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基于DFSR模型的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以宁夏盐池县为研究区域,基于DFSR模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GIS和RS技术辅佐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得出盐池县生态系统状况.结果表明,2000年、2002年、2006~2008年,盐池县生态系统健康驱动力分值、状态分值、响应分值及综合分值逐年增加,表明盐池县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呈上升趋势;2009年生态系统健康驱动力分值和状态分值均增加,但响应分值减少,生态系统健康的综合分值基本上没有改变,表明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呈现稳定的状态.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农牧交错区典型区域农户调查数据,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户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产足迹远远高于消费足迹,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分别对农户总生产足迹和总消费足迹具有决定作用;2）农户生态足迹,尤其是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与收入水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户从事非农就业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占用和消耗;3）少数民族户、畜牧业收入占比大、人均牧草地多的农户,虽然耕地生产足迹和耕地消费足迹较小,但总生产足迹和总消费足迹、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均较大。基于农牧交错区脆弱生态系统,建议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改变农户粗放化的畜牧业生产方式、促进农户非农就业,降低农户对本区域生态系统的压力。     

农牧交错区农户作物选择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经营不再受食物需求的限制,在种植结构选择方面自由度更大。论文通过农户调查获得数据,运用统计方法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户作物选择机制:作物本身的投入产出效益、农地地块的差别、农户资源禀赋与家庭特征。研究发现,在劳动力普遍非农务工的背景下,劳动力约束成为农户作物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作物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农户倾向于在质量较好的土地上种植这些作物。在农牧交错区,农户种植决策受到养殖业的强烈影响,兼有饲料用途的莜麦得到普遍种植。     

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论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分析了农区、 半农半牧区、 纯牧区农户替代生计选择的结果及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替代生计选择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①在替代生计的选择上,纯牧区农户主要选择特色产品加工、 做生意、 现代畜牧业,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农户主要选择做生意、 外出打工和旅游服务业;②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表现出生计路径依赖性、 区域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③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偏好受生计资本的影响,自然资本、 社会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 家庭拥有的牲畜数量、 户主的学历和年龄分别对不同替代生计的选择影响显著。地方政府应深入了解农户选择替代生计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设计相应的转型政策促进农户尽快提高生计能力。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与生计策略选择——以海螺沟景区为例

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当地居民生计的可持续。以海螺沟景区为案例地,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适用的生计资本评估指标体系,量化识别了景区农户可持续的生计方式,明确了影响两类脆弱性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六种生计方式中,采用均衡兼收型和旅游主营型策略的农户其生计资本水平最高,而传统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最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缺乏金融资本是影响传统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选择均衡兼收型生计策略的主要因素,而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乏则对他们选择旅游主营型生计策略有显著的影响。此外,海拔、距公路和核心景点的距离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

论文以湖北武汉、孝感为实证,构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衡量体系,运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户已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48.38%)及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61.99%)相对较高,且流转程序较规范;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46.72%)相对较高,但农户农地依赖程度高,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38.61%)相对最低;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地流转实际比例较低(31.82%),但受农业种植低利益及非农产业高回报的诱导,受访农民未来流转意愿(45.87%)较强烈。2)自然资产及物质资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较大,目前承包耕地面积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较大,而经营耕地面积大和拥有生产性工具多的农户转入耕地的概率较大。3)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及社会资产的差异会使农地流转后农民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对农户未来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农地机耕条件、家庭拥有生产性工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及人情开支均对农户转入农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地交通条件及景观环境改善能够增加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半干旱区县域景观格局变化轨迹识别——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细致的景观格局时空刻画可以为格局与过程耦合机制分析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以半干旱区县域景观格局变化轨迹识别为目标,基于Landsat影像构建了宁夏盐池县1988-2017年景观格局序列,识别景观组分、构型的演化轨迹。研究表明:(1)盐池县研究时段内植被整体增加,显著增加的景观占比为33.53%;裸土整体减少,显著减少的景观占比为35.78%。(2)四项景观构型指数显示,近年来盐池县景观斑块的边缘复杂程度有所加强,除植被的集聚程度不断增加外,其他景观类型的集聚程度相对稳定。(3)盐池县35.08%的像元发生变化,其中变化1次和2次的像元分别占比54.63%和28.60%,首末变化年份间隔为三年的像元占比12.39%。基于连续年份的半干旱区景观变化轨迹判定,可为生态恢复长期监测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持。     

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以闽赣湘山区为例

耕地撂荒是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基于闽赣湘山区640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Tobit和IV-T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每提升10%,耕地撂荒占比会增加1.11%;小规模农户土地转入会提升其耕地撂荒规模,此时扩大经营规模对耕地撂荒的减缓作用甚微,而土地转出会降低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此外,农户的劳动力、土地与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以及灌溉条件和地块数等均稳健影响其耕地撂荒行为。农业机械化和土地流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在推动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应着重提高地块规模,鼓励留村务农劳动力换工,并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拓宽农户家庭多元化的收入机会。     

地形差异视角下耕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分解——以黄河流域中上游1879份农户数据为例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1879份农户调研数据,从地形差异的视角,借助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和RIF回归分解法揭示了耕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对高收入农户群体增收效应大于低收入农户群体,从而导致农户收入差距扩大,其中系数效应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在耕地转入中贡献度达90%以上,在耕地转出中贡献度达60%以上。（2）耕地转入在平原和山区对高收入农户群体增收效应均大于低收入农户群体,从而导致平原和山区农户收入差距扩大,且该现象在山区更加显著,其中系数效应也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在平原的贡献度达90%以上,在山区的贡献度达80%以上。（3）耕地转出仅对平原中等收入农户群体具有显著增收效应,从而导致平原中低收入农户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中系数效应同样也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贡献度达70%以上。因此,应针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和地形特征实施差异化的耕地流转支持政策,以促进耕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均衡,缩小农村贫富差距。     

农业合作生产对华北农牧交错区水资源存量和经济效益的影响

针对华北农牧交错区错季蔬菜生产对水资源消耗的争议,通过试验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农业“生产－消费”合作生产背景下区域发展错季蔬菜的耗水效果及其对农民收入、水资源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错季蔬菜生产田间耗水量为农区粮食作物的31.3%~93.3%,而水资源价值为农区粮食作物的4.2~10.7倍;与区域内粮油作物生产相比,错季蔬菜生产少耗水330~754m³/hm²,且其水资源价值为粮油作物的4.0~13.9倍。通过实施粮－菜交换的市场农业战略,区域能用0.175~0.196m³的水交易获得外区域1 m³的水资源,并且实现了研究区用0.93hm²的菜地解决发展错季蔬菜前需要6.9~13.8hm²耕地才能解决的粮食问题。调查表明,通过高效地输出水资源,区域农民收入仅蔬菜一项比全国同期农村人均收入高出了23%。故华北农牧交错区发展错季蔬菜生产是节约和扩大本区域的水资源存量,促进农村脱贫致富、自我发展的有效途径。     

苏北沿海地区农户耕地利用行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长三角区域欠发达地区乡村耕地资源利用呈现新特征,从主体角度开展该区域耕地资源利用研究对乡村治理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以江苏盐城和南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耕地资源利用行为意向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苏北沿海地区不同耕地规模农户的耕地利用行为意向存在显著性差异。农户耕地资源利用行为意愿主要直接受到农户户主个人及家庭特征和耕地资源禀赋特征两个因素影响,政策认知以及技术与资金使用对其产生间接影响且程度较弱。苏北沿海地区乡村治理过程中亟需进一步开展农户分类管理与引导,促进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加强农户技能与政策培训,探索农业服务新模式,促进耕地资源精准管理、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目标实现。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碳足迹研究——以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为例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导致全球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碳排放量大部分来自发达城市,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因此农户的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论文将二氧化碳的质量作为碳足迹的单位,以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为例,基于入户调查资料,测算了当地农户碳足迹,运用单因素分析法和Gini 系数分析了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碳足迹的结构特点,并且运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影响农户碳足迹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张掖市农户碳足迹总量为1.63×10⁹ kgCO₂,人均碳足迹为2.14×10³ kgCO₂;②从碳足迹类型来看,农户的碳足迹主要来自于能源消费,其次是房屋建设,食物生产加工和交通运输所占比例最小;③从碳足迹内部结构来看,张掖市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碳足迹有较大差异,非农户的碳足迹最大,其次是兼业户,纯农户的最小;④从碳足迹占有量的公平性看,碳足迹占有量偏差最大的为交通运输,Gini系数为0.51,其次是能源利用,Gini系数为0.41,食物生产加工碳足迹占有量比较合理,Gini系数为0.35,房屋建设的碳足迹占有量高度平均,Gini系数仅为0.12;⑤人口数量、收入水平和非农化是影响碳足迹的主要因素,随着人口数量增大、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非农化程度的加深,农户碳足迹在不断增加。     

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农业功能区划及模式探析——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西部地区农业生产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系统脆弱,长期以来存在荒漠化、水土流失等威胁,而该区又属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农业地区,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既实现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又同时满足当地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需求、发展地区循环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的功能区划是重要前提。论文以该区典型农业县--宁夏盐池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为例,结合数学生态学模型与聚类分析模型,在地域区划基础上进一步解析其社会、经济功能分异,探讨该县农业功能空间分异格局,结果划分为5个农业功能区,并提出实现各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及相应生态建设措施。     

松嫩高平原黑土区耕地利用系统安全影响因子作用机理研究——以黑龙江省巴彦县为例

耕地利用系统安全是保护耕地健康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论文以巴彦县为例,采用遗传算法对神经网络模型进行改进,识别耕地利用系统安全的敏感性影响因子,并应用通径分析法,确定单一因子和复合因子对系统安全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单一因子的作用中土壤类型对耕地利用系统安全的作用强度最大,高程最弱。不同因子对耕地利用系统安全的正负相关关系不同,对系统安全分别起促进和抑制作用;耕地利用系统的其他影响因子对系统安全的共同作用也很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子;②各因子存在复杂的制约关系,单一因子和复合因子共同作用是系统安全主要的作用机理,且单一因子和复合因子对系统安全影响的显性特征不同;自然生态因子对系统安全的单一作用、人文因子对系统安全的复合作用机制显著。     

西北地区农村节能减排模式探索——以宁夏盐池县营西村环境可持续发展项目为例

此文从农村社区的视角出发,以探索建立农村节能减排模式为目标,分别从建节能设施、推广使用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源能源、增加碳汇、生计和替代和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探索,分别开展了相应的活动,形成了适合农村发展的节能减排生产生活模式,为西北地区农村社区节能减排生活模式的建立提供借鉴。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东北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格局优化与评价

为完善土地规划评估指标、挖掘东北农牧交错区生态建设潜力,在明晰2001—2018年东北农牧交错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时空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以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三种生态功能为优先发展目标,结合CLUE-S模型提出了三种土地利用格局规划方案。结果显示：（1）2001—2018年研究区ESV总量增长9.69%,其中调节、支持和供给服务功能年均占比分别为67.25%、21.88%和6.74%;（2）三种规划方案对区域ESV提升明显,其中支持服务优先情景下ESV总量提升5.84%,高于供给服务（2.66%）和调节服务（5.19%）优先情景;（3）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环境适应性不同,研究区西北部、西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更适宜造林和退耕,ESV总量和支持服务价值的提升潜力较大,而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更适宜开垦农田,供给和调节服务价值提升潜力较大。不同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是保障区域生态与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充分考虑政策与环境适应性等因素,对东北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格局进行优化,将为当地规划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功能异质性及个体差异评价——以湖北省典型地区为实例

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地区为实证,利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模型对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及贡献度进行评价,结合农户兼业类型与耕地资源禀赋状况分析农户耕地利用功能指标强弱及个体差异。研究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的强弱依次为:经济贡献功能养老就业功能选择馈赠功能食物生产功能生态保障功能。其中,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户尤其注重经济贡献功能,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偏重养老就业功能。2)从农户兼业情况来看,纯农户和非农户重视养老就业功能,兼业农户强化经济贡献功能。建议建立耕地多功能管理体系,深化以主体功能区为导向的管理机制,转变传统单一的耕地保护模式,根据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特征协调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目标与耕地保护管理决策的关系。     

植被过滤带模式对内蒙农牧交错区截流减沙的影响及优选

为了提高农牧业交错带禾本植被过滤带截流减沙效果,在内蒙古中部巨宝庄试验基地设置过滤带茎间距(0.9cm、1.2cm、1.7cm)和宽度(3m、6m、9m)2个因素,包括空白对照共10个处理.研究了植被过滤带茎间距和宽度对截流减沙的响应,并运用熵权TOPSIS模型评价了不同植被过滤带模式的综合效益,筛选该地区禾本植被过滤带适宜茎间距和宽度.结果显示,在相同植被过滤带茎间距条件下,增加过滤带宽度显著降低径流与泥沙出流量,过滤带宽度为9m与6m处理比3m处理在过滤带末端平均泥沙含量分别减少了80.97%和60.66%,平均径流量分别降低了62.14%、33.59%,并分别推迟水沙出流时间7min和2min.在相同过滤带宽度下,减少植被茎间距有效提高截流减沙效果,其中过滤带茎间距为0.9cm处理比1.2cm与1.7cm处理在过滤带末端平均泥沙含量分别减少了35.4%和48.28%;平均径流量分别降低了16.5%和18.26%.茎间距与宽度对径流、泥沙拦截量影响极显著,过滤带宽度对径流影响更大,且两者交互作用对泥沙拦截量影响极显著.通过熵权TOPSIS评价得出过滤带宽度为9m,茎间距为0.9cm的禾本植被过滤带模式综合评分最高,经济与截流减沙综合效益最优,研究结果对当地植被过滤带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     

基于耕地多功能需求的巨型城市区耕地保护阈值探讨——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耕地保护是基于耕地功能需求的保护,生产功能、生态服务功能和景观文化功能等需求是巨型城市区基本的耕地功能需求,其耕地保护阈值应考虑这种耕地多功能需求的区域特殊性。论文以耕地多功能管理为基本理论依据,以现有耕地保护阈值研究为基础,结合生态绿当量、碳氧平衡法和景观格局分析等最小生态用地需求量测算理论和方法,构建了集粮食生产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需求于一体的巨型城市区耕地保护阈值测算模型。模型侧重于潜在粮食生产能力的保护和现实生态用地结构的优化,将保护阈值区分为实有耕地保护阈值和其他可耕地保护阈值两部分。到2030年末珠江三角洲耕地保护总阈值为104.17×104hm2,其中实有耕地保护阈值48.16×104hm2,其他可耕地保护阈值56.01×104hm2,模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