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与碳绩效的关系研究：媒体关注和环境规制的联合调节效应

“双碳”愿景下微观企业层面的环境责任受到更多关注。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对碳绩效的影响,探讨了媒体关注和环境规制在其中的联合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履行前瞻型环境责任和反应型环境责任均对企业碳绩效有显著的增进作用;媒体关注可以正向调节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和碳绩效的关系,但在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与碳绩效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媒体关注在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和碳绩效间产生正向联合调节作用,而在前瞻型环境责任与碳绩效间的联合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支持了政府和媒体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效果,进而提高了企业碳绩效的作用逻辑,拓展了对企业碳绩效影响因素以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的理论研究,将环境治理他治和自治相结合,为多元环境治理主体协同联动推进“双碳”目标顺利实现提供新思路和参考证据。     

外部压力＋内部能力：政府治理双重维度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碳排放峰值和碳中和的“30/60目标”对政府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从政府治理压力和治理能力的视角探寻其与碳减排的关系,为助力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选取中国 30个省（区、市） 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空间溢出效应系统考察了政府外部治理压力和内部治理能力对碳减排的协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外部治理压力和内部治理能力均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且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产生了显著的协同减排效应,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时,该结论依然成立。此外,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对碳减排的驱动作用因地区分布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对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视角,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分析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它们产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关系,目前均处于抑制阶段;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对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需要协调环境规制的惩罚—激励作用,合理引导公众环保诉求,才能有效刺激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投入,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目标。     

组态视角下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对环境规制效率的驱动机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fsQCA实证分析

减污降碳是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标志,是实现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探究减污降碳政策工具驱动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对于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为研究对象,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促进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组合。结果发现：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在提升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方面呈现4种组合模式,且分别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相匹配,未来将呈现多元政策工具组合协同发力的态势;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在提升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中发挥主导作用,中部地区尤为明显;自愿参与型工具则更多依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工具发挥政策组合作用,在西部地区发挥效力较弱。不同的环境规制效率驱动效果会带来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此为不同地区提供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立足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实践,分析了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均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但是费用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特征。(2)异质性检验表明,费用型规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均GDP较高省份以及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3)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提高末端治理技术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4)研究还发现,费用型规制对高能耗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投资型规制对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抑制效应更明显。(5)随着工业绿色转型程度的不断提升,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边际效应先后呈现“L”形骤降特征。因此不断优化与创新环境规制手段,才是持续推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     

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研究

生态技术扩散是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环节,也是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有效措施。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进行测算,分别从整体和区域异质性角度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规制与生态技术扩散效率存在倒“U”形关系,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还存在多重影响路径,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在影响路径中分别起着中介作用,且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的链式中介显著。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工业集聚和生态技术扩散效率之间的关系因区域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为此,依据研究结论及环境规制实施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永续绿色发展目标。     

公众参与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区域环境污染指标以衡量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三种公众环境参与方式(即投诉上访、献言建策和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期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出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同时,我国公众主要是通过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规制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在参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驱动地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方面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三点建议:创建公众环境参与政法平台,健全公众环境参与自媒体方式,增加环境治理的环保投资。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创新链视角的两阶段实证检验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污染治理成本,挤占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波特假说"认为,长期内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起到刺激性推动作用,可弥补因规制而增加的额外成本,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这个观点表明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效应。另外,技术创新要经历研究开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即从资源投入到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本文基于系统观和创新链视角,创新性地构建两阶段关联DEA模型测算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并运用中国2011——201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探讨环境规制强度对研究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同时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西部两大区域分别考察,进一步揭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和阶段性特点,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工业如何实现环保、科技与经济的共同进步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2008—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及工业技术创新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公众投诉、环境规制成为直接推动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②环境规制在公众投诉影响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③产业集聚强化了公众投诉对工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完善公众投诉制度、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优化政策支持及提升产业集聚程度,对于工业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协同引擎、外部环境与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研究——以山东省大汶河流域为例

联合多方利益相关主体实施协同行为,提升多元异质性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对优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效能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回归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剖析协同引擎、外部环境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的驱动机理。研究表明：①协同引擎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②协同意愿在协同引擎与协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协同引擎可通过强化协同意愿间接驱动协同行为;③外部环境正向调节协同意愿向协同行为的转化,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的调节作用均通过显著性检验;④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高水平的政府规制及社会规范影响下,协同意愿在协同引擎与协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到增强,但在低水平的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影响下,协同意愿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双重环境规制、创新开放度与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开放广度、开放深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利于企业响应政府规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采用公关方式应对公众规制需求;开放广度越大,政府与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开放深度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为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响应对政府和公众双重环境规制的要求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应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研究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环境领域的两大规制模式——命令控制规制模式和激励规制模式呈现规制失灵、治理不力的困境。从反身法理论来阐释,是由于这两种规制模式忽略了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自身的独特运行逻辑,法律系统具有运行的封闭性与认知的开放性,有效的规制模式必须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反身规制是一种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其在承认法律自身规制局限性的基础上,培育其他子系统的反思结构,为提升当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一个新路径。实现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需要从信息披露、程序设计及商谈规范方面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现有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为解决发展中的污染问题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政策进行干预,环境规制政策的评价标准不仅要保护环境同时也要兼顾经济发展。目前关于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并且采用PSM-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不仅减少了污染物SO₂的排放,而且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效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排污权交易政策提高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途径是加大研发投入,并没有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强环境规制下排污权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好。中国政府有必要继续推动建设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全国化,发挥政府激励作用,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绿色创新效率的新视角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助于区域绿色发展的同时也为制定和完善排污权交易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正>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注册资本5.33亿元。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清华信息港。公司主营业务为环境在线监测设备制造、环境治理工程施工和环保设备运营服务。公司致力于研制先进的环境监测系列产品及监控平台,为政府环保部门和企业提供环境在线监测整体解决方案;致力于开发环境污染治理和水体生态修复技术,承建高科技环保处理和生态修复工程;致力于开展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努力降低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致力于开拓水利信息化管理业务,为建立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提供产品和技术保障;致力于新能源     

我国区域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及其影响机制——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政府空气污染治理的效率问题日益得到重视。本文从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视角入手,以全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3—2015年各省级区域的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地区间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差异性较为显著。中部、西部空气污染治理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东部和东北地区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则上升比较平稳。②政策规划、碳源、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治理投入表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其中碳源对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影响显著,而以碳为首的能源消费结构则主要对中部和西部空气污染治理效率产生影响。落后地区政府应注重产业升级,财政上应对碳税等税目进行征收,产业上应鼓励企业创新,并对落后企业进行倒逼升级。     

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4—2020年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其对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②相比于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③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大于或等于2.203这一门槛值时,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才会显著。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中央环保督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革新,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来中国深化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地方环境执法力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和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样本中显著。相较于数量,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于绿色转型更为关键。在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中央环保督察还带来了当地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本文为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PACE 2019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于2019年6月27~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主题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外环境公共治理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并分理论方法、实践应用、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经济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战略，已形成鲜明国际特色。中国环境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由自下而上机制相补充的多元共治现代公共治理模式，治理能力近年来显著加强，但在环境社会治理以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仍存在显著薄弱环节，在政府执法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使用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