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共生区农村聚落研究综述

我国是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而农村聚落是我国居住空间的主要形态。民族自治、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多民族社区建设等政策和措施的相继出台,使多民族共生关系下的农村聚落研究越来越具有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对近年来关于多民族共生区农村聚落区位、规模形态与等级、空间结构与功能、空间演变机理、优化调控与重构和多民族地区共生关系的形成机理、理论和模式、经济发展、宗教信仰和文化共生、社区建设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详细梳理,指出学界对多民族共生区农村聚落研究在基础理论、对象、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展望了国内未来多民族共生区农村聚落研究的趋势。     

新疆社会经济特征与可持续发展基本因素分析

由于历史、区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除了相对滞后之外，还有其显著的自身特征，从研究新疆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对新疆社会经济特征进行探讨分析是研究新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从探讨分析中认识新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王新疆社会环境特征与分析由于新疆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构成了新疆社会经济活动的分散性，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的强烈影响和约束。新疆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民族问题既有历史遗留的因素，又有现实因素，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民族间的交流。严峻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新疆独特的人文…     

旅游资本介入下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测度及空间分异特征——以敦煌市莫高镇为例

构建纳入旅游资本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敦煌市莫高镇1550份农户调查访谈数据,从自然、物质、金融、人力、社会和旅游资本6个维度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评估,采用K-means聚类、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刻画案例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社会和金融资本在农户生计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贡献最高,自然资本的贡献度最低。(2)莫高镇农户生计资本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与依赖性,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各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与其地理区位具有较强的耦合性。(3)莫高镇农户生计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现象,局部表现为稳定的高低值区双向集聚,高低值差异明显;金融和自然资本主导高值集聚,旅游和物质资本主导低值集聚。     

贵州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共生系统研究

选取贵州省1176个红色旅游点、3380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协调共生模型、地理加权相关系数、CART决策树模型探究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的共生模式、共生空间格局和共生环境。结果表明：(1)在共生模式上,两大资源的共生协调值较低,共生模式以濒临失调共生及初步失调共生为主,整体呈低水平同步发展特征;(2)在共生空间格局上,两大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具有圈层分化、集中连片分布特征,呈“一环三区”的共生格局;(3)在共生环境上,两大资源的共生环境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呈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文旅环境是主要共生环境,经济社会共生环境是次要共生环境,而乡村社会环境对共生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小。     

鲁南经济带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与驱动力分析

探究国土空间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实现国土空间资源高效配置和促进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鲁南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围绕时空演变和空间格局对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展开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不同国土空间类型间动态变化差异明显,且综合动态度由东西失衡向全域均衡转变。(2)空间分布特征上,鲁南经济带国土空间变化整体分布较为均衡;在2005—2010年间各类型国土空间转换活跃。(3)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上,各国土空间面积变化呈空间集聚特征,这一特征在2010—2020年相对减弱;各国土空间类型间变化关系以负相关为主,但相关系数绝对值明显降低。(4)驱动力方面,研究区国土空间面积变化受到自然、人口、经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自然环境变化是基础性条件,人口和经济发展是主要驱动力,政策因素也发挥重要作用。     

“新里山”共生设计的构建与应用探讨——以西安杜陵风景旅游区设计为例

"新里山"共生规划可从总体尺度规避城市郊区自然风景环境建设的同质化问题,却难以从单体尺度营造可持续游憩空间。鉴于此,对"新里山"共生设计的构建与应用进行了探讨,明确"新里山"共生设计的概念,分析"新里山"共生设计的多样性特征,并结合"新里山"共生设计的经纬运作方式,提出"新里山"共生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西安杜陵风景旅游区为例,实证研究了"新里山"共生设计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应用价值。     

日本住宅区的生态环境与住宅设计

日本的城市和居住水准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现代人未能真正过着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生活。 　　进行集合住宅的规划设计者对于全球性的几个与集合住宅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给予密切关注。 　　1.保证生态空间 　　日本认识到住宅区的绿化为不可缺少的居住性能。特别是集合住宅区以内的绿化,在城市的要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然的"绿"与"水"是一种使人心情舒畅的重要因素,为收集贮存雨水而采用的亲水性循环装置,或采用为使其渗入地下从而保证地下水的设计手法等,在实际中正在得以应用。 　　日本近年来的集合隹宅区,由于土地利用的高密…     

基于Logistic与AHP混合模型的宅基地有偿退出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宜城市为例

宅基地有偿退出对盘活农村土地资产,缓解城乡用地矛盾,推进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农户意愿将直接影响宅基地退出进展。以湖北省宜城市4镇10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以AHP和Logistic两者混合模型,探究分析退出农户宅基地的原因。结果表明:年龄、喜爱城市还是农村、距县城的距离、不动产是否确权、宅基地取得方式、性别等因素明显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在有偿退出的前提下,愿意进城居住的占31%,愿意住集中住宅的占42%,不愿意退出的占27%。基于此,提出构建发展机制,促进农村居民市民化;加大宣传力度,因地制宜;做好宅基地确权工作,促进宅基地退出。     

甘南高原居民旅游支持度的社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选择"旅游获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影响旅游的权力、邻里条件、地方感、旅游创业效能、社会资本、旅游支持度"等10个结构变量构建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并以甘南夏河县拉卜楞镇、碌曲县郎木寺镇为案例区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甘南高原地区居民旅游支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甘南高原地区社区居民的民族差异、职业差异和社区差异对旅游支持度形成影响;(2)不同社区与核心旅游资源的空间关系、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政策获益水平等因素造成了不同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差异。     

农业减量化补偿方式的农户偏好及异质性——基于重庆357户农户的选择实验分析

合理的农业生态补偿方式应符合农户利益预期和意愿。基于重庆10区县35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选择实验法和随机参数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农业减量化的补偿方式偏好及异质性。结果表明：①各种补偿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农业减量化的参与效用;②农户平均偏好程度最高的是农资补偿和现金补偿,其次是技术补偿,最低的是政策补偿;③农户对不同补偿方式存在显著的偏好异质性,并且部分偏好异质性来源于决策者特征、家庭经营/生计特征和区域因素。建议继续通过生态补偿有效推进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但补偿方式应该结合不同农户的偏好采取差异化设计。     

塔里木河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的差异性比较

依据环境经济学理论,对塔里木河流域12个典型样本区2400名居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居民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分别为83.76%和75.36%,WTP值和WTA值分别为365.3元/年和2886.86元/年,上、中、下游居民WTA/WTP值分别为7.70、6.41、9.45,而兵团和地方居民的比值分别为5.1和11.71。2收入、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是造成WTA/WTP值差异的主要因素,但下游居民收入与支付意愿无显著关联,仅影响支付方式;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居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方式。3体制机制、民族风俗差异、惩罚效应和损失、厌恶心理是导致兵团与地方居民和上、中、下游居民WTA/WTP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长沙市文化创意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企业在城市中的布局是理解城市空间结构特征的重要维度之一。以长沙市文化创意企业兴趣点(POI)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利用核密度法、空间自相关法、Ripley’s K(d)函数、区位商指数等分析方法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特征与不同类型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沙市文化创意产业总体上呈现出"一核一圈多点"的分布格局,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②基于行业分异视角的多尺度空间集聚差异显著,创意设计、体育休闲、文化传媒、文化教育和文化旅游等类别空间区位选择尺度较大,工艺美术和文化软件等类别空间区位选择的尺度较小;③基于街道层面的专业化功能区块特征差异明显,城市中心区域的街道呈现多种行业类型的集聚特征,而城市边缘区域的街道专业化区块功能较为单一;④中心性、可达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历史文化资源、环境因素、人才因素和政策因素对文化创意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多因素协同作用下形成不同类型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     

福州新区生活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福州新区生活性服务业网点设施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法、Ripley′s K函数等方法,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福州新区生活性服务业整体上呈"核心集聚,边缘分散"的空间集聚特征,各类服务业表现出明显空间尺度依赖性;在社会经济、交通区位、政府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福州新区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呈现出较明显的"虹吸效应"。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长春都市圈功能空间演化

借助Arc GIS技术和Fragstats软件,综合运用景观生态学分析法对长春都市圈功能空间时空演化关系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居住空间以外部扩展为主,具有一种扩张"冲动"行为的特点;2工业空间的扩展对城市空间的演化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工业空间的不断外扩导致其呈现出破碎化、离散化和复杂化的特点;3服务空间的扩展滞后于居住空间和工业空间的扩展,显示出长春都市圈服务空间郊区化进程缓慢、外扩特征不强的性质;4绿地空间破碎化、离散化和复杂化程度加深,但整体分析绿地空间具有集中分布与镶嵌分布的特征。     

沈阳市大型连锁超市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分布均衡度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沈阳市大型连锁超市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引入多元回归分析法进一步探析了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和各因子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沈阳市大型连锁超市整体上呈现出"北多南少"的空间差异分布;核密度空间分布总体表现为二环内区域大面积组团状的核分布与二环以外地区小面积的零星核分布并存;在研究区域内呈现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但在各个市辖区内分布不均衡;空间分异主要受等级公路密度、人口密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户户数等因素的影响。     

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18年末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企业地理数据,利用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工具探究了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西安核心区各类文化产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倾向,且沿"东北—西南"走向分布。②核心区文化产业呈"一轴突出、两片鲜明、四核集聚"的空间集聚格局,各行业总体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集聚核心存在程度及范围、区位等的增减与转移。③交通因素、高校与科研院所、公共中心、产业园区和历史文化资源对核心区文化产业微观区位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且影响程度呈明显的层级性。最后深入分析了各因素的影响机制。     

生活满意度法在农地资源多功能价值评估中的应用——以武汉市郊区为例

在农地资源多功能价值评估常用的方法中,意愿调查法要求被调查者对研究对象的农地价值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特征价格法依赖于市场的均衡假设,这些在现实或执行中很难达到,而且这两种方法只能捕获个人意识到的资源环境条件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没有考虑对无法感知资源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本文应用生活满意度法,对武汉市郊区农地资源多功能价值进行评估。通过对研究区346份有效样本的计量结果分析研究发现,农地对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每增加农地1hm2,按照五等计量生活满意度增加0.50;农户对农地每年的平均受偿意愿为4.35×10~4元/hm~2,农地资源价值为138.32×10~4元/hm~2。研究认为,生活满意度法相对于目前常用的意愿调查法和特征价格法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将其用于农地资源价值评估可为意愿调查法和特征价格法的研究应用提供比较,丰富和扩展了当前农地资源多功能价值的评估方法。     

城市意象视角下的人居环境满意度研究——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根据城市环境的可意象性和可识别性,借助认知地图法、图片再认对衡阳市城市意象框架及元素进行提炼。结合问卷调查,以衡阳市39个典型意象元素为研究对象,解析了人居环境的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衡阳市的城市识别度较高,解放大道和湘江沿岸意象要素居多;人口集聚、商业服务场所可意象性较高,人居环境满意度低,而休闲娱乐与文体场所人居环境满意度高,但可意象性低;城市意象元素的人居环境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从主城区至边缘区依次形成了四个圈层,每个圈层均具备"同质满意度"、"同质感知"强度两种空间特征。     

社区居民对入境旅游供给感知的差异分析基于不同人口的统计特征CSSCI

以古城西安为例,基于居民视角,采用因子分析、方差最大化旋转、单因素方差分析定量测度了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居民对入境旅游产业供给的感知差异。结果显示,总体上西安市居民对入境旅游供给的感知倾向于积极,其中公因子"旅游环境"认可度最低,而"旅游吸引物"认可度最高;不同的性别、出生地、年龄、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对入境旅游供给感知的不同公因子具有一定的差异,而不同职业的感知差异表现不明显。在定量测度结果的基础上,对西安入境旅游产业供给提出了相应建议。     

中国省际循环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分析原理,以中国30个省区为研究对象(不含台湾地区),对中国省际循环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原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循环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从东往西依次呈现"循环经济发达地区—循环经济较发达地区—循环经济欠发达地区—循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梯形带状走向;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省际间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分布具有明显差异性。最后找到影响循环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