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能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吗?

农田土壤生态保护是从源头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基于2017年湖北省998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探讨了在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2)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起步期农户,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和空巢期农户更有可能施用有机肥;(3)就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而言,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影响的主要是抚养期农户,物质资本影响的主要是负担期和空巢期农户,社会资本影响的主要是抚养期、负担期和稳定期农户,而人力资本仅对负担期和赡养期农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针对不同类型农户提出相关建议,促使农户施用有机肥进行农业绿色生产。     

喀斯特地区不同地貌下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子评估:以贵州花江、撒拉溪研究区为例

基于558份农户调查问卷和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脆弱性评估模型,识别不同喀斯特地貌背景下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喀斯特地貌背景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趋同性。(2)从不同喀斯特地貌区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和逆向海拔梯度性,花江高原峡谷区的生计脆弱性明显高于撒拉溪高原山地区,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受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风险影响,具有极弱的风险抵御能力。(3)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撒拉溪高原山地区农户的金融资本都具有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作用,而自然和社会的资本风险增加了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人力与物质的资本风险则增加了撒拉溪高原山地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环境和生计胁迫下,保障金融资本、提高教育水平、扶持生计多样化经营活动和完善社会网络结构是这2类区域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向。     

自然保护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分别有57.7%和67.6%的受访农户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愿意继续退耕或退牧的农户分别占63.3%和57.8%。这表明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和愿意继续参与的农户占多数,但仍有不少农户持否定态度。农户生计类型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区域差异明显。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农牧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比和牧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和农业收入占比越小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建议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加强对农户生计水平和类型的考虑,将生态补偿政策与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从而实现转变生计和保护生态的双赢。     

风险冲击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以安徽铜陵白姜(Zingiber officinale)种植系统为例

农户可持续生计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键要素,但遗产系统的濒危性特点和农业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使得其面临以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为主的风险冲击。笔者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安徽铜陵白姜(Zingiber officinale)种植系统为例,依据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风险冲击→生计资本→生计结果”分析框架,并采用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风险冲击对遗产地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的影响机理,进一步明晰遗产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1)遗产地农户遭受市场风险或自然风险时主要依靠动用储蓄、降低现金持有以及减少教育和培训支出等手段来应对,导致遗产地农户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明显减少。(2)遗产地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老龄化、传统农业技术能力减弱以及传统农业与其他产业有效融合不足等现状,限制了遗产地农户生计结果的改善。(3)遗产地农户生计结果受市场风险的负面影响更为直接,但从总体上看受自然风险的负面影响更大。基于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应从强化风险冲击应对措施、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推动农文旅有效融合等多方面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秦巴山区农户生计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分析:以陕西省洛南县为例

准确把握农户生计状况与乡村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选取测度指标计算了陕西省洛南县626户农户的生计资本值,并对农户所在的村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洛南县农户的生计资本...     

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水稻种植户为例

生态耕种对提升耕地保护成效、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有着重大意义。利用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和Heckman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测度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再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分析生态耕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结果表明:(1)采纳生态耕种从整体上能够提高农户家庭的人均耕地收入,但会因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2)生态耕种对极低和低收入农户人均耕地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对中等及以上收入农户具有负向影响,仅对高等收入农户的人均耕地收入影响显著。(3)生计分化和耕地收入比重2个控制变量均会对农户人均耕地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了对低收入农户加大生态耕种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引导中高收入农户的非农就业、切实加强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等政策建议。     

基于双边界二分式CVM的天津七里海湿地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研究

湿地生态系统损失的经济学评估及生态补偿意愿研究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引导技术,计算七里海湿地周边农户对生态补偿措施的受偿意愿,定量估算七里海湿地的生态损失,采用logistic模型识别受偿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湿地周边农户的年平均受偿意愿为23 896.65元·hm~(-2),造成的年总生态损失为12 922.11万元;家庭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或养老保险以及对湿地现状的认知水平是影响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地方依恋是影响农户抗拒失地的主要原因。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文化资本与其亲环境行为关系研究：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地拥有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本禀赋,文化资本是这些地区获得农业文化遗产地称号的文化资源,也是区别于其他社群的文化符号,构成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的一部分,保障了人与自然的兼容互惠、和谐共生。基于敖汉旗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加入文化资本,定量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文化资本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在农户资本结构中,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分占比较高,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偏低。(2)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均正向显著影响其亲环境程度。(3)当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较低时,在农户农牧业收入占比较低的状况下,文化资本的增加会抑制其亲环境行为。在自然资本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会负向影响其亲环境生产。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时,农户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其亲环境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关注传统农业文化力量、提升农户农牧业收入、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户文化资本在亲环境生产方面的持续性促进作用等建议。     

边疆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态度分析

基于内蒙古边疆牧区9个典型牧业旗县获取的449个牧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类型样本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现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持肯定态度并愿意继续参与的牧户占比更大,不同类型牧户补奖态度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由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禁牧型牧户的放牧行为限制较多,对牧户家庭收入、家庭成员就业以及社会保障带来较大消极影响,该类牧户对现行补奖政策的接受度较低。草畜平衡型牧户对草场的依赖程度与禁牧型牧户相比有所减轻,牧户对于补奖标准的公平性评价越高,牧户拥有的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生计多样性指数越大,牧户越愿意继续参与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因此,建议健全牧户补奖参与机制,多措并举提升牧户畜牧业收入和非牧收入,完善补奖配套机制以提升禁牧户福利水平。     

基于条件估值法(CVM)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补偿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有效环境政策。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绩效与可持续性。在调查盐城潮滩湿地生态环境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对保护区周边125个农户进行调查,基于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估算其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选择农户的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基本社会经济特征,以农户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和生态补偿态度为自变量,以农户受偿意愿为因变量,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当地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保护区周边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认知和意识;有88%的农户选择非零补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7 727. 7元·hm-2·a-1。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拥有的耕地面积和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年龄越大,其受偿意愿相对降低;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受偿意愿就越大;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越高,生态补偿意愿就越强。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科学支持,也可为其他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借鉴。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湿地概念生态模型研究

湿地是地球上的一种重要生态系统,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理念,进行湿地保护与管理,既是湿地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前湿地保护与管理的客观需求.湿地生态模型是以湿地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的模型,是对湿地生态系统组成、结构、过程和功能进行简化、类比或抽象,是用来反映湿地生态系统各种过程和关系的定性或定量化工具.湿地概念生态模型是各类湿地生态模型中最基本的类型,是对湿地生态系统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简约的定性表达,特别是指人类活动影响下湿地生态系统因子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概念性表达.湿地概念生态模型构建的主要目的是旨在识别人类活动对湿地生态系统的驱动与胁迫,这些驱动与胁迫产生的一系列生态效应,以及湿地生态系统对此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湿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因子组成的,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具有多向反馈和调节机制的复杂大系统或巨系统.影响系统状态或驱动系统变化的因子众多,既有来自系统内部的、也有来自系统外部的,它们对系统造成的影响往往具有联动关系和因果效应.湿地概念生态模型就是在生态系统管理理论指导下,将这些系统因子及其关系抽象并提取出来,以"驱动-胁迫-效应-表征"为主线,判断系统变化与演化背后存在的因果关系,构建能够反映系统变化与演化特征和规律的结构性关系网络模型.湿地概念生态模型研究的意义在于在科学与决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实施湿地生态保护与管理提供指导,同时为建立湿地数量化模型奠定基础.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农户认知与行为响应:以治理情境为调节变量

农户既是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制造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污染治理的主要受益者,这一多重身份使得研究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行为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福建省270位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层次回归模型分析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农户心理认知与其行为响应的关系,并引入治理情境作为调节变量,分析治理情境对农户的心理认知-处理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中农户的行为态度对其垃圾分类、处理费支付以及定点倾倒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主观规范仅对垃圾处理费支付与定点倾倒等集体性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治理情境因素中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清理频率在农户心理认知与3类处理行为之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农户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对处理费支付行为和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对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数量对处理费支付行为和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不具有调节作用。     

生态文明视域下水源保护区农村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研究——以川东北B市为例

水源保护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直接影响水源地的生态安全和饮用水安全,为此对B市水源地农村居民生态环保意识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居民积极响应政府对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的号召,部分居民因生态环境补偿标准低或参与环境保护会相应减少家庭收入而不愿意参与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大部分居民表示对国家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有效措施,农户受偿意愿则是其参与退耕还林的真实心理预期反映。在两轮退耕还林交错期研究农户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意愿对于工程的有效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8月面对面访谈获得的398份有效农户问卷数据,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研究了宁夏泾源县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87. 2%的受访农户愿参与退耕还林,且平均最小受偿意愿为3 180元·hm-2;补偿方式的选择上,68. 8%的受访农户选择现金补偿,且补偿方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即年长农户倾向于现金补偿,而年轻农户更倾向于低息小额贷款、技术培训及工作机会;显著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是文化程度、家庭是否有长期疾病患者及对退耕补偿是否满意,前两者呈显著负相关,而后者呈正相关关系。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应在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的同时适当调整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生态认知、关系网络对村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行为的影响：基于福建省501份村民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

厘清村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行为逻辑,对于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福建省501份村民问卷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生态认知、关系网络对村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行为的作用机制,并以人口统计变量和村庄特征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检验相似模型在不同群组间的差异。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等生态认知与关系网络对村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网络对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村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行为影响效应最大的因子是关系网络,其次是行为态度,影响最小的是主观规范。多群组分析结果显示,来自较小规模村庄的受教育程度高、高收入、男性村民群体的合作治理行为动力来源于其生态认知和关系网络的共同作用,而受教育程度低、低收入、年老群体的生态认知依赖于关系网络,但生态认知未能较好地转化为实际的合作治理行为。     

西藏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成为我国当前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西藏日喀则和那曲两市721户农户开展入户调查,利用广义最大熵Logit分析方法,从家庭禀赋和外出务工的视角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不高,环境整治参与意识有待加强;耕地(草地)面积、村干部经历、外出务工等变量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总收入、参加物资交流会次数与参加农贸市场次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部分有"经济头脑"的农户具有"搭便车"倾向;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越愿意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来,而距离集镇越近的农户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越低。     

贫困地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自愿性影响因素分析:以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为例

生态补偿政策中的自愿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云南省屏边县和西畴县的615份农户访谈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参与条件、参与动力、参与能力和政策吸引力4个维度分别研究退耕还林和公益林政策中影响农户自愿性的因素,为更好地提高农户参与政策的自愿性、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参与动力和政策吸引力对农户自愿性的影响较大;退耕还林政策中,自愿参与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84. 4%和15. 6%,农户对周围人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有外出打工经历、政策了解程度越深以及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农户年龄和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大则自愿性越低。公益林政策中,自愿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36. 0%和64. 0%,农户对周围人和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政策了解程度越深,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可以通过有效政策宣传、用市场化手段引入社会资本以适当提高补偿标准、积极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等手段,来促进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政策目标更好地实现。     

生态认知、外部环境对稻虾共作模式农户农资投入减量化行为的影响：基于江苏省589个农户的调研数据

作为当前我国稻作地区农户广泛采纳的生态农业模式之一,水稻-小龙虾(稻虾)共作模式中农户农资投入减量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农田资源高效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省3市589个采用稻虾共作模式的农户为样本,基于农户行为选择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稻虾共作模式中农户农资(化肥、农药和饲料)投入减量化行为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稻虾共作模式中,大部分农户倾向于减少化肥、农药和饲料的投入;农户对稻虾共作模式的认知和外部环境对农户农资投入减量化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稻虾共作模式认知的影响程度大于外部环境;农户对稻虾共作模式能否减少农资投入的认知、对过量农资投入会污染环境的认知、农技部门指导、农业保险、农业补贴及邻里效应等因素对农户农资投入减量化行为均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应提高农户的综合资本禀赋、加强农技部门指导和培训、完善扶持政策和奖惩机制、做大做强稻虾公用品牌等政策建议。     

退耕还林的成本-效果分析和经济影响评价——以敦化市为例

自2000年,中国开展了举世瞩目的退耕还林工程.文章的目的是进行退耕还林工程的成本.效果分析及经济影响评价.通过成本-效果分析,研究了敦化市退耕还林工程对环境的影响;通过农户调查研究退耕还林前后经济收入的变化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结果表明,敦化市的退耕还林总的来说并没有带来充分的环境效益,环境和经济的异质性考虑较少.在农户调查的8个乡镇中,只有1个乡镇的退耕还林地(6.69%)坡度大于25°;有5个乡镇,甚至一半以上的退耕还林地是平地(<5°).在退耕还林选点的问题上,非环境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影响着退耕还林县的选择,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跟风现象.有60%的农户热烈地欢迎这个工程,42%的农民认为参与退耕还林后生活质量有所下降.退耕后,绝大多数退耕户的农业收入比例有不同幅度的降低,非农就业收入均在增加,证明存在着就业结构灵活调整的潜力.建议不要把退耕还林工程扩大化,要做好区划工作.在项目开展过程要积极开展公众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     

现代黄河三角洲湿地动态变化及保护对策

以4期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采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现代黄河三角洲湿地进行了分类.结果表明,在1977-1987年间,湿地有河流、沼泽和滩涂3种类型,1987年后,又增加水库、水田、虾池和池塘等人工湿地类型.受黄河来水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河流、沼泽湿地面积呈减少趋势,而水库、水田、虾池、滩涂湿地面积明显增加.该湿地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黄河来水偏少,湿地生态用水难以保障;黄河断流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严重;湿地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不合理开发对湿地造成影响.今后,应从以下方面做好湿地保护工作.加强对黄河和地区水资源的统筹管理,保障湿地用水;开展湿地资源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指导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与开发;调整农业结构,发展节水农业;加强对海水养殖业的宏观调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发展生态养殖;加强对滩涂和浅海海域湿地生物资源的保护,防止贝类及鱼类资源的衰退;加强湿地污染监测和控制,减少河流及面源对湿地的污染影响;加强国际交流与科研合作,提高湿地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