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调查的林权改革林地经营适度规模研究——以甘肃省天水市林权改革为例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林地经营规模的大小关系着其收入的高低,并影响着森林经营效率.结合在甘肃省天水市进行的问卷调查,从农户意愿出发,采用统计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家庭户均林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农户的职业是影响农户期望的林地经营面积的重要因素.研究建议相关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改革配套政策,促进农户林地经营的适度规模化,以实现农户的增收和林区的和谐发展.     

不同产权视角下农户经营行为对森林结构的影响来——自福建省634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森林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事关人类生存发展和文明的延续,同时森林结构是衡量森林生态功能的重要指标。基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福建省634户农户的实地调研,以用材林为例,通过建立Tobit模型研究农户经营行为及其对森林结构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林业经营行为中的造林行为和抚育行为对森林结构具有显著影响;(2)农户林业经营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各经营行为对森林结构的影响;(3)不同产权类型特征下,农户经营行为对森林结构的影响具有差异性;(4)产权对森林结构无直接影响,但可通过树苗投入和雇工人数对森林结构产生间接影响。     

城镇化进程中林改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来自福建省10县域664户农户的实证

以福建省10县664农户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最小二乘估计(OLS)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对城镇化和农户林改满意度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不同教育年限农户和不同社会身份特征的农户家庭影响存在差异性;林改满意度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影响不显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造林和抚育投入两阶段影响方向不同,对两阶段整体投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为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提出积极推进落实林权制度改革配套措施、优化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建立深化林业综合改革试验区、提升城镇化与林权制度改革综合效用等建议。     

农户对农业农村信息化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甘肃地区农户的样本调查

当代农业信息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户是农业信息消费与需求的重要主体之一,他们对信息化的认知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在对甘肃地区农户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农户人均收入水平、耕地面积、农田水利条件等因素对农户认知农业农村信息化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农户幸福指数与农户生计研究——基于河北省围场县两个贫困村的调查

以河北省围场县两个贫困村为案例,从居住、就业和空间行为能力三个层面构建幸福指数,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探究农户幸福指数与生计活动的关系。结果显示:工资—经营、蔬菜种植、外出务工等生计活动对农户幸福指数的贡献度最大。利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从事高贡献度生计活动的家庭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社会关系与农户从事工资—经营生计活动为强正相关,家庭规模和农户平均学历与从事工资—经营生计活动为较强正相关。(2)将蔬菜种植和外出务工加入模型后,劳动力数量影响强度加大。从推进村域经营生计活动发展、提高农民技术水平、保障低幸福指数农户基本生存等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农地金融的林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研究

与农地相比,林地具有经营投入成本大、周期长,收益慢等特点,导致林地经营权抵押难以变现,严重影响了林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发展。现阶段国内外对农地抵押贷款的研究较成熟,而在林地方面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通过梳理国内当前主要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理论框架,对比分析三种主要模式,结合林地的特点,提出适合林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构建框架。该模式由贷款申请、资金补给、抵押品处置三个系统构成,克服了抵押品处置难、农信社贷款意愿低、资金来源渠道少等难题,提出了构建该模式的相关建议。     

农户低碳经营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湖北省的农户数据,分析农户低碳经营现状,构建平原(丘陵)农户和山地农户Logit回归模型,探讨不同地形农户低碳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在灌溉、保护性耕作、地膜处理方面低碳经营程度较低。农户低碳经营意愿具有区域差异性,平原(丘陵)地区和山地地区的农户具有低碳经营意愿的比例分别为52.4%和44.3%,影响这两类地区农户低碳经营意愿的因素同中有异。碳排放信息的关注度对两地区农户均具有显著影响,是否具有非农业技能、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情况、周围人低碳行为的影响、作物出售比例对平原(丘陵)地区农户有显著影响,种植规模对山地地区农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对策,提高农户低碳经营意愿,推进低碳农业发展。     

林权抵押贷款:在探索中前行

我国林地资源丰富,但既往产权不明晰、配套金融服务滞后等因素严重制约了林地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以林权抵押贷款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林地综合金融体系开始逐步形成,而其进一步成熟需要构建林业信息服务平台、森林保险业务、林农合作组织等互补配套制度。     

福建两种典型林改模式的农户获得感比较

从林农获得感的内涵出发,应用熵值法构建林改全过程的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以2014—2016年450个林农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比较林农对"均股均利、均山到户"两种林权改革模式的获得感水平,运用Tobit模型找出影响林农获得感的关键因素,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两种典型林改模式的农户获得感均不高,差异不显著。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领到林权证、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是影响林权改革模式的关键因素;是否村干部、林地块数、林业投入、林业收入、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对"均股均利"模式下的林农获得感影响显著;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领到林权证、采伐指标的申请难易程度对"均山到户"模式下的林农获得感影响显著。     

福建两种典型林改模式的农户获得感比较CSSCI

从林农获得感的内涵出发,应用熵值法构建林改全过程的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以2014—2016年450个林农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比较林农对"均股均利、均山到户"两种林权改革模式的获得感水平,运用Tobit模型找出影响林农获得感的关键因素,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两种典型林改模式的农户获得感均不高,差异不显著。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领到林权证、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是影响林权改革模式的关键因素;是否村干部、林地块数、林业投入、林业收入、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对"均股均利"模式下的林农获得感影响显著;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领到林权证、采伐指标的申请难易程度对"均山到户"模式下的林农获得感影响显著。     

福建家庭林业单户与联户经营的效率差异分析——以福建省5地市272户农户数据为例

基于福建省5地市27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DEA-BCC模型和效率累计频率图对单户和联户两种经营模式的效率进行计算并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福建省家庭林业经营效率偏低,联户经营效率高于单户经营;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是造成福建省林业经营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单户经营下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是3.33—6.67hm2,联户则为6.67—13.33hm2;不同林农之间经营林业的水平差距较大。在分析以上结论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继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逐步完善林业配套措施;稳定林业政策,提升预期收益;发加强林业技术培训,提升林农管理水平;转变林业经营观念,寻求林业潜在效益。     

产权异质性、林地流转与林业经营效率——来自福建省664户山区农户的调查

林地流转具有激活林业市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林业经营效率的作用,而产权是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基于福建省5地市10县域的实地调查获取的668户农户问卷,通过建立DEA-Tobit模型,在不同产权类型视角下研究林地流转对林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并对产权因素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林地流转对农户林业经营效率具有显著影响。林地流转可促进林业经营效率提高,不同流转方向和产权特征下的影响具有差异。(2)农户林业经营效率整体偏低。按照流转和产权特征分类,流转户效率高于未流转户,联合产权特征农户效率高于独立产权。(3)产权异质性对土地流转和林业经营效率产生影响。独立产权对林业经营效率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通过土地流转对产权产生间接影响,联合产权对林业经营效率影响不具有显著性。     

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241个农户的调查

农业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而农业发展的关键是要依靠农业科技。基于福建省24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应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性别、对农业生产动态的了解情况、与农技站交流情况、新品种的销售前景、农业技术指导情况、新品种种苗的获取、周围人对新技术重要性的认知、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新技术需求情况与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农业劳动力比重、土地用水情况与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呈负相关关系。最后提出提高农户新技术采纳率的政策建议。     

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241个农户的调查CSSCI

农业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而农业发展的关键是要依靠农业科技。基于福建省24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应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性别、对农业生产动态的了解情况、与农技站交流情况、新品种的销售前景、农业技术指导情况、新品种种苗的获取、周围人对新技术重要性的认知、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新技术需求情况与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农业劳动力比重、土地用水情况与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呈负相关关系。最后提出提高农户新技术采纳率的政策建议。     

林改后农户林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南平、龙岩、三明等地的问卷调查,运用DEA-Tobit模型对农户林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林地块数、林地离公路的距离、林地坡度、经营类型、经营主体类型、种苗质量、施肥次数、整地方式、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资金来源渠道的畅通性、伐区调查设计制度、林业税费等14个因素对林业经营效率影响显著.因此,提升林农的林业经营水平与变革林改配套措施是可行之策.     

社会资本、农户分化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探寻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为例,从是否参与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分析了社会资本、农户分化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两阶段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收入分化则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交互作用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显著降低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负向影响,提升收入分化对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积极培育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加快兼业型农户转型、构建适度决策集团规模与差异化激励机制等政策启示。     

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下农户投入意愿与选择取向

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法和综合分析法分析了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下(3—5年、5—10年、10—20年、30年和长久不变)农户的投入意愿和选择取向。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对土地承包权调整相关政策的认知和了解度较高。(2)无论是经营自家承包地还是租用他人承包地,随着承包期限(或租用期限)的延长,农户的投入意愿逐渐提高。(3)受访农户总体上希望土地承包期限延长,但仍有近50%的农户希望定期调整土地承包权。研究结论表明,提高农户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权期限、承包方的责任和义务的了解和认知度,有利于激励农户对农地的投入意愿;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性是影响农户对农地投入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应进一步保持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总体稳定性,强化农地承包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的选择取向具有较大差异性,反映出土地承包权稳定性下正效应(促进农户投入,提高农地集约度)和负效应(较大比重农村人口"生而无地"的不公平性)的共存性,应在保持土地承包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考虑家庭人口变动和农村人口迁移进行土地承包权的局部调整。     

林地细碎化、林地流转对林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后,林地细碎化程度不断加剧,农户的林地经营难度有所增加。林地细碎化、林地流转对林地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方式如何?基于福建省23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从林地细碎化、林地流转的角度分析了对林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林地细碎化、林地流转对林地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户主年龄、户主身份、投资营林风险大小、林业劳动力占比、家庭总收入、林业收入占比、林地质量、申请采伐限额指标难易程度对林地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     

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农户满意度影响机理研究

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典型模式,运用296份问卷数据,系统分析了构成要素和农户特征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满意度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的满意度受补偿机制构成要素和农户特征的双重影响;②将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的耕地保护基金构成要素依次为补贴资金账务公开度、补贴资金监督管理力度、补贴依据、补贴资金使用要求、补贴资金分配比例、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③农户的年龄、党员身份、家庭实际耕种面积、流转出耕地面积、农户对政策的了解度和政策价值性的认知均显著且正向影响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的农户满意度,而家庭需抚养人数和承包地面积具有反向的显著性影响。     

粮食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运营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

以河南省滑县和延津县为观察对象,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营过程的理论框架,对粮食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运营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进行讨论,揭示粮食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运营的内在工作机理。结果表明：(1)粮食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壮大是劳动力、土地、资本和组织等多要素共同支撑下的系统演化过程,而其可持续运营则依赖于关键要素的持续供给和要素结构的不断优化。(2)由于口头契约的有限约束、“熟人交易”的选择偏好和利益联结机制的相对缺失,小农户等土地流转主体存在主动违约的道德风险,粮食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运营所需的“可持续土地供给”呈现显著不确定性。(3)农村土地抵押权的“受限性”,以及农业经营资产抵押价值的低廉化和农业经营活动的高风险,引致了外部资本的主动参与意愿相对不足,粮食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面临较为严峻的信贷供给约束。同时异地人才流入、本土人才回流和传统农户转型的外部激励不足,则引致了粮食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化”和“法人化”运营所需“关键人才”的供给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