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文化论纲

大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社会所遭遇的文化冲突与挑战,可以说是空前的。这种冲击竟在短短的十几年中,使人们的文化心态发生了三次大的转轨,即:文化虚无主义或文化无意识主义转向反传统主义;反传统主义转向传统主义;传统主义转向实用主义。环境文化热是在文化转轨进入实用主义阶段后产生的。环境与文化是自然与社会中两个博大而精深的范畴,因此,阐明环境文化的发展轨迹、内容、特点,抑或构筑环境文化学,绝非朝夕之劳、片书之作可以实现。本文仅就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与剖析,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一、文化与环境(一)文化文化是什么?一般人们公认,文     

寻找发展与生态的平衡点: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实践

正在发展主义理念下破坏生态的生产方式凸显其缺陷与危害后,寻求发展的目标是在找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点,从前是回不去的。"绿寨"是一个处于"后发展"情境中的少数民族村寨区域。在实践中通过生态农业改善生计,保育村庄的生态环境;通过推动城乡互助的模式,保持生态的同时获得村寨与村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在参与式发展中逐渐找回失落的传统文化、良好的生态,期待最终达成"生计——文化——生态"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异文化:推动现代性向多元发展

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普同性与独特性之间存在张力,却未必相互矛盾。反省广泛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尊重和理解异文化,就有希望克服现代性的局限,并期待多元现代性的到来。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保持文化多元性,促进现代社会良性发展,改善人类的处境,只要行之得法,就是可以实现的。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崇明生态岛建设评价CSSCI

区域经济发展受全球化与本地化两种力量的作用。新区域主义认为,地方化是实现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区域生态化建设中,生态要素作为典型的地方性要素引起了新区域主义学者的重视。基于新区域主义地方性视角,从地方禀赋、行为主体、区域体系等三方面构建崇明生态岛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1地方性是生态区域建设的重要因素,生态区域建设需要充分发掘地方禀赋、发挥行为主体和区域体系的作用;2区域体系、地方禀赋是崇明生态岛建设的主要障碍因素。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崇明生态岛建设评价

区域经济发展受全球化与本地化两种力量的作用。新区域主义认为,地方化是实现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区域生态化建设中,生态要素作为典型的地方性要素引起了新区域主义学者的重视。基于新区域主义地方性视角,从地方禀赋、行为主体、区域体系等三方面构建崇明生态岛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1地方性是生态区域建设的重要因素,生态区域建设需要充分发掘地方禀赋、发挥行为主体和区域体系的作用;2区域体系、地方禀赋是崇明生态岛建设的主要障碍因素。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关于人才教育和培养的话题,绕不开大社会背景。倘一个社会到处可见拜官主义,拜金主义,拜计谋主义,拜不择手段的目的主义现象;一言以蔽之,倘一个社会的文化倾向是极其浮躁的,卑污的价值观腐蚀人心,而人才教育和培养的方向,却只不过是急一时所需的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打造百依百顺的“活”的工具的教育方法,那么。我很怀疑最终会收获良好的人才成果。如果播的是”跳蚤”,收获的也只能是“跳蚤”。     

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关于重建政治价值的思考

文革的时候,共产主义是天堂,不许讨论;改革开放的时候,市场主义是天堂了,以为搞市场经济将来就会跟美国一样。二者的逻辑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市场经济。其实,世上是没有什么天堂的,非得说有,那么一个和谐的、多元的,允许各种价值观生长的社会就是天堂。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化和精神,而是要重建政治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合理的政治体制。     

环境文化初探

环境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环境问题日愈突出,生存与发展已逐渐演化为世界重大课题的今天,为能够重建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关系,我们对环境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将具有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一、环境和文化的基本概念在讨论环境文化时,人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对环境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是人类周围各种环境因素     

幸福:乡村建设的终极价值

乡村建设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而产生。对此,学界的讨论呈现出文化主义思路和经济主义思路两类,并基本上是在乡村经济发展的脉络里展开的。但事实上,农民已经开始在追逐一种现代的幸福生活。幸福才是进行乡村建设时应该问的首要问题。一、乡村建设的经典理路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来看,当时乡村经济的衰败是一个基本背景。这在费孝通先生的著作里体现得较为明显,费先生关于乡土重建的思路和主张     

自下而上,建构生态福利国家——韩国的生态社区和协会运动

韩国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成功案例。对韩国发展模式可持续性的评估却表明,韩国的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性:工业主义范式是以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不能认识到生态体系承载能力的有限性。韩国考虑改革发展模式:生态化范式中的福利国家生态主义,是目前最为可行的发展模式,但它也有不少局限。生态社区和协会运动自下而上的转型策略,批评了国家的暴力和不称职。通过这一反思性力量,我们有可能扩展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     

发展的悖论与生态文明的经济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所谓的可持续发展也只能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物质财富增长,实现物质经济生态化和非物质经济扩大化,从科技转向和经济转型两个方面来促成生态文明的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促成价值观的改变,即由物质主义的经济主义走向生态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不是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根本标志的,而是以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为标志的。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物质主义魔咒

将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罪于亚洲新兴国家的高储蓄率,借以开脱欧美国家过度信贷消费的问题,这其实是资本的阴谋。美式生活方式对外输出,体现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未来世界只有尽早出现＂最后的人＂,从精神上使人找到各自的信仰,才能从救赎物质主义危机对人的异化和侵蚀。     

诸环境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现代环境主义导论》读书札记

"环境主义"作为与科学生态学相对的人文生态学,并不存在一个共有的范式,甚至可以说,它不过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大杂烩,除了"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这一点之外,并无更多的共识。因此要把环境主义的光谱完整地描绘出来并非易事。所幸的是,戴维·佩珀的《现代环境主义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一书几乎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宣传的影响——美国的水土保持工作是怎样起步的

正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舆论动员、宣传教育是先导。结合美国水土保持治理的发展历程,谈一下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政府是如何向社会公众宣传水土保持重要性的,从而促进水土保持工作。水土流失问题的提出土地滥用在美国历史上一直都非常严重,这个问题直到世纪之交才受到社会关注。在19世纪末期,美国兴起了进步主义运动。人们寄望于政府,要求政府在推动社会     

多媒体背景下环境宣传模式探析——以辽宁环境宣传创新为例

正环境污染的出现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根源于道德问题。文化的发展是培育道德力量的有效途径。创新宣教方式,利用多元媒体助推文化建设,凝聚公众力量,在人民群众中确立绿色发展理念,可以为后代子孙留住金山、银山的同时也留下一片绿水青山。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生态学的批判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休斯等从马克思的生态学的角度批判了新马尔萨斯主义生态学的本质、特点和一般逻辑,指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以及关于人口规律的历史性的观点来处理当代人口和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必由之路。     

中西文化的隔膜与文人的玩世不恭——由胡适欣赏杜威谈起

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开放性过于乐观,忽视了中国社会对外来思想、文化接受中封闭、隔膜的一面。胡适对杜威反天主教思想无批判的认同,及其对宗教的玩世不恭,导致了他缺乏理想与激情的社会见解,典型地反映出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过程中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如果胡适能够对杜威的思想不是一边倒地崇拜,而是置放于当时美国和整个西方文明的语境中给予更加深入的考察,他对"主义"以及宗教信仰的力量会有更加实事求是的认识,或许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见解会更深刻,也会更好地完成他传播西学到中国的使命。     

关于沙文化研究的几点认识

沙文化是人们对沙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思考.为拓展沙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沙文化研究的焦点问题,如沙文化的提出、定义、研究意义、"语言"和表现形式、内容体系、重点和难点,以及沙文化的创新要求进行了分析说明,以此推动沙文化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使沙资源化害为利,造福人类.     

从环境保护和生态主义的观点探讨景观设计——以中山岐江公园为例

在城市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景观生态设计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此文从环境和生态的观点出发分析现代景观设计,并以中山岐江公园为例探讨景观设计与环境保护和生态主义之议题,提出景观设计创作之初应先进行环境评估,立足于环境保护和生态主义的景观设计才更具生命力。     

生态危机的本质是文化危机

过去30多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与这种奇迹伴生的是生态危机。其直接原因是粗放的发展模式、初级的市场经济:其深层原因是大规模、高速度模仿工业文明,发展模式未能创新,而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中断、迷失甚至遭遇危机,则是中国今天包括资源环境问题、发展模式问题等多数困局的总体原因。要想化解生态危机,就需要以生态文化为魂,整合认识,指导行为,改革法律、制度、政策,重塑文化主体,重新确立社会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