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九江城市集聚带发展与长江经济带中段开发

简要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中段武汉一九江城市集聚带发展的区位优势条件，带区内城市体系结构的城市经济特征，探讨了带区城市发展所特有的文化底蕴，提出了为推动城市集聚带及长江中游经济发展应首先解决的构筑城市地域空间新格局的设想。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驱动机制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日益严峻,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主流趋势。作为国家战略支撑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对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红利外溢、绿色政策供给等维度阐述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及泰尔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上升态势,年均增长2. 95%,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②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差异显著,呈梯度递减格局,下游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迈向服务化,城市工业绿色发展重心逐渐向中上游地区转移;③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工业化、对外开放是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直接驱动力;④产业集聚、城镇化、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直接推动作用有限,以高耗能型产业集聚为主,城市建设空间利用效率不高,绿色技术创新支撑效应有待加强;⑤环境规制、城镇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提高环境标准导致污染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粗放城镇化模式加剧城市间生产要素的恶性竞争;⑥产业集聚、工业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污染型产业发展模式的警示效应较强,各城市竞相布局绿色先进制造业。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应加快构建统一的环境预警机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集约式新型城镇化,绿色承接产业转移。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区位商指数测度制造业集聚水平,从大气环境、水环境、能源消耗3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环境污染指数;在厘清制造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基准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低。(2)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且下游地区城市环境污染改善速度高于中上游地区。(3)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中下游地区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表现出先促增、后抑制、再加剧的“N”型曲线关系,而上游地区制造业集聚仍处于加剧污染的阶段。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应统筹兼顾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因地制宜推动制造业差异化发展,实施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提升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加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风险评价研究

为开展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风险评价,在明确环境风险评价的涵义及内容基础上,结合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生态、经济、社会特点,依据环境风险理论,提出了城市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选取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等空间统计方法,展现环境风险的空间分布规律及集聚特征。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风险源危险性和受体敏感性的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受体恢复性不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长三角为城市环境风险热点区域,冷点主要分布在重庆、湖南一带。因此,长江经济带城市需深入实施主要污染物减排、强化区域环境协作、建立和完善专项的环境风险动态评价平台和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风险;环境风险评价;空间统计     

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

以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作为空间观测单元,以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各城市创新能力的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各城市2000~2014年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及演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从时空总体演变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区域差异,且呈现出由渐进式集聚向缓慢扩散的发展趋势。(2)从空间聚类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的长三角地区和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地区。(3)从空间分布演变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分布集聚态势增强,但在地理空间的差异上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且不同集聚区在不同空间范围上都表现出一定的扩展与收缩态势。(4)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创新投入及创新基础设施的差异性,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呈现出不均衡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有研究集中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两个维度重点分析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而鲜有文献系统研究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事实上,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全社会绿色发展福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该研究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独特视角,以外部经济理论为媒介,系统阐释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机制;并以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人工收集1840—1909年清朝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1933年中国各城市是否通铁路以及城市的地形起伏度等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多维度动态评估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并采用控制空间溢出效应和内生性的GS2SLS方法系统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揭示其存在的空间外溢衰减规律,验证制造业集聚外部性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福利呈现“低水平块状集聚,高水平点状分布”的空间格局,未来潜力增长方向在上游地区;(2)适宜的制造业集聚可以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过度的制造业集聚反而会抑制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提高;(3)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随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表现为“双峰”结构;(4)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有助于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Porter外部性却表现为负向作用。为此,该研究从把握绿色发展福利演进规律、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及甄选适宜的产业集聚模式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碳足迹压力非均衡性研究

长江经济带肩负率先实现“双碳”目标的重大使命,亟待准确把握长江经济带城市减排增汇压力现状及其非均衡性。在计算2000～2019年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碳排放和碳汇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碳足迹压力指数,在全国视野下识别长江经济带城市减排增汇压力,并分别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局域莫兰指数考察其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和空间集聚特征,从多个维度探究其非均衡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城市碳足迹压力低于长江经济带以外区域及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差异明显,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2)从区域差异来看,总体差异水平较大,呈扩大趋势。差异分解表明,区域间净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主要表现为上下游之间的差异。(3)从分布动态来看,绝对差异水平较大,同时存在明显的多极分化特征。(4)从空间集聚来看,同时存在4种空间集聚类型。上游和中游以低低集聚为主,下游以高高集聚为主。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城市群日益成为我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提出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现状分析,采用湘鄂赣3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格局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武汉、长沙、南昌3大省会城市一直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但城市群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有所下降,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的发展趋势;(2)人口"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化格局;(3)对比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区域城镇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格局变化更加复杂、显著。     

重庆在长江经济开发中的主体功能及其发展战略

分析了重庆市的宏观经济态势及在长江经济开发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重庆作为中心城市在长江经济开发中的５大主体功能，即：沿长江地区开发开放带的４大核心之一、三峡地区的发展极、长江上游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重点片区、长江城市群和大产业圈的重要发展轴、长江流域大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提出了重庆市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产业及生产力布局调整的重点地区。     

基于专利授权数的长江经济带创新差异的多尺度分析

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的提升成为其发展的关键。基于标准差指数、变差系数、区位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的定量研究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在城市群级、省级和市级多尺度上的区域创新差异及原因。研究表明:各尺度区域创新差异均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并且区域创新差异随着区域尺度的增加而增加。影响长江经济带创新差异的各个区域尺度的主要原因各不相同,影响城市群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省域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城市创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对外开放因素。创新集聚随着区域尺度的增大而减小。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正处于创新活动向中心城市集聚阶段,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进入创新活动的扩散阶段,并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将形成巨大的创新集聚系统。     

地区发展差异与湖北省可持续发展战略

湖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其它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全国范围看，湖北省多年一直处在中等偏下的水平，而在长江流域，近年湖北省一下游省市的差距在迅速扩大；在中心地区各省中，湖北则相对领先。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时空差异研究

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处于不断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空间作用形式。运用洛伦兹曲线、集中化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方法,以2001年、2006年、2010年为研究时间截面,结合GeoDA和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对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差异显著,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武汉、咸宁、黄冈等地,空间集中化水平呈减弱趋势;（2）旅游景区空间自相关总体上呈增强的趋势,二元化空间分布格局不断强化;（3）旅游景区发展热点区表现出一定的时空继承性,地理近邻效应明显。旅游景区热点区主要为孝感、鄂州、武汉等地区,具有向东推移的趋势,天门、仙桃、潜江一直是旅游景区发展冷点区。人口分布、旅游交通、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以及政策等因素是影响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A study on marine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of China: regarding Japan’s experience

China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many marine environment problems with rapid economic growth. Japan had experienced similar marin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during its industrialization and had been facing the problem through successful environment policy step by step. The paper reviews the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of Japan’s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analyzes the marine environment pollution in China and its causes, taking Shandong province as a case, such as GDP-oriented economic growth, heavy coal assumption, etc.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marine industry with focuses on coastal tour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arine environment. Suggestions on polices are provid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China’ marine environment and Japan’s experience.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分形研究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具有沿河流、交通、城市分布的特征,集聚态分布格局明显。运用分形理论对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存在明显的无标度区,空间结构是分形的。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的中心性较为明显,多分形结构凸出,空间结构较为复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是以武汉、咸宁、黄冈、麻城等主要城市为节点,通过系统内部的长江、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沪蓉高速等线状要素进行能量传递而展开的;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轴线分布特征,空间相互作用较强,旅游交通网络通达性优良。对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现状分析和分形刻画的基础上,认为“K”形空间发展结构是武汉城市圈旅游空间结构的最佳发展模式     

甘肃省旅游城市体系研究

运用主成分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甘肃省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基础设施报告（2003）》，《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标准》。甘肃省旅游局2004年对国内游客的抽样调查数据（2004），以及对甘肃省主要城市基础设施、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28项指标进行的主成分——因子聚类分析综合评价结果，得出主要城市的体系与功能评价，初步探讨甘肃省旅游城市体系，根据结果初步得出，甘肃省旅游城市体系分为，国际旅游城市——敦煌，省内一级旅游中心城市——兰州，省内二级旅游中心城市以及省内三级旅游中心城市和地方旅游中心城镇，并为各个城市的城市旅游形象和城市旅游标识体系，旅游城市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概念性规划。     

湖南省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与动态收敛性研究

以湖南省2000~2018年14个市（州）人均旅游经济为研究对象，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测度湖南省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继而利用收敛理论检验全省及四大旅游圈的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全省及四大旅游圈人均旅游收入空间差异特征突出，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湖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来源，地区内差距与超变密度呈缓慢下降趋势。旅游差异主要集中在大湘西和长株潭两大旅游圈。（2）全省及四大旅游圈不仅存在σ收敛，也都存在条件β收敛，同时全省和环洞庭湖、大湘西、大湘南三旅游圈也存在绝对β收敛。（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化率、交通通达性和信息发展水平均对全省及四大旅游圈旅游经济的收敛产生较强的影响。     

基于PDI指数的湖北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方向及成因

以人均GDP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利用尺度方差、总体差异测度指数、区域特定方向差异指数对2000~2014年期间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表现的最佳尺度、方向性及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县级尺度方差最大,市级次之,区级最小,即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县级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对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大;22000~2007年,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空间分异程度不断增大,2007年以后逐渐缩小;3湖北省县级尺度水平经济差异的主要方向是中心与外围之间,中心与外围的差异以2007年为分界点呈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沿江轴带与内陆的差异总体上趋于缩小,核心与边缘的差异趋势与中心与外围基本相同;4历史基础、经济区位是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产生和扩大的重要直接驱动力,经济全球化水平是重要的外在推手,区域发展策略的调整有助于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湖北省金属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对湖北省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用区位商指标分析湖北省金属矿产资源产业经济基础和结构，从产业集中度、市场占有率及产品结构方面分析资源产业的市场结构。主要结论是：①金属矿产资源产业经济基础规模较大，钢铁工业具有相对优势，需确立金属矿产资源产业的经济基础地位；②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集约化生产，重点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加工业；③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增强产业的竞争力；④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障金属矿产资源的需求与供给；⑤加强环境保护，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⑥开发新的金属矿产资源和非传统矿产资源产业，形成金属矿产资源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规划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受限的多情景测度:数量与价值

在统筹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及用途管制的背景下,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及其价值,对于完善中国空间治理体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尤其是区域差异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湖北省为"生态资源优势区"代表性省份,首先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各生产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中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以及土地资源在两部门的边际收益,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客观现实和成因;然后基于缩小湖北省与"经济发展优势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同情景,测度2009—2018年湖北因处于生态资源优势区而使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与价值。结果显示:(1)土地要素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仍依赖土地要素投入,且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被其他生产要素替代。(2)高额的机会成本是土地资源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重要潜在驱动力。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的土地边际收益是农业部门的17.03~44.14倍,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规划管制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发展权受限。(3)规划管制背景下,对受限的土地发展权进行补偿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10%~100%的不同情景下,2009—2018年湖北省土地发展权受限数量处于0.53×104~5.35×104hm2之间,对应的价值量占同时期"经济发展优势区"总GDP的比重较低,为0.02%~0.19%。基于此,应开展土地发展权受限补偿的制度建设,从土地发展权产权确认和利益分配机制改革两方面量化和落实土地发展权,并以对土地发展权的底线补偿情景为起点逐步提高土地发展权补偿水平,直至实现完全补偿。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类型划分及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在对武汉市城郊534个乡村旅游地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法，对其时空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四个明显的发展时段，旅游极化发展形成的空间冷热点区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现已在武汉市西北、西部和南部形成三大旅游集聚区。（2）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类型日益多元化，从发展初期的休闲观光和乡村文化两种类型逐步增加至休闲观光、乡村文化、农事体验、农业科技、特色村镇等五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发展速度、规模、极化趋势各异。(3）与中心城区距离、相关政策、道路交通条件、水文因素、旅游资源禀赋等均对乡村旅游地的时空分布特征产生影响，各个因素对不同类型旅游地时空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