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环境绩效评价

利用SBM模型、ML指数评价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环境绩效。结论表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环境绩效总体无效,区域间的发展有差距;新型城镇化环境绩效总体走势相对平稳,没有太大波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主要因为技术效率的提升,技术进步指数偏低但呈上升趋势。由此提出优化空间格局、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各省市间协同发展等相关建议。     

资源型城市城镇化水平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以鄂尔多斯为例

资源型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与资源的开发利用关系密切。以鄂尔多斯市为例,应用空间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法对2000—2013年鄂尔多斯市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鄂尔多斯市整体城镇化水平呈稳步增长趋势,2010年后城镇化水平有所回落,但降幅不大,各区旗城镇化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独立旗县的空间集聚不显著,主要表现为"低—高"关系或"高—低"关系,相关性不显著;各区旗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第二产业和农村牧业经济,根据贡献率差异,前者对城镇发展的影响呈先增后减趋势,后者呈稳定增长趋势;依靠单一资源发展的城镇化水平不稳定,且波动性较大。基于此,提出从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城融合来实现鄂尔多斯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四生空间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土“三生空间”最终服务于人全面发展的目标而提出乡村四生空间,构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自然断点法方法剖析了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长期上升—短期下降”的变化特征,区域间、省市间发展水平差距存在扩大趋势。(2)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出现高水平区在下游集聚、低水平区在上游集聚的空间格局。(3)长江经济带11省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可划分为稳步提升型、类型维持型和交替变化型三类。(4)基于因子—因素的逻辑,构建了创新水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单因素以及双因素协同作为驱动源、四生空间优化作为传导过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驱动机制。     

河南省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构建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河南省资源型城市2008—2017年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各资源型城市的生态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度于2017年均达到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上不断增长。(2)资金投入、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资源型城市耦合协调度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集聚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物流产业集聚对提高物流效率、发挥溢出效应具有重要作用,提高物流产业集聚水平是提升区域内竞争力的关键。基于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物流集聚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下游地区物流集聚水平呈下滑趋势,上游地区呈上升趋势,中游地区则具有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性,物流集聚水平相对平稳;(2)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集聚的层次异质性得到弱化,但局域异质性凸显出来;(3)所选因素均对本地物流集聚产生了促进作用,其中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水平对物流集聚的推动作用最大,而各因素对周边地区物流集聚主要起到负溢出效应,总体上"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     

长江经济带“两山”实践成效测度及其时空演替

基于“两山”理论,从内生式发展的视角,结合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框架,构建了“两山”实践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6—2019年“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和“两山”协同发展系数,并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了“两山”指数。同时引入空间自相关方法,对长江经济带“两山”指数的空间差异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绿水青山”指数和“金山银山”指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绿水青山”指数高的省市,其“金山银山”指数较低;(2)各省市“两山”指数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6—2012年为基本协调阶段,2013—2019年为中度协调阶段;(3)各省市“两山”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且大多数省市趋向于“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4)基于“两山”协同发展系数分布情况,将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两山”实践现状划分为“两山”同步发展型、“金山银山”领先型和“绿水青山”领先型3种类型。     

长江经济带“美丽中国”建设水平动态研究——基于生态位理论视角CSSCI

基于生态位理论,构建了美丽中国生态位维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运用构建的美丽中国生态位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1—2015年的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将生态位理论应用到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评价研究上具有可行性;(2)长江经济带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丽生活和综合生态位因区域不同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在空间上分为高值区、中值区、低值区三大区域;(3)长三角区域、长江中游区域和长江上游区域因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丽生活生态位匹配程度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4)长江经济带美丽中国生态位空间差异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提高。     

四川省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模型构建

四川是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随着人口的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和制约四川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地区的生态平衡与稳定。对四川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进行监测预警,是四川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研究认为,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可分为现状预警和趋势预警两种类型。基于此假设,针对重点开发区和市辖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扶贫开发区等四类区域,基于线性变换的数学方法,构建了四川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现状预警模型。模型以生态、环境、经济多指标相结合,进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预警;以具有强烈资源环境优劣指示性的指标,作为限制性指标,进行单指标预警。最后整合多指标综合预警结果和单指标预警结果,作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现状预警最终预警结果。     

长江经济带“美丽中国”建设水平动态研究——基于生态位理论视角

基于生态位理论,构建了美丽中国生态位维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运用构建的美丽中国生态位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1—2015年的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将生态位理论应用到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评价研究上具有可行性;(2)长江经济带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丽生活和综合生态位因区域不同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在空间上分为高值区、中值区、低值区三大区域;(3)长三角区域、长江中游区域和长江上游区域因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丽生活生态位匹配程度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4)长江经济带美丽中国生态位空间差异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提高。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协调性研究——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

在充分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从人口、土地、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城镇化6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铁路沿线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较明显;2有1/3的城市处于中等城镇化水平;3通过计算得到的系统内部协调性也同样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统筹协调,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各城市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协调性。     

朝阳开发区造纸工业园建设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

针对朝阳开发区造纸工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朝阳开发区造纸工业园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为朝阳开发区造纸工业园建设环境决策的科学性提供技术依据。朝阳开发区造纸工业园区域发展规划实施后,规划各期区域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均为Ⅲ级,即可持续发展水平为中等。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各期逐渐下降,而环境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各期呈上升趋势。这说明,随着园区的进一步发展,其环境效益日益明显。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测度分析了2001—2020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经济—社会—生态分维度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空间上以中低水平类型为主,三大维度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错位现象;(2)高质量发展呈持续上升趋势,空间上以中低水平为主且均衡性逐步提高;协调发展水平有待增强,高协调区仅呈点状镶嵌分布于面状低水平区;关联集聚特征显著,由下游到上游呈圈层式热冷点集聚分布;(3)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呈等级化特征,与城市行政等级高低保持一致;呈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内城市优于其他城市;呈职能化特征,综合职能型城市发展相对较优;呈区位化特征,下游及沿河城市发展相对较优;(4)地理区位、经济技术、战略政策、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及因子综合驱动高质量发展格局。     

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足迹空间效应分析——基于区域分工视角

考虑到全国工业主体长江经济带的生态足迹赤字较大且产业间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问题,将较少涉及的区域分工因素纳入到空间模型分析框架,以探究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虽然我国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呈逐年上升趋势,但能源足迹强度和产值变化状况表明长江经济带能源利用的集约度在增强;(2)长江经济带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呈空间正相关关系;(3)长江经济带区域分工对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具有抑制作用,而其他控制变量则具有促进作用,其中人均GDP对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增长的贡献度最高;(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率、人均GDP和单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拥有的有效专利数三方面均存在着正向溢出效应。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采用熵值法、综合水平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的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在2007—201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2010—2014年呈小幅度的下降趋势,2014—2016年又再次呈现上升趋势。综合水平指数和协调发展程度基本呈正相关。2007—2014年协调发展度呈一种严重失调状态,2015年呈中度失调状态,2016年呈轻度失调状态,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越来越重视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城市人居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体系是一个由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与经济五个子系统构成的开放式系统。本文通过提出衡量可持续发展系统“协调性”和“发展水平”的静态指标模型——“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人居环境复合系统内五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度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预测理论，提出衡量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指标模型——GM（1，N）“协调发展趋势”动态模型，以此来预测未来几年内，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     

人口—经济—空间—社会视角下的城镇化时空演变——以四川省为例

当前,四川省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尤为突出。基于协调度概念,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四个层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14年四川省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协调度水平总体偏低,处于持续提升的过程且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子系统均呈现上升趋势,彼此间差异在逐年减小,由人口导向型城镇化转变为经济导向型城镇化;全省综合城镇化和协调度水平(除攀枝花外)均表现为沿盆地中心向外围呈放射状衰减的空间分布格局。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性机理及对策分析

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和概念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和关键因素进行探索。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作用机理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单向链式作用路径,资源消耗强度、贫困差异和生态环境质量为最关键因素。②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和"影响—响应"跳跃式作用路径,产业结构为最关键因素。③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状态—影响—响应"的中断式作用路径,生态资源、科技创新和城市化为最关键因素。     

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多维城镇化视角

本文引入资源和环境因素,以城镇化综合指数为期望产出,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2个地级市（州）的绿色城镇化效率,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绿色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下游地区绿色城镇化效率高于上游和中游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效率损失的主要来源;绿色城镇化效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的带状分布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政府财政支出对绿色城镇化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对提升绿色城镇化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三者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市场力因素有利于绿色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邻近城市间绿色城镇化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空间溢出效应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空间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强的作用。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以地市为单位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收集2005—2016年中国339个地市的旅游总收入,利用基尼系数、水平梯度、首位度等指标分析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变化。结果表明:(1)由于各地区旅游资源丰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交通区位等因素的不同,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随着各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但依然较大。(2)东、中、西3大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呈减小趋势,东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最小,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大,东部和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结构明显改善,中部地区改善幅度较小,有较大的提升空间。(3)除个别省区外,各省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在减小,许多省区的区域旅游差异进入合理范围内。首位城市基本是省会城市,且大部分省区首位城市没有发生变化,二城市首位度和四城市首位度呈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