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环境问题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而企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体之一,也是环境制度压力的主要调控对象,如何引导和控制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已成为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议题。根据制度理论,以中国上市公司7459个观测值为基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评估了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还引入企业环境战略、内部控制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压力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责任的提升;企业环境战略、内部控制等因素正向调节了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并且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中更强。以上结论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反事实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这些结论启发了企业管理者运用企业环境战略、内部控制等企业自身因素强化企业环境责任,同时为政府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央环保督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革新,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来中国深化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地方环境执法力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和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样本中显著。相较于数量,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于绿色转型更为关键。在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中央环保督察还带来了当地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本文为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企业碳风险、环保资产投资与就业吸纳——来自A股污染类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减污降碳与稳定就业并重,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艰巨任务。本文以沪深A股429家污染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污染类企业碳风险、环保资产投资与就业吸纳的关系。研究发现,污染类企业碳风险对企业就业吸纳行为的影响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污染类企业碳风险水平大多位于倒“U”形曲线拐点的左侧,即大多数污染类企业碳风险对企业就业吸纳行为起促进作用;企业环保资产投资在碳风险促进污染类企业就业吸纳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还表明,碳风险对企业就业吸纳的促进作用,以及碳风险与企业就业吸纳的倒“U”形关系,仅体现在重污染企业,而非存在于非重污染企业中。研究结论为中国建立和完善企业环保资产投资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进而推动污染类企业减污降碳和就业吸纳提供了实证依据。     

旅游产业财政补贴、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来自中国A股旅游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国家和旅游企业自身的角度出发,构建了社会、政府和员工三方面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以A股19家旅游上市公司连续6年的数据为样本,对财政补贴、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国家财政补贴可有效地激励旅游企业吸纳就业人员,但对员工福利水平的影响不明显,员工的福利水平长期被忽视.此外,基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视角,旅游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因此,国家应继续加大对旅游业的财政补贴力度以达到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目的;旅游企业应当积极地与政府、员工、社会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重视员工的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