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质量与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收入方程,利用1997-2007年我国省区面板数据,使用控制了省区固定效应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克服环境质量和人口素质的内生性,分析环境质量和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环境的恶化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人均教育水平的提升空间还很大,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潜力也就很大。因此,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加大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和监督;推进技术改革,推广绿色技术,从而提高人口素质,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区域差异研究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且随着社会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使得在经济活动对环境变化产生影响的同时,环境变化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采用构建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方法,使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6类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来考察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环境污染变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方程估计.实证结果为三地区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但各地区的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估计结果则存在人口,资本投资,进出口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环保投资等方面的差异.表明:①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存在双向作用:②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诱致与扩大因素分析

将生态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突出特征之一,因此中国政府施行了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改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南北方经济差距也引发广泛关注。利用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以市场力量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消费型第三产业和生产型第三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这种产业结构优势能够将环境改善带来的正外部性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弱化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以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生产型第三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使得数字经济在南方地区优势产业门类推进迅速。门槛模型分析显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南方地区经济发展起显著促进作用,而北方地区起抑制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南北方经济发展均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但南方地区强度明显优于北方,这使得南北方经济差距呈放大趋势。因此,缩小南北方经济差距,需要加快北方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机遇的同时,推动环境改善产生的环境红利不断转化为经济效益。     

中国省际能源强度的分布动态演进及其成因

采用加权的分布动态方法研究了1986—2014年中国30个省区能源强度的分布动态及其收敛性,并采用条件分布分析方法分析了空间区位、资本密集度和收入水平等对省区能源强度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的变异系数存在增大的趋势,即趋向发散。就稳态分布来看,在1986—2005年期间,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由单峰分布趋向非对称的二元俱乐部收敛,由于受2005年之后节能减排政策的影响,在2005—2014年期间趋向三元俱乐部收敛。经济和人口规模对省区能源强度的分布有重要影响,且其影响随时间的推进更加显著,忽略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影响会导致对中国省区能源强度收敛性估计的偏误。条件分布分析表明,在1986—2014年期间,资本密集度对长期稳态分布的影响最大,收入水平影响次之,空间区位因素影响最小。但在2005—2014年期间,资本密集度对省区能源强度长期稳态分布中三峰分布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空间区位也有显著的影响,但收入水平影响不明显。这一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对省区能源强度俱乐部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的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省区能源强度发散表明促进区域间能源利用技术的溢出可以显著提高我国整体能源利用效率;区域发展战略与节能减排政策的结合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省区能源强度的收敛;由于人口和生产活动流向高能源效率的省区,因此促进要素流动有利于中国省区能源效率的提高。     

人口年龄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通过人力资源和人的各种需求而联系起来.通过推导出含有年龄结构系数M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教育人力资本和干中学经验资本及就业效应共同体现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以山东省140个县域单元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空间经济计量模型,研究发现:①增加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和考虑空间效应,可以显著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在现实中应重视年龄结构和空间溢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②所有劳动适龄组均刺激经济增长,但以15-29岁年龄组的影响最显著;③除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性,山东省区域经济增长显现出条件β-收敛;短期看人口增长和储蓄率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④鼓励30-44岁劳动力提高干中学经验效应以促进区域经济运行和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变迁的实证研究

根据长株潭地区1990~2006年经济与工业污染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群,长株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局部控制。其中,长沙市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株洲市和湘潭市工业污染排放量与人均GDP呈“U”形特征,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先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随即有较大幅度的反弹。为了进一步促进长株潭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三地政府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另一方面,还应尝试实施"排污权交易"和"受益者支付"原则等积极的环保管理手段和政策。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动及动力分析

收集各省区近20年有关城市化方面的资料，分析了我国在转型时期城市化水平的时空变化规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转型时期城市化水平在时间变化上具有水平起点低，发展速度快的特点；在空间变化上存在着较大的东中西区际和省际差异。在些基础上，利用多元统计方法，定量研究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动力因子，结果表明：工农业发展推拉因子、产业结构转换因子和出口替代外向因子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三大主动力因子。但表现在东中西城市化发展的主作用力是不同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东部省区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和经济外向化密切相关，其中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表现最为显著；中部省区城市化水平与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分面、工农业发展产相关性强；西部省区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发展水平最为相关。     

市场竞争、环境监管与中国工业污染排放

本文将竞争不良假说扩展到污染领域,采用非国有经济发展和市场要素扭曲的倒数测度我国的市场竞争强度,然后引入单位产值环境信访、电话和网络投诉结案数修正区域环境监管强度,结合工业污染排放的综合指数,在分析市场竞争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之上,建立了面板中介效应模型,并采用2001—2015年省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深入刻画了市场竞争、环境监管强度与工业污染排放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总体效应还是在直接效应方面,我国的市场竞争对工业污染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环境监管强度在市场竞争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市场竞争在影响企业污染动机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的同时,也会通过抑制环境监管强度从而间接地对工业污染排放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市场竞争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净效应为负,这表明市场本身对工业污染排放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竞争不良假说在污染领域并不存在。另外研究还发现,工业污染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在我国成立,并且各省份工业污染排放水平均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随经济发展上升的阶段,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仍任重而道远。因此,为实现减少工业污染排放的目标,政府应将对环境的调控建立在不阻碍市场竞争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本身对环境问题的治理作用,间接提升政府调控对环境治理的净效应;同时,我国应加快市场化经济进程,减少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在经济发展发展的同时,减少工业污染排放。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its impac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gypt using a multi-equation mod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s a significant issue due to its impact on chances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revious studies on this relationship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environment, while the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population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where most of these studies have used single-equation models (SEM) in their analysis.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both its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the potential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M may not be appropriate. This paper takes a step forward in providing such empirical evidence, by developing a multi-equ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recursive eq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air pollution represented by increased CO₂ emissions, health level represented by the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due to air pollution,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represented by GDP per hour worked, and using a time series data set for Egypt during the period of 1950–2010. Quantitatively, the current study finds that (1) In Egypt, a 1% increase in population raises the CO₂ emissions by 2.4%. (2) An increase in CO₂ emissions by 1%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deaths due to outdoor air pollution (respirator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by 2.5%. (3) Poor health due to air pollution leads to a decrease in labour productivity by 1.58%. (4)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chan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pends on how much the rise in air pollution decreases labour productivity through raising the rate of morbidity. (5) Even when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rate plays a minor role in creating a specific problem, such as its indirect negative impact on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thus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management policies may still constitute a viable measure for dealing with that problem,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policy intervention cost. The study argues that population growth in Egypt negatively affects the state’s abilit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a it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urn leads to adverse effects on population,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public health. These negative effects on health lead to lower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thus hinder the state’s ability to sustain development.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

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与人口增长基本同步的三个发展时期。在此过程中,人口增长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区域发展起着各具特色的作用。南北朝以来,人口增长过快而产生一系列人口、资源、环境失衡问题,其中某些如水域环境变化等,对当今区域经济的发展,仍然起着深刻的作用与影响。当今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在历史问题基础上,深化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使人口、资源、环境关系更为复杂。对此必须抓住人口增长这个主要方面,挖掘资源潜力,统一规划,加强管理,使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处于最佳协调状态,控制熵增,以求区域环境的久治长安、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Energy consumption,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ahrai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ranger causa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from 1980 to 2007 in Bahrain, controlling for capital and urban population using Toda and Yamamoto’s approach.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is unilateral causality which runs from urban population, economic growth, capita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o environment. Further, we found strong support for causality running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energy consumption, emissions and capital. The existence of these linkages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Bahrain may pursue energy efficiency strategies and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y in the long run without impeding economic growth. Additionally, the long run pursuit of high economic growth given sustained increases in energy efficiency may also reduce CO₂ emissions intensity per unit of her GDP.     

经济增长是否能自动解决环境问题——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内生机制结果还是外部控制结果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情况呈现先加剧后减轻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内生性地自动解决环境问题,把倒U型EKC出现逆转趋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本身,认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自动解决。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数据构造了综合污染指数CPI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先使用实际污染物排放量和处理后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对比,发现在不考虑污染物处理因素的情况下,使用实际排放量得出的结果全部是线性增加的,使用处理后排放量的计量结果显示CPI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U型。然后引入产业结构、居民素质、技术进步、政府行为、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度、人口密度七个变量对传统的EKC进行补充解释,找出了哪些是主要影响因素,哪些是次要影响因素,并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和解释。结果表明,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不是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所致,而是诸多外部控制措施作用的结果,环境污染很难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减轻,改善环境质量要从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综合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是根本途径。     

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非常突出,贫困与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严重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南喀斯特地区的持续发展和反贫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喀斯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更新观念,以生态环境重建为切入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亲贫式增长刍议: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取向

考察了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之间的跨国证据,突出了区域差异和国家经验这两个层面上形成的促进共同发展的多样性。对亲贫式增长的定义表明经济增长和扶贫这两个发展战略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权衡问题。跨国证据表明,平均收入增长率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巨大差异性,使得扶贫战略完全基于经济增长政策的论断存在争议。持续的快速增长显然有益于贫困人口,但是,如果整体的快速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缓慢恶化,这对贫困人口的福利比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大。如果一国总体处于低增长环境,那么经济增长将难以获得贫困人口的支持。同时面向经济增长和旨在明确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的混合策略被证明在实现持续减贫中可能是最为成功的。研究认为,在中国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的支撑下,少数民族地区在收入改善和贫困人口数量显著减少方面取得了另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倡导者和干预式扶贫的拥护者提供了实践支持。然而,普适的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人口,但不会以相同的程度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显然,一项公共政策更关注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也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是否会反映在提供贫困人口收入和贫困人口不可能轻易放弃的福祉上。针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最有效的发展政策,是那些主张共同发展和利用公共政策创造增长的战略,同时还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共同参与,以确保他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增长的受益者。自然资源收益管理,原生态农产品开发和区域经济带建设被列为促进这种增长战略实施的三个最有前途的领域。     

无锡市空间扩展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伴随着城镇用地空间范围的迅速扩展，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城市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发展的目标，即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长远的时间量度内，保证城镇在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和功能演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在研究城镇用地空间增长和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就城市空间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评价。     

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及其对策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是经济增长不应以损害子孙后代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为代价。其核心是强调社会、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再生产模式不同 ,使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持续发展的侧重点也不同。本文强调指出 ,目前人口问题依然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应重点从人口总量、人口构成与分布、人口质量三个方面解决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有限的资源不能支撑无限增加的人口，面对高速增长的人口，人们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认识。本文分析了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阐述了最大人口容量及经济最优人口计算需要考虑的因素和基本；提出我国必须坚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A review on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in China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which contain diverse organic groups, such as antibiotics, hormones, antimicrobial agents, synthetic musks, etc., have raised significant concerns in recently years for their persistent input and potential threat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China is a large country with high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PPCPs for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recent years. This may result in PPCP contamination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media of China.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current contamination statu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 media, including sewage, surface water, sludge, sediments, soil, and wild animals, in China by PPCPs. The human body burden and adverse effects derived from PPCPs are also evaluated. Based on this review, it has been concluded that more contamination information of aquatic environment and wildlife as well as human body burden of PPCPs in different areas of China is urgent. Studies about their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 need to be conducted, and acute and chronic toxicities of different PPCP group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for assessing their potential ecological and health ris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