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质量变化的初步研究——以锡山市为例

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质量变化的监测是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的重点领域。锡山市位于太湖平原北部，其耕地质量变化过程反映了长江三角洲腹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耕地现状和发展趋势。本研究以锡山市为典型区，依据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多年土壤监测数据和有关耕地系统状态的统计数据，结合研究区耕地状况的调查分析，提出了支持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指标体系分析了该区耕地质量变化趋势。结果表明，该区耕地系统的发展总体上是可控的、有序的、但是耕地系统产出能力的稳定性呈下降趋势，系统高水平投入的维持面临较大的压力。鉴于人口增加和耕地持续减少的态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逆转，耕地占补的质量差异因素，是该区能否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关键所在。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研究

在构建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之上,通过数据的收集,利用灰色加权关联理论,计算了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并对各年份生态承载力安全警度进行了判定.计算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由“高警”下降为“轻警”;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子系统来看,安全指数同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则由“高警”或“中警”下降为“轻警”.分析表明:近些年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相关资源与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但我们也发现,试验区统计年份安全指数数值都在0.700 0之下,与“无警”(0.850 0)状态距之甚远,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生态旅游区环境变化与可持续旅游发展——以张家界为例

生态旅游区在扩大接待能力，增加旅游注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景区生态环境。既要接持更多的过夜游客，增加旅游收入，又要使旅游区生态系统维持在安全的水平上，开发建设规模多大为宜，这是许多生态旅游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环境脆弱因子的建设规模容限值计量模型，并在典型的生态旅游区张家界进行了验证。通过计算得出了在不同的建设规模条件下，张家界景区最为脆弱的环境因子-总磷含量的变化状态。实证研究表明，宾馆规模容限值模型是分析生态旅游区环境变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     

大型梯级水库对河流生态流量的影响——以金沙江下游梯级为例

大型梯级水库通常具有较大的调节库容,水库运行使坝下河道自然的流量过程受到较大扰动,一些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流量组的特征被改变,如洪水、高流量脉动、低流量和极端低流量。基于BRAIN等提出的河流生态流量影响研究理论,结合金沙江屏山断面的水文与河流生态的关系,选取水平年组对高流量脉动和极端低流量组的判别参数进行率定,确定自然条件下屏山断面生态流量组指标值。模拟金沙江下游梯级建成后的逐日流量过程,求得各生态流量组指标值并与自然条件下的指标值进行对比,分析金沙江下游“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梯级水库建成后可能对屏山断面生态流量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建库后屏山断面将可能出现“极端低流量消失、低流量提高、高流量脉动散化、洪水基本保持”的变化特点.     

基于PSR的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生态环境评价研究

随着重庆市经济快速的发展,土地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也越加尖锐。利用层次分析法,选择PSR（压力、状态、响应）指标模型对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2000和2006年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定量评价。结果发现：2000和2006年,整体上渝西地区的潼南、铜梁、大足、壁山、永川以及荣昌等区县生态环境都处于一个较差的水平,而涪陵均处于较高的水平。两年间研究区域生态质量均以优、良为主,所占面积比例分别为6096%和6256%;从2000年到2006年,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显著变差的面积比例达到3171%,而显著变好的区域面积比例仅有524%;研究区生态环境下降区域面积比例达到5972%,而生态环境上升区域面积则仅有2702%,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显著变差区域基本分布于渝西南地区,即成渝交通干线辐射区域及主城大部分地区.     

基于沿江开发建设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九江市为例

随着长江沿江开发的不断深入，区域生态安全与开发建设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以九江市沿江开发建设活动与区域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生态服务功能相互作用为理念，通过遥感、GIS技术手段，划分小流域单元。并将这些单元作为空间分析与评价的基础，选择工业集中区、城镇居民地、路网布局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因子或施压因子，以河流级别、湖泊数量和面积、地貌类型、坡度、植被覆盖程度、重要生态功能区类别等作为承压因子，综合叠加形成生态环境压力区划。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由5个生态源区和9条生态隔离、缓冲、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组成的生态空间安全体系，用以减缓生态环境压力、消纳水气及土壤污染、稳定区域生态、推进沿江开发建设，实现生态保护空间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的有序融合，并对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提出管制的要求与措施。     

基于沿江开发建设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九江市为例

随着长江沿江开发的不断深入,区域生态安全与开发建设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以九江市沿江开发建设活动与区域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生态服务功能相互作用为理念,通过遥感、GIS技术手段,划分小流域单元。并将这些单元作为空间分析与评价的基础,选择工业集中区、城镇居民地、路网布局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因子或施压因子,以河流级别、湖泊数量和面积、地貌类型、坡度、植被覆盖程度、重要生态功能区类别等作为承压因子,综合叠加形成生态环境压力区划。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由5个生态源区和9条生态隔离、缓冲、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组成的生态空间安全体系,用以减缓生态环境压力、消纳水气及土壤污染、稳定区域生态、推进沿江开发建设,实现生态保护空间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的有序融合,并对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提出管制的要求与措施。     

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根据环境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 ,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具有外部经济性。使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外部性内部化的主要手段是“调节市场”型的环境经济政策 ,即由政府向公众征收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费用 ,而“建立市场”型的环境经济政策———明晰生态公益林的产权、承包经营权 ,则是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外部性内部化和生态公益林有效管理的需要。广州市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中存在的建设管理资金不足、林地的使用权分散、对林农补偿的数量难以确定等问题 ,有待于上述两种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     

长江上游生态脆弱区生态屏障建设与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以昭通市为例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设长江生态屏障是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以金沙江区段为主的长江上游地区在流域生态屏障建设中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实地调研,以地处云南省东北部、金沙江下游、滇川黔3省结合部的昭通市为例,分析了地区产业发展与生态屏障建设的互动机理。首先分析了昭通市生态—经济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指出优化产业结构是昭通市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昭通市应通过高效生态农业、环境友好型工业以及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屏障建设的有机结合。     

生态用地的环境功能及空间整合——以南京市为例

研究快速城市化与工业化地区的生态用地不仅要关注环境污染与生境退化的影响,而且还应重视生态用地对区域环境质量的调节与改善效应。南京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生态用地保护对维护其“山水林城”的环境特色具有重要意义。采用TM卫星遥感影像解译与空间分析等方法,得出全市生态用地占土地面积的15%,按功能的适宜性与相近性,归并划分出水源涵养、河湖湿地、风景名胜和地质遗迹4个类型区,且前两个类型具有较强的空间优势;选取表征环境功能重要性的12个指标,评价得到极重要区占全市生态用地19%,较重要区占56%,重要区占25%;综合考虑生态用地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空间发〖JP2〗展的环境调控作用与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协调,构建包含11个环境源强的4个生态环境调控组团,提出了禁止、限制各类活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对策     

省级政府环境政策制定过程的特征分析——以陕西和云南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政策为例

近年来,省级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逐渐增多。在数量繁多的各类问题中,省级政府的决策者如何能够充分认识到某个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其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进而出台一项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相比,省级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有何特征?本文通过研究两个案例来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个案例是陕西省制定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政策,另一个案例是云南省正在制定的类似政策。研究表明,在省级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政策倡导者往往不是省级政府决策者,而是省级政府中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政策倡导者建立政策的途径是说服作为决策者的省级政府相关领导,进而使之批准政策出台。其说服方法是建立由相关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支持联盟,通过科学研究阐明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和政府职能的相关性,并提出具有科学基础和立法基础的政策方案。这一过程既区别于中央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又与省级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不同。     

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的体系模型构建研究

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核心部分,水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作为一项开拓性工作,当前亟须构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要素体系,并给出对系统关键要素进行识别及对系统要素作用机制进行动态性分析的方法。论文整合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探究了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系统要素的类型、存在形式及其传导机理,构建了包括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利用、水管理、水文化六大要素的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体系模型。为了验证水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模型,并发掘关键要素,论文以山东省淮河流域为例,选择了22项该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模型中的要素,经过统计分析,得到了5项系统关键要素及其重要性排序。为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机理,论文选取前2位关键要素水利用因子和水生态环境因子为例,使用Vensim平台模拟绘制出山东省淮河流域水利用因子和水生态环境因子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综合考虑存量、速率变量与辅助变量三种变量的动力学作用关系,对该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关键要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从动态视角为区域内相关部门的决策制定提供了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水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将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归结为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利用、水管理、水文化六大要素体系模型的做法具有理论基础与实证支持,可以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和管理提供方向,系统动力学分析可用于对特定区域关键影响因素的动态作用关系分析,进而发现提升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途径。     

生态足迹在城市规划环境评价中的应用——以苏州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例

以苏州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例,探讨运用生态足迹进行融合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为规划环评较早地介入规划编制过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规划编制初期,确定规划的生态底限,农业用地、非农建设用地和水域的面积不低于3 728、1 016和2 019 km2;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根据现状评价的结果提出耕地是苏州城市发展的限制因子,水资源是优势因子,并估算了规划实施前后苏州市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规划实施后,苏州市的人均生态赤字有加大的趋势,耕地的赤字是最主要的贡献者,草地和能源用地的生态盈亏无变化,林地的生态赤字将减少,建设用地和水域的生态盈余将增加。依据该结果提出了减缓生态赤字的措施以及调整规划的意见：优化城镇发展空间,提高中心城市的容积率,置换出一定面积的生态用地,降低耕地的生态赤字;发展大运量的轨道交通和水路运输,减少交通能耗和机动车尾气的排放,降低能源用地的生态赤字。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实例研究——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例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针对土地利用的宏观结构调整与布局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作出的预测性评估。当前我国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刚刚起步,国内还没有形成公认的范例,旨在通过实例研究建立一个适用于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选用综合指数和协调度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对贵州省毕节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且系统地探讨了基于该方法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结果表明,毕节地区土地利用规划修编方案对生态、社会和经济环境的综合影响属中等水平协调,通过适当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加以改善即可。     

生物质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培育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生物质能源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替代能源、环境保护、减少碳排放,促进农民增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资源贫乏、能源短缺的湖北省作为生物质能源发展市场环境培育分析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深入分析生物质能源原料市场、产品市场、技术市场的发展现状,得知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政策法规不完善、市场保障机制体系不健全、公众能源意识淡薄、投融资体制不顺畅、技术研发创新难是制约其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对生物质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培育提出3方面建议：在政策法规层面,政府需要制定保护性政策来调控市场,以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并界定好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向;在监管体系层面,需要设立严格的生物质能源市场准入门槛和有效的定价机制,防止生物质能源过度发展;在企业经营层面,实施生物质能源企业集群带动战略,提升核心竞争力。     

西北地区能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预警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能源、环境与经济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经济发展在带来区域经济快速繁荣的同时,往往造成当地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陕西作为我国21世纪重要的能源接续地,在能源开发利用的同时也受到脆弱生态环境的约束,本文以此为例进行可持续发展预警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通过设计能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预警指标体系,构建出可持续发展预警模型,采用人工神经网络预警方法和层次分析法,编写出计算运行程序,运用Matlab7.1软件中人工神经网络工具箱,将有关数据信息和预警模型有机结合,探讨能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与应用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陕西能源-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趋势在2000-2014年间分别处于重警、中警、轻警和无警四种状态,基本符合陕西能源产业发展现状;所设计的预警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出能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预警方法具有较强的仿真能力,能提高可持续发展预警的准确性,在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预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以太湖流域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进一步恶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实行环境污染问责制势在必行,生态补偿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被广泛关注。流域水资源的整体性及资源外部性等特征要求上下游要共同承担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建立合理的上下游之间生态补偿标准模型,成为流域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流域生态治理为研究对象,通过上下游地方政府博弈情景设定,建立演化博弈理论模型,说明在地方政府自主选择过程中对于社会最优的环境保护(保护—补偿)策略不会达到稳定均衡状态,必须引入上级监督部门约束因子,才能确定出最优环保(保护—补偿)策略状态稳定时的惩罚金范围。基于设定模型,以太湖流域为例,建立非参数回归计量模型,通过局部线性回归的方法,计算出超标每吨化学含氧量(COD)的惩罚金额至少为1.95万元,说明在现有的1.50万元的惩罚金额下最优保护—补偿策略是非稳态均衡策略,对于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岩溶地区水资源-环境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修正——以贵州省为例

常规水资源-环境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系数既不能反映"二元三维"水文地质状况,也忽略了水环境状况对服务功能的影响,导致评价结果与实际存在较大偏差。故结合岩溶发育强度和水环境特征确定服务功能价值修正系数,并对贵州省的服务功能评价结果进行修正。结果表明:(1)贵州省水资源-环境系统服务功能以水文调蓄与水力航运、环境调节与净化为主,两者价值量分别为789.22×10~8元和742.66×10~8元,两者共占全省价值总量的69.48%;(2)水资源-环境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量主要取决于区域对水资源量的供需条件、水域面积及水域旅游景观开发,且区域对水资源-环境系统的利用率越高,则价值量就越大,其最大值为贵阳市,达292.65×10~8元,最小值为毕节市,仅74.35×10~8元;(3)修正系数分为水量型、水质型和复合型,其平均值分别为0.81、0.86和0.84,与各地州水循环特征、水环境质量基本吻合。上述表明,利用岩溶发育强度和水环境因子为依据的修正系数对评价结果进行修正,不仅突显出岩溶发育特征对水资源-环境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也使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水生态环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