起的决定性作用更大。该研究有效地化解了EKC检验中的"异质性"问题,对准确了解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合理把握各城市环境规制的方向和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电力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

以"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27年的数据为样本,构建以经济增长、电力消费、资本存量和总就业人员数四要素的生产函数,采用基于误差修正的面板协整方法检验电力消费与各区域各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之间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样本内48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关系,短期内存在GDP→电力消费单向因果关系,长期内存在电力消费→GDP的单向因果关系。将48国分成南亚、东南亚、中东欧、西亚北非和其他国家5个区域分别研究,结果显示,长期内5个区域均存在电力消费→GDP单向因果关系,短期内只有南亚和西亚北非存在GDP→电力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     

我国能源消费增速创新低

<正>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近日发布数据称,2014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8.4亿t标准煤左右,同比仅增长2.3%,增速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2013年能源消费增长3.7%)。在经济增长放缓、能源消费增速下降的格局下,2014年能源消费增速创16年来最低。与此同时,国内电力、煤炭、油气生产和消费量均降至近年最低水平。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用电总量同比增长3.8%,创下新世纪以来最低增速。2014年国内GDP同比增长7.4%,测算能源弹性系数,电力弹性系数分别为     

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选择能源强度作为代表能源效率的指标,以非农人口比重、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建成区面积、万人拥有医生数分别作为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社会城市化方面的代表性指标,利用中国29个省区1995—201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从实证层面探究中国城市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以此为寻求碳减排路径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能源效率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是能源效率提高的抑制因素,经济城市化是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促进因素。     

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耕地非农化演变路径及异质性研究——以广州市黄埔区为例

耕地非农化的驱动机制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以STIRPAT和GWR模型为基础,分析了广州市黄埔区人口总量、富裕水平、产业结构变化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2010—2015年黄埔区耕地非农化进程在空间格局上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由南向北扩散,中部和北部建设用地快速向北扩张,耕地非农化进程加快。(2)无论是2010年还是2015年,广州市人口数量对耕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均呈现出正效应,而富裕水平、第二产业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作用有正有负。在黄埔区南部,随着人口数量和富裕水平的提高,会进一步推进耕地非农化进程,而随着第二产业比重的减小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耕地非农化进程;在中部和北部地区,人口数量的正效应和富裕水平的双重效应的作用相对南部而言较弱,第二产业比重和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明显强于南部。     

城市化水平测度及其与水环境质量关联性分析

中国城市化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进程对水环境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合肥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合肥城市化与巢湖水环境质量进行了关联分析.结果显示：合肥市产业结构对巢湖西半湖水环境质量的影响较大;在城市化发展初期,第二产业成为影响水质的主要因素;近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比重逐步提高,成为水质改善的驱动力.因此,在合肥城市化进程中第二、三产业比重对水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化与水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     

成渝经济区旅游发展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DEA分析方法,测度了成渝经济区2010—2015年的旅游发展效率;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建立面板模型验证了旅游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研究表明:成渝经济区综合效率总体呈现出波动中曲折上升的发展趋势,纯技术效率下降,主要依靠规模效率提升;2012年综合效率呈负增长,短时间内大量资源和技术的涌入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旅游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益于技术进步、规模效率的整体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旅游经济的干预程度、产业结构、交通便利程度、城市化水平对旅游发展效率均有积极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发挥政府旅游调控职能、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完善旅游交通体系、优化资源投放结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刺激旅游消费需求等建议。     

陕西省经济发展质量评价

通过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陕西省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动态变化情况。从经济增长的有效性、稳定性、持续性、福利性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05—2015年陕西省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且与社会福利、成果分配等指数变动趋势相近,社会福利与成果分配、环境治理形成陕西省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据实证分析结果,对陕西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合理因素进行梳理,得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城市化水平不高、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环境保护投入不足等问题,从产业发展、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美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对比

选取1978—2014年的统计数据,构建多变量的生产函数模型,使用约翰逊协整检验法和基于VECM(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长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美经济增长、电力消费、专利数量和资本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电力消费既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也不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资本存量是中美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兰杰原因。即中美两国不是能源依赖性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科技刺激经济增长的程度比美国的大,中国资本投入是电力消费的短期格兰杰原因;美国经济增长是电力消耗的短期格兰杰原因,但电力消耗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从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特点出发,结合可持续发展的有关理论,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建议。     

中国海洋经济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PLS-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海洋经济政策—海洋经济发展组成要素—海洋经济发展"分析框架,选择形成型指标建立SEM模型,用PLS法测算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直接效益、间接效益和总效应。研究得出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正向因素包括单位面积大陆海岸线长度、互联网普及率、海洋第三产业比重等,主要负向因素包括沿海地区万元GDP电耗、海洋科技成果应用率、涉海就业人数等。政策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是"海洋经济政策—海洋增长动力—海洋经济状态—海洋经济发展"。从总效应看,海洋经济政策有效促进了海洋经济发展。     

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雾霾天气频发,雾霾污染问题愈加严峻。选取长江经济带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莫兰指数、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雾霾治理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分布上,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特征,但整体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经济成因上,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影响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的主要因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工业产业比重越大,雾霾污染程度越严重。从能源结构、产业升级和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雾霾污染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