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设区的市”地方环境保护立法的完善——以广西地方环保立法为例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后,所有“设区的市”都获得了地方环保立法权。在拥有地方环保立法权后,广西地方环保立法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仍存在立法地方特色不足,不同地区立法同质化,立法时间成本投入不足,立法公众参与度不足,立法内容原则化、抽象化,立法偏重事后惩罚,没有做到以预防为主等问题。新时代地方环保立法的完善,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完善地方环保立法须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优化民主立法机制,加强公众参与,加强立法队伍建设,提高立法技术,并在立法之后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环境守法意识。     

地方环境立法初探

本文结合山东省地方环境立法的实践，对地方环境立法的含义、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立法的关键环节和程序进行了详细论述。强调了地方环境立法应达到的目的及其在环保实践中的作用，对地方立法中涉及的行政处罚、收费、行政许可设定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论述立法人员整体素质对地方环境立法的影响，提出了对法案起草人员、论证人员及审查人员的基本要求。突出了建立立法听证制度和坚持立法民主性原则对提高立法质量的作用。     

武汉市政府环境立法的困局与出路

通过对武汉市政府环境立法文件和立法行为进行剖析,结果发现武汉市政府的环境立法的数量占其全部地方规章总数的四分之一,但存在许多问题及面临诸多困局:立法主题词的设计缺乏科学性、主管部门的多元化设置导致环境保护缺乏综合治理、政府在环境立法中的主动性不足、环境立法的生命周期偏长且处于附属地位等。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本地的实际情况,指出武汉市政府环境立法的出路是:增强环境立法的主动性,并着眼于环境立法内容的系统化和整体性,在地方性特色上追求创新,以提升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之创新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是陕西省立法形式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是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本文对该条例在立法理念、立法模式、环境管理体制及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创新进行剖析,以期为我国地方环境立法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欧盟环境信息公开的立法与实践

摘要：欧盟环境信息公开的立法与实践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它具有以下特点：明确对公众环境信息知情权的保障;强调政府等公共机关的责任,督促其主动地收集、整理信息,并以最快捷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信息;对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开采取强制性与自愿性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主导力量也不限于政府及公共部门,企业、社会力量亦发挥突出作用。公众只有充分获取环境信息,才能充分参与环境管理。欧盟在此领域立法和实践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江西省地方教育立法之不足和改进策略

中央教育立法能够带动地方教育立法的展开,同时,反过来地方教育立法的探索也能够为中央教育立法提供有益经验,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西省地方教育立法的步伐不断加快,成绩显著。但和其他发达省份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地方教育法规体系相对滞后,有待进一步完善。为适应本省教育发展的状况,有必要适度先行地方教育立法,突出地方特色,完善地方教育立法程序,建立立法质量跟踪问效制度,并最终形成地方性教育法规体系。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地方立法实践及其完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颁布后,广东省等13省(区、市)制定了土壤污染防治地方立法。从形式来看,土壤污染防治地方立法分为"条例"和"办法"两类,立法详尽程度不一。从内容来看,已有土壤污染防治地方立法存在重复立法、法律责任不具体,基金制度不完备等问题。后续地方立法应进一步突出立法的地方特色、细化法律责任、完善基金制度,提升土壤污染防治地方立法的实效性。     

我国地方海洋立法技术分析

从立法技术这一独特视野,运用法理学、立法学的基本理论,从对地方海洋法和立法技术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入手,剖析了我国现行地方海洋法规在立法技术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加强地方海洋立法理论研究、形成综合立法机制、完善地方海洋立法各项具体制度等针对性对策和建议,以有助于我国地方海洋立法科学化,加快海洋法治建设进程.     

论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市环境管理制度

随着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环境问题日趋复杂和多元,环境管理成为城市这一复杂系统处于最优运行状态的重要保障。当代环境管理的实质,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到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和谐状态,环境管理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针对城市环境管理存在着环境法规不完善、行政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经济手段和公众参与程度低等问题,本文从环境立法、行政管理制度、环境经济政策与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为完善城市环境管理制度提供参考。     

市场机制下环境立法的若干思考

本文通过对国内，国外环保政策历史延革的阐述和对我国环境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的分析，提出了市场机制下环境立法的有关对策，为地方环境立法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内容。     

环境规制方式与环境规制效果的关系研究

结合国际环境规制的发展历程，将中国环境规制方式划分为政府立法、政府执法和公众参与。使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公布》（2001－2010年）的有关统计数据，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了这三种规制方式与环境规制效果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对中国环境规制效果作用最大的是政府执法，其次是公众参与和政府立法。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优化考核机制、明确权力划分、提高公众意识等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议。     

地方环境立法中若干关系问题的探讨

根据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等的规定,对地方环境立法中的若干关系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探讨。     

论地方环境立法中的若干问题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环境问题各有侧重点，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差异较大，因而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进行地方环境立法，在环境管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从实践中来看，由于地方环境立法起步较晚，经验欠缺，立法理论也缺乏指导，加之一定程度上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影响，在立法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不容忽视，本文浅论一下对此的认识。     

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及案例分析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领域公众参与的方式主要包括：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参与环境行政许可听证、参与行政立法听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等。通过对公众参与方式及其法律保障机制和典型案例的分析,笔者以为,环境保护领域已经成为中国当前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程度最高的领域。     

基本原则条款不能孤立解读

新环保法第五条规定．“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在我国环境立法史上．这是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法基本原则的首次直接规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就立法技术而言．环境基本法中立法目的、基本国策和基本原则三个条款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起草《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城市条例》的基本考虑

本文从我国循环经济立法背景、循环经济立法在各国的发展状况、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循环经济立法的理论共性、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个性体现等五个方面阐述了起草我国第一部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基本思路。     

光污染防治地方立法实例评析及建议

光污染是一种新型环境污染。在法治保障层面,宪法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总体方针,相关法律对光辐射的防治提出了要求,但其并未对光污染的防治措施作出具体规定。在实践中,光污染防治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在此情况下,各地根据立法权限并结合实际,作出相关制度安排,以回应实践需求。其中,有的地方在环境保护综合立法中作出规定,有的地方则选择其他的立法模式。这些模式各具特色、各有优势,并无优劣之分。但由于规范内容大多为原则性规定、法律责任不甚明晰等,光污染防治地方立法的系统性、有效性等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为应对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并推进相关的立法工作。首先,在实质层面,需要继续提升光污染防治制度的有效性;其次,在形式层面,可考虑适时将散落在其他立法中的相关制度纳入环境保护综合立法;最后,部分地区可结合实际,尝试开展光污染专项立法研究,为推动体系化立法作出努力。     

北京大学教授、环保法修订主要参与者汪劲：公众参与,权力和义务如何匹配？

1.公众参与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今年5月,环保部出台了《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对公众做了一个界定,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约定俗成的立法用语,在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有特定含义。公众参与的范畴包括：自觉自愿参与环境立法,参加环境保护相关活动等。从立法研讨的过程中,我发现,环保部门、各部委以及学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学理上将公众参与分为公众和参与,一个主体和一个行为两个层面。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侵害公众环境权益事件的频频发生,有些甚至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迫切需要。但中国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立法规定上存在缺陷,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应该赋予环境保护行政监督主管部门、检察机关、公民、环保社团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展,来维护我们公众的环境权益。     

日本环境管理咨询体系研究

环境执政能力已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议题之一.政府通过立法、政策、行政和制度手段,可确保实现良好的执政.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制度手段之一,环境咨询体系(EAS)在日本得以建立.其针对公众不断增长的对环境净化和保护的需求,增加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力度.强化环境执政能力的经验教训:①EAS产生的背景,即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几十年的环境退化和环境立法的艰难历程表明,公众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压力与日俱增.②识别了从"防治污染措施咨询委员会"(ACAP)发展到"中央环境咨询委员会"(CEAC)和"内阁全球环境委员会"(CGEC)的主要变化因素、内容和作用.ACAP主要考虑制定污染防治政策,监测、评估和补偿环境污染(如水俣病、痛痛病、呼吸道疾病等)造成的损害.CEAC和CGEC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环境保护中,包括地方、国家及全球尺度的污染预防和环境应急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