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工业行业碳排放现状与减排定位分析

基于企业样本数据和省级数据库,本文对中国电力、钢铁及水泥行业进行碳排放量核算、排放集中度分析、达峰情况分类及脱钩状态判断,并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判断各省份在减排行动中的定位。结果表明,全国钢铁及水泥行业碳排放量在2014年后增长明显放缓,电力行业碳排放量持续上升;在省级层面,电力、钢铁及水泥行业分别有15个、7个及12个省份碳排放量仍在快速增长;在空间分布上,电力行业碳排放呈现"东高西低",钢铁行业碳排放集中在河北周边,水泥行业碳排放呈现"南高北低中部突出";时间趋势上,各省份电力行业和水泥行业逐渐实现碳排放量与产品产量之间的脱钩,在产量增长的情况下碳排放量增长减缓甚至降低,各省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与产量之间的脱钩状态则较为多样化。     

基于成本分析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建立和实施西部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强西部生态建设和强化西部生态功能专业化服务的必由之路。生态系统服务补偿理论和自然资本理论为我们分析西部生态补偿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西部生态补偿包括国家补偿、区域和流域补偿、自力补偿三个层次。其内部的成本关系包括生态服务利用成本关系、跨区域资源调配成本关系、生态工程实施成本关系、内部补偿成本关系等,基于成本分析基础上的三层次补偿关系协同发展是完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基本内容。     

国外水源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从国外水源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研完入手,分三种模式介绍了国外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的途径、模式及补偿的运作方式,分析了我国现行生态补偿机制的缺陷,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建议。     

图外水源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从国外水源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入手,分三种模式介绍了国外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的途径、模式及补偿的运作方式,分析了我国现行生态补偿机制的缺陷,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建议。     

基于生态元核算的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及实施方案研究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目前主要采取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和专项整治模式,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措施见效快、力度强,但监管成本高昂,激励机制不足,并且有可能扩大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现有的少数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存在适用范围有限、补偿依据单一以及微观主体难以参与等问题。本文试图构建适用于更大空间尺度且涵盖多种生态服务的综合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以建立各地区公平分担保护成本的长效机制。首先,利用生态元的核算方法构建长江流域各类生态资源的本底数据库,测算各省（区、市）生态元总量和单位面积生态元的变化情况。其次,从概念、参与主体、补偿模式和实施效果等方面探讨了创建流域生态元缓解银行的构思及其实施机制。本文认为,流域生态无缓解银行方案有助于构建适用于长江流域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山东省循环农业发展现状及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在介绍生态农业补偿政策的基础上,针对山东省循环农业发展现状,对有效实施农业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提出了实现农业生态补偿、促进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建议。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与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在分析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在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困境的基础上,本文将国内外区域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模型相结合,运用修正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模型,对北京市生态涵养区2016年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估算,并分析了2009-2016年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从科学评估生态服务价值、完善生态补偿标准方法的制定、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将绿色GDP纳入生态涵养区绩效考核指标评价体系几个方面探讨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更加直观地揭示了生态涵养区生态服务的重要经济价值,另一方面为建立更加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丽水市生态示范区建设的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通过丽水市生态示范区建设的生态优势分析，论述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探讨了生态示范区建设中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4种方式，即国家补偿，区域补偿，上、下游补偿，市场补偿。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路径研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路径和有效举措,对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生态产品的产权界限、公益性程度和供给消费方式,系统梳理了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深入剖析了当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约瓶颈,如产权界定不清、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和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等。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针对性对策建议：(1)完善生态产品产权体系,夯实“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制度基础;(2)培育生态产品市场建设,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市场化通道;(3)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优化多主体利益联结机制;(4)强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体系,提升生态产品转化成效。     

青海省生态保护补偿体制机制研究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研究发现：1.青海作为国家安全生态屏障要地,在生态保护补偿实践中突出以中央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综合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青海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高度体现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美好的理想局面;3.青海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有力促进了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同步增长。研究还就进一步完善全省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生态补偿与生态云南

构建生态云南的基本要素有：明确的责任；心理准备充分；资金充裕；社会动员、组织动员高效便捷；打环境官司容易；完善的约束——激励机制；履行生态伦理的能力。生态补偿能创造和积累构建生态云南所需要素和条件。本文将云南生态补偿划分为伦理型生态补偿和法制型生态补偿，探讨各类生态补偿的发展策略、步骤、方式和手段。     

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几点思考

建立生态补偿政策是实现“三个转变”和制度创新的需要。环境资源价值理论、经济外部性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是生态补偿政策的理论基础;“破坏者付费,保护者受益原则”、“受益者补偿原则”、“公平性原则”、“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原则”和“分步推进”是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目前,我国事实的生态补偿政策主要包括财政补偿、流域内部补偿、征收生态环境补偿税费、市场方式补偿、异地开发补偿和国家间补偿。中国的生态补偿政策存在观念障碍、法律障碍、技术障碍,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完善我国的生态补偿政策。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定义与定位矫正

面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这一新型诉讼形式,准确把握其定义和定位至关重要。现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按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私权化路径进行制度构建,其现行定义为特殊私益诉讼,现行定位为环境行政替代工具。这种定义与定位导致其与环境公益诉讼割裂,运行序位上优先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引起国家机关角色错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相同,救济和保护的利益均为环境公益,其定义应回归公益诉讼本位;政府在环境公益保护上有着广泛的职权和手段,是环境公共治理的优先主体,仅在少数行政不能的情形下才有借助司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在定位上应作为环境行政执法的补充机制在有限范围内发挥作用。据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制度体系上应与既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置于同一诉讼系属统筹立法,在诉讼序位上应让位于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新疆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的探讨

文章对新疆矿产资源开发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根据目前我国现有的矿产开发中经济补偿的相关法律制度,提出生态保护及生态补偿的要求,建议新疆今后对矿产资源开发应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基金制度、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和矿区(矿业城市)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恢复补偿统筹考虑,针对不同区域制订不同的补偿办法.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的生态补偿机制探索与实践

围绕中德技术合作＂中国华北地区集约化农业的环境战略＂项目实施过程中,为鼓励农民采用节水、节肥、节药环境友好方式生产安全优质设施蔬菜,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业生态资源与环境而开展的生态补偿的实践进行论述,结合项目的实践从补偿原则、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形式、补偿环节、补偿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绿箱政策,有利于推动环境友好技术的应用。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的生态补偿应以项目（政府）补贴为主导,以农民自愿为前提,以骨干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补偿对象,以技物结合为主要补偿形式,以兼顾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GEP核算：理论内涵与现实挑战

当前学术界对于GEP的概念内涵和核算方法仍在探索之中,而地方实践已然走在理论研究之前。GEP核算是生态服务价值的货币化评价,主要是为了科学认识生态系统服务的潜在价值,不等同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市场显现;核算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保护自然资本,而非生态产品价值转化。GEP核算通过货币化评价生态服务价值,将自然资本保护更好地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决策,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生态文明绩效考核、引导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进入生态产业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GEP和GDP都是流量,将GEP直接转化为GDP在逻辑上不成立。如何使GEP核算更好地服务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在理论上厘清逻辑关联,在实践中明晰政策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