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视域下流域水污染共治问题研究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三地在局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取得初步成效。但三地仍存在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环境恶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陷入"碎片化"治理困境。通过深入剖析困境生成之机理——立法不协同、分割式自我治理体制、治理不同步、水资源利用补偿机制不健全,提出协同立法治理跨界水污染、搭建权威跨界水污染治理机构、编制实施水生态空间管控规划等"本土化"治理路径。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域值空间分析——以石羊河流域民勤县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科学确定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在简要说明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石羊河流域实践与存在的问题,选取生态服务价值、机会成本和支付意愿三种补偿标准进行比较,确定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以WTP为参照确定补偿标准,实施补偿的投入最少,但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考虑较少;以ESV为参照确定补偿标准,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但对居民切身利益考虑较少,生态补偿的效益有待分析;机会成本则将生态补偿实践与家庭或个人的生产实践联系到一起,居民可接受弥补其因生态补偿实践中的实际损失,生态补偿实践效率得到保障。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迟来的盛宴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终于,我们迎来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正式启动的元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我国第一个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根据奖优罚劣的渐进式补偿机制,由环保部每年负责组织皖浙两省对跨界水质开展监测,明确以两省省界断面全年稳定达到考核的标准水质为基本标准。安徽提供水质优于基本标准的,由浙江对安徽给予补偿;劣于基本标准的,由安徽对浙江给予补偿;达到基本标准的,双方都不补偿。同时,明确补偿基金专项用于新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抚昔追今,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破冰成行。从此,这条河流不但流淌着文化,滋润着流域两岸,作为试验田,同时她还寄托了人们更多的希冀。     

生态补偿标准的经济学分析——以甘肃省甘南州为例

西北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的估算应该遵守客观性和权责发生制等原则,兼顾生态服务价值和机会成本,对草地、森林、流域等不同领域进行差异化设计。以甘肃省甘南州为例,将甘南最主要的草地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生态服务价值和机会成本的角度测算了甘南草地生态系统的生态补偿标准,并对补偿标准确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基于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淮河流域应急联动机制完善研究

近年来淮河流域跨界突发水污染事件屡次发生,流域应急联动机制的完善显得尤其重要。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强调协作主体上的多元化和管理方式上的协调沟通。基于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通过分析淮河流域跨界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联动机制现状及其问题的基础上,从规范流域应急预案,健全流域规章制度;整合资源,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增加联动协作演练,提高各成员单位应急意识和加强社会组织与流域居民的参与等方面对淮河流域突发水污染应急管理联动机制进行探讨。     

大伙房水库上游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相对于自然生态保护其他方面,江河断流、湖泊湿地萎缩、水源涵养功能退化、水土流失加剧等流域污染问题,水资源保护存在的“上游投入、下游得利”不合理现象,不断加剧水资源质量的衰减和水体环境的恶化。本文以维持流域生态系统平衡及生态服务功能,调整流域相关利益方生态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为依据,根据流域面临的生态保护、污染治理和水资源合理利用等问题特点,以大伙房水库上游地区为例,构建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和机会成本理论为基础的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模型,对流域生态补偿资金进行分配,探索建立不同类型、各有侧重、因地制宜的生态补偿标准,在试点和实践中调整完善,为国家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提供模式和经验。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支付意愿研究——以湘江水污染治理为例

论述了选择实验法的理论基础,运用该方法对湘江水污染治理中居民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推断实施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工程后湘江流域水质好转带来的环境价值。选择在湘江流域的八大城市布点,获取了587份居民的调查问卷数据资料。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到如果实施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工程、彻底解决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水质完全达到或优于Ⅱ类水标准,湘江流域居民总的支付意愿为1074亿元。     

我国流域水污染研究综述

本文阐述了现阶段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研究成果,即学者根据不同流域的污染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治理对策,主要是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方面的创新;流域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提出了水污染防治立法应尊重流域特性,采取统一立法的模式.流域水污染问题的研究具有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构建流域管理体系、流域水权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利益平衡视角下的太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在水环境质量逐步改善的同时区域利益冲突却不断加剧。基于水环境治理的太湖流域生态补偿在很大程度上是水环境问题倒逼作用的结果,其激励作用表现不明显,存在补偿主体权利义务责任不统一、补偿标准不科学、监管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以利益平衡的视角探讨如何对太湖流域生态补偿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配置,平衡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减少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个重要议题。     

各省动态

贵州：清水江试行水污染补偿 贵州省人民政府7月1日起在清水江流域试行水污染补偿办法,规定交界断面当月水质实测值如果超过控制目标,上游地区应当向省级财政和下游地区财政缴纳水污染补偿资金,补偿资金纳入同级环境污染防治资金进行管理,专项用于清水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不得挪用。清水江流域水污染补偿因子及标准暂定为：总磷600元／吨,氟化物1000元／吨。     

开都河-孔雀河流域水体污染承载力研究

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取样、室内样品数据,采用水质计算模型和污染承载力模型计算分析开都河-孔雀河流域水污染承载能力,得出开都河-孔雀河流域不同水功能区、不同汛期水污染承载能力,从定量指标上反映各排污口允许排入开都河-孔雀河的污水数量,并提出具体措施和建议,对遏制流域水生态环境恶化,制定该地区水资源保护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世界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

工业发达国家在采用了一系列水污染防治措施之后,都发现仅有污水治理技术还解决不了水污染问题,必须用法律、经济、政策和规划等多种手段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工作。在管理体制上,很多国家在实行国家联邦级管理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区域(行政区、流域或水系)级管理机构,使区域性和流域性管理成为控制水污染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以美国水资源管理体制与河系水质规划;日本水资源管理体制与污水总量控制制度;英国以泰晤士河为代表的     

生态正外部性内部化的实现途径与机制创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全社会的深化,迫切需要解决生态服务的区域外部性问题。正外部性内部化是实现生态服务价值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购买、协议补偿、生态商品、创建市场等方式。生态正外部性的价值可以通过生态要素的直接市场、包含于生态商品的间接价值以及基于成本—收益的生态补偿标准来确定,而现有的协议补偿标准多基于上游地区的保护成本,应将发展的机会成本作为参考依据。最后,从机制上将收益内部化转变为主体内部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保护与收益主体分离带来的一系列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冲突问题。     

河北省子牙河流域水质变化趋势及影响因子分析

对子牙河流域近年来的水质变化趋势及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自实施跨界断面生态补偿机制以来,该流域水质明显好转,河流污染正在从有机污染为主向多因子共同影响的混合型污染过渡。子牙河流域污染的主要原因有水资源量少、产业结构偏重、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滞后等。进一步提出了提升环境监管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强化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开展河道综合整治、优化跨界断面生态补偿机制等改善水质的对策。     

完善跨界水污染防治机制的若干思考

<正>甘肃陇星锑业有限公司选矿厂尾矿库溢流井破裂致尾砂泄漏事故是典型的跨界水污染事件。由于跨界水污染事件的处理,不仅关系到水环境本身,也关系到群体性安全和政府公信力,因此,完善跨界水污染防治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加强流域管理,健全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管理体制跨界水污染防治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并构建系统的制度平台与空间。建立更为有效的管理体制以推     

关于《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中加强经济政策手段的思考

"十二五"以来,我国对水污染防治运用经济政策手段进行了积极探索。党和国家出台的政策文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都对水污染防治经济政策手段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亟需在未来《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过程中加强对相关经济政策手段的规定,给予相关手段明确的法律地位,充分发挥经济政策在水污染防治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建议着眼于"十三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水环境质量改善以及水污染防治形势和突出问题,以推动构建和实施系统、协调和高效的水污染防治经济政策体系为目标,结合党和国家相关文件、法律、行动计划的最新要求,借鉴国际上通过立法保障水污染防治经济政策手段制定和实施的经验,重点从投融资政策、税费和价格政策、排污交易政策等三个方面对现行《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具体建议包括:一是完善关于财政投入和融资渠道的相关规定,要求加大水污染防治财政投入和补贴力度、鼓励水污染防治第三方治理方式和PPP模式以及建立流域上下游(跨界)生态补偿机制等;二是完善对于环境税(费)和其他价格机制的相关规定,增加关于环境保护税的说明等;三是增加逐步推行重点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的条款等。     

巴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研究

使用内梅罗指数法和等标污染负荷计算法对巴河流域的水生态环境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巴河流域的污染来源主要为农村居民生活污水、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化肥污染,巴河流域的水污染主要为面源污染.提出严控污染物排放、优化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加大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修护流域自然生态环境、健全流域水环境监测体系及用水受益方向流域内水环境...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果评价研究

本文基于流域生态补偿的经济学原理,以成本效益分析(CBA)为基本框架,通过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对黄山市实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成效比E1以及外部效应内部化程度指数E2进行计算,进而科学合理地衡量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2010—2013年,黄山市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工作中的成本总计189.06亿元,黄山市环境效益增加33.52亿元,黄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工作成效比E1为0.24,外部效应内部化程度指数E2为0.81,说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黄山市环境效益预测结果表明,流域生态补偿的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明显。由此提出建议,现阶段黄山市应继续以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为重心,同时注重流域生态补偿工作的落实。     

河长制在促进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河长制平台在促进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实现流域水环境可持续管理的关键突破口。本研究梳理了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分析了利用河长制平台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可行性,并以跨界断面监测为技术衔接点,以完善跨界断面的设置、考核指标和考核目标作为突破点,利用河长制的高位推动、组织体系和部门联动,从技术方法、监测体系和补偿方式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一是发挥河长制科技支撑作用,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技术方法;二是发挥河长制部门协同作用,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监测体系;三是发挥河长制统筹兼顾作用,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方式。     

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监测浅析

本文通过对2011～2012年间四川省岷、沱江流域实施生态补偿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以及水质变化情况进行简要分析,提出了为保护长江水质资源、恢复长江的生态功能而完善流域跨界断面水质监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