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能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通过收集中国1996-2016年人口红利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运用KALMAN滤波算法考察人口结构、人口资产匹配程度和人口素质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结构、人口资产匹配、人口素质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口资产匹配和人口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数值较小,人口资产匹配效应并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弹性系数呈现两个阶段态势,前一阶段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后一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口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随着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人口素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人口素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均为正,表明人口素质的提高进一步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依旧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瓶颈,它关系着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迫在眉睫。在土地规模不断集中已成为顶层设计基本共识的前提下,理清农地经营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基于此,论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理论推断与实证检验,对劳动生产率与农地经营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不同地貌及三大经济带来看,劳动生产率与农地经营规模之间均存在鲜明的“倒L型”关系,即初始阶段,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区域间差异明显,后期劳动生产率会稳定在某一状态。当前,农地规模远小于人均农地的最优经营规模,农地规模的集中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举措,推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政府需要做的是,降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动实现多种形式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并兼顾不同区域的差异。     

山区林业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基于就业与收入中介效应的视角

协同推进山区林业产业发展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国家实施林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浙江省山区26县200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揭示山区林业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林业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影响存在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高于5.953时,林业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降低。（2）山区林业产业规模通过就业和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负向影响,山区林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则通过收入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相对于跨越发展县,林业产业发展对生态发展县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更大,相对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果更明显,林业产业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严格保护夯实山区林业产业发展资源基础,以科技创新引领山区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山区林业产业迭代升级,以就地就近就业带动山区农村居民增收。     

地形差异视角下耕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分解——以黄河流域中上游1879份农户数据为例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1879份农户调研数据,从地形差异的视角,借助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和RIF回归分解法揭示了耕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对高收入农户群体增收效应大于低收入农户群体,从而导致农户收入差距扩大,其中系数效应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在耕地转入中贡献度达90%以上,在耕地转出中贡献度达60%以上。（2）耕地转入在平原和山区对高收入农户群体增收效应均大于低收入农户群体,从而导致平原和山区农户收入差距扩大,且该现象在山区更加显著,其中系数效应也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在平原的贡献度达90%以上,在山区的贡献度达80%以上。（3）耕地转出仅对平原中等收入农户群体具有显著增收效应,从而导致平原中低收入农户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中系数效应同样也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贡献度达70%以上。因此,应针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和地形特征实施差异化的耕地流转支持政策,以促进耕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均衡,缩小农村贫富差距。     

电子商务能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吗?-来自上海青浦的证据

电子商务在农村农业领域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但是其作用路径和环境效应有待检验.以上海市青浦区为典型案例,利用264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IV-ordered Probit模型和夏普利值分解法,研究了"电子商务+农业"模式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结果表明：电子商务的引入具有显著的农民增收效应,但主要以产量扩大型传导机制为主,反而加剧了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电子商务并非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其贡献率仅为12%;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带来的效率提升,以及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应的夏普利分解贡献了达到31%和25%.这表明当前的"电子商务+农业"模式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加强相应的规制和引导,实现从产量驱动阶段向质量驱动阶段转型.     

农地转入规模扩大有助于农民农业增收吗?——基于中国中部5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国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农地流转政策的推行是否起到应有的效果有待检验和反思。论文基于来自我国中部5省925个转入户的调查数据,从3组模型全面考察了农地转入规模与农户农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农地转入规模与农业收入呈正向关系,但农地转入规模的经济收益率仅为2.9%。2）农地转入规模对农业收入的作用在不同区域、流转方式、农户类型之间有明显差异：安徽、湖北和湖南较之河南、江西的规模经济收益率更高,农户自发流转下的规模经济收益率高于集体主导方式,农地转入规模对纯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兼业农户。3）农户平均收入水平随着转入规模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农地转入规模等级越大,其经济收益率却越低。因此,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加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系统机制研究,寻找制约流转规模效益的因子,降低农户大规模流转时的风险和损失,而不是盲目扩大流转面积。     

经济全球化能够有效抑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足迹吗?——来自动态门槛面板模型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3-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平行面板数据,运用Hansen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为门槛变量,检验经济全球化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门槛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存在不同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小于等于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生态足迹;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第一门槛值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对生态足迹的影响从显著抑制转变为促进作用,但是不显著;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8778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刺激生态足迹的提高。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集中在第一门槛区间和第三门槛区间,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态势,其中在第三门槛区间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引起充分重视,这关系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林地面积增加提高了农户营林积极性吗?——基于9省1 504个农户数据的倾向值匹配分析

论文利用9省1 504个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新一轮集体林改后林地面积增加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因果效应。考虑到农户对林地经营面积决策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对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多个标准上均通过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林地面积增加确实促进了农户营林积极性的提高,但这是一个缓慢的动态调整过程。其中,资本投入强度在2010年以后才逐步表现为显著增加,增长率约为25%~27%,2013年进一步强化为28%~34%。资本投入强度的增加主要是由化肥和农药投入增加引起的,对种苗的投入强度并没有显著改善。这种差异说明,新一轮林改提高了农户的森林经营和管护积极性,但对造林行为的影响有限。同时农户并没有因为林地面积增加而显著提高劳动力的投入强度。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与农户的非农就业行为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