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发展权视角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构建

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是否合理、宅基地退出是否有偿直接关系到农户退出宅基地的积极性。以土地发展权理论为指导,采用系统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和演绎归纳法等方法,在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为引导农民积极退出宅基地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     

国内农村宅基地退出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9—2018年中国知网上我国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发文量、作者、机构、时间分布、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可视化信息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宅基地退出研究领域近10年研究分为缓慢增长阶段、平稳增长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3个阶段。(2)研究作者和机构网络呈较松散的布局,且合作产出较少。(3)研究演进中的热点日益凸显,逐渐从单一视角转向多元视角研究,研究主题可聚类为宅基地、城镇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农村宅基地退出、改革试点和增减挂钩8大类别。未来研究方向:扩大农村宅基地退出研究范围,增强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和提出对策的适用性;加强跨学科、跨地区和跨机构之间的研究主体合作;将模式和选择主体(农户)相匹配,探索构建适用于各类农户的模式。     

不同治理结构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模式探析——以金寨、蓟州、义乌3个典型试点为例

运用交易费用法分析试点区宅基地退出的治理结构,揭示不同治理结构下宅基地有偿退出的模式,剖析各种模式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便其他地区借鉴。研究表明:(1)金寨县、蓟州区、义乌市分别在层级制、混合制和市场制的治理结构下,形成了"货币+宅基地、货币+购房补贴、资产置换"3种宅基地退出模式;(2)3种退出模式出现了补偿资金不足、复垦利用效率低、权属不完整等问题。因此,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治理结构和退出模式。     

宅基地征收对农户就业及福利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宅基地征收对盘活农村土地资产、缓解城乡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在宅基地征收过程中,宅基地征收直接影响着农户就业及福利。以CHIP数据为基础,通过Logistic、OLS、分位数等模型探究了宅基地征收对农户就业及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宅基地征收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在就业选择、就业时间、劳动力配置3个方面解放了农村劳动力。②宅基地征收提升了农户福利,失地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幸福感和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尤其以高等收入/消费农户群体提升的最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完善被宅基地征收农户再就业保障与中低等收入/消费农户群体福利保障机制;扩大宅基地征收政策宣传,提升农户自主权。     

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户城镇化意愿探究——基于政策认知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山东省391份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户城镇化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年龄、土地征用情况、土地转入意愿、村里宣传农业振兴情况、宅基地申请与审批程序认知、宅基地交易对象认知对农户城镇化意愿有显著负向作用;文化程度、当前职业、宅基地权属认知、宅基地流转认知对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②农户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正确认知程度低,导致其对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有限。③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存续可提高农户的城镇化意愿,其中宅基地的影响作用更为深刻。     

基于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的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基于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结合重庆的实证,定量分析了宅基地退出中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结果表明:(1)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在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测算中的应用是可行的。(2)联盟成员参与退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高低受其投资额与所担风险大小的影响,各成员投资额与所担风险越大,所获得的理论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越高。(3)重庆现行的退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比例标准为85∶15,在市域层面较好地兼顾了退地农民和集体收益。(4)退地增值收益理论分配比例存在地域差异,且经济欠发达区域退地增值收益分配更倾向农民,原因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的边际福利变化和承担的生计风险更大。     

基于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的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研究CSSCI

基于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结合重庆的实证,定量分析了宅基地退出中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结果表明:(1)动态联盟利益分配模型在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测算中的应用是可行的。(2)联盟成员参与退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高低受其投资额与所担风险大小的影响,各成员投资额与所担风险越大,所获得的理论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越高。(3)重庆现行的退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比例标准为85∶15,在市域层面较好地兼顾了退地农民和集体收益。(4)退地增值收益理论分配比例存在地域差异,且经济欠发达区域退地增值收益分配更倾向农民,原因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的边际福利变化和承担的生计风险更大。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影响因素——成都市双流县与崇州市的实证

在对成都市农户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在耕地保护、土地承包、土地流转、接受先进技术和维护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意识增强,农民的种植热情与土地增收期望比政策实施前有所增强;2农户更愿意接受补偿标准较高、补偿方式自主性较强且有助于解决养老保障的补偿模式;3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受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净收入占家庭净收入比例、是否村干部、务农身份类型、自信程度、对突发事件的抵抗力与孤单程度因素的影响。     

耕地功能分化视角下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偏好的异质性研究

以湖北省为实证,评价该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功能区481个农户家庭样本的耕地功能状况,根据得分情况将农户家庭分成生活主导、经济主导和生态主导三种类型,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和生活为主,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为主,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生活和生态为主。2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对基本农田保护与相关政策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农田其他功能的了解程度由高到低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90%以上农户认可农田保护的重要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较匮乏。3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存在差异。无经济补偿时,约50%的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有补偿时,农户的参与意愿显著提高,参与意愿由强到弱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     

资源保护与权利延伸——以新农村建设中土地利用问题为视角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新农村建设中主要存在土地规划、宅基地建设违法以及耕地复垦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加强新农村建设中土地监管应从加快土地确权、建立农村土地征地补偿机制以及强化土地执法等方面入手。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与思考

自然资源产权管理和专业监管的分立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进一步促进简政放权,实现对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管理,克服监管盲点,提升综合保护绩效,促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设立专门机构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规定了改革依据;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奠定了工作基础;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绿色GDP核算、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等结合起来,促进改革的系统化和连贯化;建议在国家和省、市成立三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机构,在部分区域和流域派驻机构。为保障改革的实施,需界定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范围及所有权、监管权的角色和权限;改革生态补偿、排污权有偿使用、资源有偿利用等制度;明晰流域与属地的权力(利)关系;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职责和生态环保党政同责的关系;重构环境保护税、资源税和自然资源资产使用费的关系;规定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原则、体制、制度和责任;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清单、权利清单和管理信息平台;厘清各方权利边界和监管边界,建立评价考核和奖惩机制。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应用的补偿机制实证研究——以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农户调查为例

以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农户调查为例,开展农户对于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的补偿意愿实证研究。研究采用意愿价值评估法,在假设政府提供补偿的前提下进行农户问卷调查,获得农户对于采用不同农业清洁技术的受偿意愿数据,从而为制定相应的补偿政策提供依据。首先,分析了农户对于使用配方肥、秸秆还田及修建化粪池等3类清洁技术的采纳意愿;其次,明确了农户愿意接受的现金和实物2种补偿方式;第三,简单估算了农户采纳3类清洁技术希望获得的补偿标准;最后,调查了农户对于政府可能采取的推进清洁技术发展的配套政策的偏好程度。     

排污权有偿使用费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应用

通过梳理我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实践探索,发现排污权有偿使用资金作为非税财政收入用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多地已有实践。"十三五"期间河北省工业企业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资金为5.68亿元,占农村环境污水治理预算资金的82.2%,可以作为农村环境治理资金筹集的有效途径。辅以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财政拨款,基本可以满足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污水处理投资的需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可以通过完善排污权有偿使用资金使用办法、制定排污权有偿使用资金绩效考核办法、整包打捆资金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和运用财政担保支持市场机制的介入等途径实现。     

我国磷肥生产施用的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分析——以磷酸二铵为例

研究了太湖地区、湖北省地区、洱海地区优化和常规施肥情境下磷酸二铵全生命周期对环境的潜在影响。运用ReCiPe方法分析了气候变化、化石能源耗竭、淡水富营养化、人体毒性、颗粒物形成、光化学氧化和陆地酸化7种潜在环境影响。结果表明:磷酸二铵生产阶段占三地区化石能源耗竭潜势的83.9%—95.8%;运输阶段占三地区光化学氧化潜势的21.5%—66.4%;农户施用阶段对气候变化、淡水富营养化、人体毒性、颗粒物形成和陆地酸化贡献较大,分别占三地区相应影响类别的62.5%—63.4%、93.0%—97.3%、84.3%—84.8%、84.5%—89.8%和82.8%—95.0%。此外,优化施肥对气候变化、淡水富营养化、颗粒物形成和陆地酸化4种环境影响类别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因此,应减少磷酸二铵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同时鼓励农户采用优化施肥方式。     

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的调查

以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分布式认知视角寻找影响土地转出行为的因素,旨在为引导湖北省土地健康转出提供参考。基于287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受到个人因素、地域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个人因素中受教育年限,文化因素中血缘情结、土地流转政策满意度、政策执行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和转出价格满意度对土地转出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地域因素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家庭耕地总面积对土地转出行为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推进农村教育、增加非农就业、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土地公平公正转出等相关的对策建议。     

三峡库区移民农户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响应及其生计变化研究

以三峡库区库首、库中、库尾6个镇720户移民农户为例,分析了他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现状与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的生计变化。结果表明:1巫山县大昌镇、巫溪县文峰镇、丰都区高家镇乡村旅游较成熟,游客量相对较大,移民农户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的比例较大。2如果参与当地乡村旅游后能给移民农户带来相对较高且较稳定的收益,移民农户就会愿意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同时,政府如果加大对当地乡村旅游的规划、投入和相关资金政策的扶持,会对移民农户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3乡村旅游开发后,移民农户的生计策略从传统的务农和外出打工向在本地打工和个体经营转变。     

旅游资本介入下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测度及空间分异特征——以敦煌市莫高镇为例

构建纳入旅游资本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敦煌市莫高镇1550份农户调查访谈数据,从自然、物质、金融、人力、社会和旅游资本6个维度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评估,采用K-means聚类、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刻画案例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社会和金融资本在农户生计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贡献最高,自然资本的贡献度最低。(2)莫高镇农户生计资本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与依赖性,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各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与其地理区位具有较强的耦合性。(3)莫高镇农户生计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现象,局部表现为稳定的高低值区双向集聚,高低值差异明显;金融和自然资本主导高值集聚,旅游和物质资本主导低值集聚。     

福建典型茶区农户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研究

基于福建省安溪县、福鼎市、武夷山市3个核心茶产区389户茶农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将福建省现有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界定为间作套种、生态化施肥和不施用化学农药3种具体行为,建立二元Logit模型,从个人与家庭、茶园条件、茶园经营和外部情境4个维度分析影响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福建省农户茶园生态化施肥、不施用化学农药、间作套种的比例依次为83%、63%、35%,且采用生态化管理行为的农户比例在地区间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安溪>福鼎>武夷山;(2)福建省农户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以外部因素驱动为主;(3)影响福建省茶园生态化管理行为的关键经营因素为短期经济因素。因此,制定更加有力的引导和激励政策,加强政策宣传,引导、规范本地民间茶企及茶叶合作社等组织,支持茶叶区域品牌创建,构建茶叶区域质量社会生态系统,有利于促进福建省茶园生态化管理。     

数字

正80%近日,世界粮农组织在发布的《粮农状况报告》中称,个体农户提供了全球80%的粮食。随后非营利性国际组织GRAIN通过对全球农业现状进行调查后表示,虽然个体农户生产了全世界大部分的粮食,但他们耕种的土地仅占世界耕地面积的24%,而即便是这一微量份额也正在锐减中。在全球范围内,个体农户的土地越是被掠夺,全球贫困越严重,因此,土地必须归还于民。(人民网)500多种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     

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下农户投入意愿与选择取向

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法和综合分析法分析了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下(3—5年、5—10年、10—20年、30年和长久不变)农户的投入意愿和选择取向。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对土地承包权调整相关政策的认知和了解度较高。(2)无论是经营自家承包地还是租用他人承包地,随着承包期限(或租用期限)的延长,农户的投入意愿逐渐提高。(3)受访农户总体上希望土地承包期限延长,但仍有近50%的农户希望定期调整土地承包权。研究结论表明,提高农户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权期限、承包方的责任和义务的了解和认知度,有利于激励农户对农地的投入意愿;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性是影响农户对农地投入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应进一步保持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总体稳定性,强化农地承包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的选择取向具有较大差异性,反映出土地承包权稳定性下正效应(促进农户投入,提高农地集约度)和负效应(较大比重农村人口"生而无地"的不公平性)的共存性,应在保持土地承包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考虑家庭人口变动和农村人口迁移进行土地承包权的局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