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分析

开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提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参考大量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发展、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生态环境质量4个方面,选取18项代表性指标,建立了城市循环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并对其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②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由城市群外围向中心逐渐递增;③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上升,循环经济水平呈不规则“W”变化。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乡镇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影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最后,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中国资源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实证研究

由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受到严格限制,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普遍面临严峻困境,发展循环经济,是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对资源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计量实证研究,找出其发展共性和差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通过构建资源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收集涵盖全国34个典型资源型城市、17个资源枯竭城市的39个地级资源型城市和参照城市北京的22个原始指标数据,用功能互补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实证研究:首先用因子分析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用得到的8个因子代替原来的22个指标,进一步进行K-means聚类分析,对资源型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做了较为完整的评价,结果显示:资源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有待深入,东营、克拉玛依等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很好,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晋城在循环经济的某些领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白山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最低.     

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及实证评价

以“3R”原则为指导和出发点,构建了自上而下的树型指标体系(包含目标层-控制层-指标层三层指标体系)。并形成了理论指标体系和操作指标体系,分别面向推广应用的理论研究和规划管理。据此,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南通市循环经济规划进行预评价。分析发现：随着循环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南通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将不断提升,但是其提升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体是：2002—2007年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延续与改造,因而仍处于相对粗放型的经济发展状态。循环经济建设的重点是污染减量排放和资源减量化;2008—2010年是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转轨的阶段,此阶段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污染减排和治理;2011-2020年进入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源集约型和节约型的循环经济初具规模。     

贵阳市循环经济发展度量的研究

循环经济指标体系旨在度量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系统目标和工作进展。该文在“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DPSR）框架下设计度量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含有状态指标、压力指标、驱动力指标、响应指标以及分离指标共5类指标集合。其中，分离指标集合作为循环经济的特征指标来表征经济发展与资源投入和污染产出分离的效果和趋势。考察贵阳循环经济规划案例表明：贵阳如果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可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投入和污染产出的分离。     

国家环保总局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六大措施

为落实中央领导有关批示以及代表、委员的相关建言,国家环保总局近期将采取六大措施推进循环经济,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搭建政策平台。近年来,我国在三个层次上逐渐展开循环经济的实践探索:在企业层面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在工业集中区创建生态工业园区、在城市和省区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总体上看,我国循环经济实践还处于试验阶段。为在全社会推进循环经济的实施,国家环保总局决定采取六大措施搭建政策平台,促进循环经济“起跳”。一是加快制订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着手制订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世界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①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财政投入相对于需求严重不足；②环保投资使用效率低下；③现行税收措施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力度有限；④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存在问题；⑤缺乏环境保护税种；⑥现行自然资源税存在性质定位不合适、征收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单位税额过低等问题。为此，从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方面提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研究

概观当代城市发展的趋势,全球化促进了全球城市发展,区域化正在形成巨型城市区域,地方化使城市集群各具特色。长江三角洲城镇群在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首要的全球区和全球城市形成地区。长江三角洲城镇空间布局应该顺应这些潮流,发展全球城市,建设巨型城市区,组建网络城市,规划走廊城市。     

基于聚类分析的长江三角洲港口群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

从港口自身发展及港口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港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外延和内涵,在遵循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衡量港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体系。一方面该体系中指标信息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较强,数据客观真实;另一方面体系中的各类指标能够描述出评价对象的真实状况,且具有横向比较多个评价对象能力的作用。在该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选取了长江三角洲港口群内的13个港口,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评价分析了各港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在该区域内,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为第一类,凭借各自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优势,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最高;苏州港、连云港港是第二类港口,具有不同的发展优势,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较强;其余9个港口中有的虽然在港口建设上具有明显优势,但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对港口的发展也起到了阻滞作用,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较弱。     

循环经济发展能值评价及实证研究

定量评价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循环经济的一个基础理论课题,本文在辽宁省1996-2005的统计数据基础上,运用能值分析方法,从能值流量、能值经济、投入产出、环境压力和综合指数5个方面评价了辽宁省循环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从总能值用量和能值密度的变化趋势来看,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可更新的能源消耗。能值自给率和能值投资率的变化趋势说明,辽宁省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相对雄厚,经济的安全性较高,但对本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高,资源利用效率低,仍是一种高资源消耗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辽宁省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是不可更新资源的合理利用,目标是降低废弃物排放,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     

全球化背景下长江三角洲巨型工程建设研究

全球化是影响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江三角洲地区既是中国社会经济资源最密集的地区,又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较早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长江三角洲地区必须通过区域整合发展提升其在全球竞争体系中的地位。巨型工程作为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支撑体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城市和区域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介绍巨型工程概念的基础上,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总结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开发、形象塑造等巨型工程的发展以及包括机场、港口、快速轨道和高速公路的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布局,并提出了部分规划设想。最后,集中探讨了巨型工程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城市外来劳动力流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三角地区16地级市的实证考察

本文在分析和评价传统理论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突破单一的收入差距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传统思维,构建出劳动力流动不仅受迁移地收入的实际效用变动因素的影响,而且受迁移成本变动因素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且根据长三角地区16地级市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经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利用回归模型,估计分析了域内外收入差距、直接成本变动、潜在风险成本对外部劳动力流入的影响度.估计结果显示,域内外收入差距与外部劳动力流入正相关,直接成本和潜在风险成本与外部劳动力流入负相关,进一步明确了收入差距和成本变动对劳动力流入的影响程度.鉴于各因素对外部劳动力流入所起的作用,要进一步促进我国长三角地区劳动力的合理流入,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迁入地较高收入的边际效用,二是降低迁入地较高收入的成本率.     

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采用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实证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且进行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分解,发现能源效率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显示:从时间维度看,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是上升的。从TFP指数的进一步分解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指数上升,技术效率没有变化。因此,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驱动,并且表现为阶段性波动,这与国家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从区域看,上海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最高,浙江次之;江苏全要素能源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包括加快能源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加快产业转移和加大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使用;加快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极化与扩散:长三角在区域均衡发展中的作用——来自长三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证据

从长三角一体化视角出发,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经济增长的空间外部性理论模型,空间滞后计量模型(SAR)等方法考察了长三角与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均衡发展的演化趋势,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扩散效应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长以及区域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1)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并未扩大其与长江中游的发展水平差距,事实上,两大城市群“组间差异”的缩小是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组内差异”缩小的影响则相对微弱.(2)长三角城市群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即长三角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缩小了两地的发展水平差距,但如果忽略长江中游内部的空间相关性则会明显高估长三角的扩散效应.(3)长江中游内部的均衡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长三角扩散效应的充分发挥.(4)长三角不同城市的扩散效应受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与地理距离的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模式.     

基于等级-网络分析框架的泛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评价研究

城市中心性既体现在城市的等级位序,亦表现为城市在网络体系中的节点连通性以及节点之间的“流”强度。将区域城市等级体系和关系网络研究相结合,是城市体系理论与实践研究可探索的方向。以泛长江三角洲5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心城市指数表征城市的等级中心性,企业网络联系测度城市的网络中心性,结合城市的等级中心性和网络中心性特征进行中心城市评价。将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心城市划分为了5个等级和7种类型,分别是：1个全球城市:上海;3个国家中心城市:杭州、南京、苏州;温州等6个区域等级中心城市;宁波等8个区域网络枢纽城市;盐城等8个地区等级中心城市;淮北等6个地区网络枢纽城市以及19个地方一般城市。基于对中心城市的类型划分,可进一步研究提出针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分类引导政策。通过提升基础设施连通度、延伸产业链等措施来提升等级中心性较高城市的系统开放性;通过强化要素资源集聚,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等促进关系网络枢纽城市的等级水平。 关键词： 中心城市;等级体系;关系网络;泛长江三角洲     

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化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5、2010、2016年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的耦合协调度及两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度的时空格局差异明显,空间上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接近于"S"型的演变态势;(2)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的耦合协调度与其耦合度的空间格局具有一定关联性,整体上呈较为显著的"中东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时间上其演变态势接近于倒"U"型的成长曲线;(3)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两两系统间耦合协调状况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的耦合协调情况相对较差,是未来亟待加强和优化的重点方向;而"经济发展-环境演变"整体上处于较高的耦合协调状态;"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协调的上升幅度较快。     

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资源时空结构分析

根据68处4A级景区所依托的主要旅游资源，将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资源的时空结构概括为4种类型：周末型——圈层结构、节假日型——多节点结构、四季型——面状结构及其它时闻型——单节点结构；由此提出该地区旅游产品亦构建为具有更加精细市场针对性的4类产品类型：周末型、节假日型、四季型和单节点型；认为通过旅游资源与产品的时空结构分析，可以促进区域旅游资源的集约化开发。改变目前“长三角”地区旅游产品开发租放的现状，推动区域旅游协调发展。     

1978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格局动态变化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自1978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采用1978-2005年长江三角洲16市GDP数据,首先计算分析区域GDP增加的总量与速度,定量描述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进而引入区域重心的概念,定量表示出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以来GDP重心的动态演化过程.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GDP增长速度较高的城市主要沿宁沪杭甬铁路呈Z型分布:发展速度较低的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边缘及两翼地区;上海市与第二位城市的差距有所减小;区域GDP重心整体上表现出缓慢、定向的向西南移动趋势,表明区域差异总体上在不断缩小.     

基于多中心与区域共生的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研究

多中心城市经济族群式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模式,也是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与财富积累与增长中心.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驱动下,以城市为核心的多中心经济板块间的联系与关联性越来越明显.长三角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城市经济多中心化与模块化成为其重要表现载体,如何实现多中心的互动、关联与协调发展成为长三角未来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长三角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多中心共生作为多中心间新的关联形式,有利于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与新模式.利用城市经济能级、城市经济关联、城市流强度与城市外向功能指数等对长三角16个城市进行定.比较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经济运行态势,并在诊断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的多中心协同共生、创新发展与集群式发展、新型城市化道路等对策.     

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测度与分析

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272.34亿美元/年，其中森林生态系统贡献45.34亿美元/年，占总生态服税务价值的16．65％；湿地生态系统贡献58．46亿美元，年，占到总服务价值的21.53%；农田生态系统贡献4.08亿美元库，占总价值15％；河流与湖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29．48亿美元，年，占总价值的47．54％；浅海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34．89亿美元，年，占总价值的12．84％。长江三角洲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主要提供者是水为主导因子的河流与湖泊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浅海海域生态系统，提醒人们水是该地区主要而富有特征的生态要素，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要素，要关注区域水问题。长江三角洲生态服务价值占区域国民生产总值的1／4多．这一比例虽然与世界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相对较低，但不说明生态服务价值是可以被忽略的，相反，说明支持国民经济运转的自然生意服务非常重要，需要保护相关的生态系统。长江三角洲的生态系统服务在干扰调节、水调节、水供应、养分循环、废物处理等方面的价值较大，分别占总价值的比例为119％、3054％、11.99％、22.97％和7.22%。这与水在区域中的重要性是一致的。另外，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在气候调节、防止侵蚀、食品生产、原材料、文化娱乐等项服务上也有一定价值。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重要创新节点,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提高,将促进本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3）空间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显著,忽视空间要素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影响,将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4）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和创新平台不仅能提高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而且对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作用不显著,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