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子雪山社区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及影响因素

以轿子雪山社区为研究对象,归纳了社区垃圾种类、垃圾处理方式及设施,并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垃圾分类设施需要完善,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有待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教育亟待加强,同时,垃圾分类的处置便携正向且显著影响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意愿。     

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系统研究

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较高,但实际有分类行为的较少.导致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包括:个人对垃圾分类认知水平和效能感较低,责任主体意识错位;家中垃圾分类氛围缺乏;校园中垃圾分类设施和人员配备不完善,缺少相关的有效宣传和能落地的具体办法;社会环保意识缺乏,垃圾混合处理观念积淀甚深,垃圾分类正式制度不完善和非正式约束...     

基于结构方程的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研究

以我国某城市高校大学生为问卷调查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探讨了大学生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主观规范、政策宣传、情景因素是对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最大的3个潜变量,社会责任、公众宣传、政策规范是影响大学生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最显著的因素。为推动高校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与发展,对社会和高校提出了加强培育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推进法规政策建设与宣传,完善垃圾分类配套设施等建议。     

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研究——以南京市Y社区为例

随着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垃圾分类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垃圾分类对改善环境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以南京市Y社区垃圾分类为例，发现居民分类意识弱、政府服务不充分、自治组织缺位、物业公司推脱义务等主体原因造成社区垃圾分类效果差。提出在协同共治视角下通过主体定位协同、意愿协同、机制协同、工具协同来促进社区多元主体进行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提高社区垃圾分类效果。     

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垃圾分类监管困境

垃圾分类在我国的实施出现民众参与度低和效果不明显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当下的垃圾分类立法、实施与理论更注重宣传、激励和惩罚等传统措施,而忽视了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注。通过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可知,政府和居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恰恰是垃圾分类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对此,未来的监管应注重对症下药,借鉴域外采取的撤除公共垃圾桶、定时定点投放、群众共治和透明垃圾袋等政策,建立有效的垃圾分类信息管理制度。     

农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愿与行为差异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根据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农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差别,利用浙江省5地(市)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借鉴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构建理论框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民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民是否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和要求"与垃圾收集设施类别数量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的影响一致;"是否有安排保洁员"、"垃圾处理是否收费"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对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农民的年龄、家庭常住人口数对分类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月均收入与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民的实际分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上海市社区内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效果的关键措施指标研究

本研究依托复旦大学意愿—习惯垃圾分类行为理论对上海市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55个社区进行大范围调研,识别出包括设施、志愿者、保洁员、启动、定时定点、租户、管理和绿色账号在内的8个社区内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效果的关键措施指标,并且通过指标与社区实际分类效果的相关性结果证明了该指标体系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还表明,上海市社区内影响垃圾分类效果的最主要的措施指标是硬件设施、保洁人员、“定时定点”制度和志愿者。研究结果一方面可以供上海市基层政府人员使用指标体系来进行监督,另一方面也为社区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来提高和巩固社区垃圾分类效果提供了具体的科学支撑。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地方立法的完善

如今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趋好,但垃圾产生量却逐年增加,而且大部分农村都没有专门的关于垃圾分类的法律,进而不能有效规制村民行为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因此有必要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地方立法.在实地调研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农村地区的垃圾具体分类规定不符合村民实际生产生活方式、分类设施不健全以及在垃圾分类后端处理技术上有所欠缺...     

高校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视角

大学生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其垃圾分类等亲环境行为对提升整个社会的环境治理成效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知—信—行”模式,构建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机理模型,对南京市在校大学生的垃圾分类意愿进行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的关键因素,通过差异性检验探讨不同类型高校在关键因素上的差异,并通过多群组分析探讨性别、设施与服务体系在意愿影响上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认知会通过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形成一个传导机制间接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②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而主观规范无显著影响;③调研高校学生的垃圾分类意愿水平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高职院校＞一般院校＞重点高校;④性别差异显著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女生更容易受到主观规范的影响,而男生更容易受到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⑤设施与服务体系先进或落后,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无显著差异。据此,本文提出提升大学生群体垃圾分类意愿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培育大学生群体的亲环境行为及推进高校生活垃圾的分类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研究综述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我国生态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的不断推进,如何有效处理居民生活垃圾是我国社会各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中国知网数据库20多年有关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自1996以来我国学界关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研究不断增加;近15年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我国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现状、垃圾处理技术与方法、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其他国家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先进经验介绍等几方面。在综合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反思现有研究有待加强改进之处,以期为我国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研究提供参考。     

广元多措并举助推垃圾分类

正通过印制垃圾分类指导手册、倡议书、在市区电视台制作垃圾分类宣传片、公益广告、开展千人誓师签名大会等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向广大市民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和益处。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是城乡管理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作为垃圾分类的主体,公众的参与程度直接决定了垃圾分类的最终实施效     

罗坪乡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可行路径分析

本研究通过随机问卷调查法,全面调研了湘西北地区石门县罗坪乡的垃圾产生特性和分类处理现状,结果表明,该乡村民生活垃圾具有人均产生量低、厨余垃圾占比偏高和可回收垃圾占比低等特性.考虑该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村级宣传引导、屋场培训、激励约束的村民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建立农户和村庄垃圾收运体系,屋场监管和村级主导的...     

渤海油田海洋平台生活垃圾处理方法探究

随着生活垃圾相关法律规范逐步完善，其处置与管理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但由于海洋平台生活垃圾相对特殊，一直缺乏专门研究。以目前城镇生活垃圾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现场调研与资料收集，总结了海洋平台生活垃圾的特点：与城镇生活垃圾相比较，垃圾分类方法不同，可回收垃圾与餐厨垃圾占比较高，垃圾收集与转运过程周期长、监管部门多、处置单位分散等。针对目前海洋平台生活垃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标法律规范，阐述实施源头分类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依托信息化技术，完善硬件设施，加强过程管控；结合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摒弃“规模小、分布散”的处置模式，筛选出适合海洋平台生活垃圾的处置与管理方法，从而为渤海海域开展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提供依据。     

北京:垃圾分类在行动

<正>张阿姨说:"我以前就在市政部门工作,退休后也热衷公益事业,现在赶上垃圾分类再次被提上日程,太好了!有了在职党员的带动,居民的动力肯定更足了!"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行动计划(2017—2020年)》:今年年底前,全市垃圾分类示范片区覆盖率将达到60%,2020年底达到90%。从提供服务、方便居民入手,通过政府引导、宣传动员、专职分解员、智能化管理等多种手段,培养市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和习惯,北京正稳步推进垃圾分类。目前,北京市实行的垃圾分类标准为厨余垃圾、其它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四类。试点居民把垃圾分好,然后送到投放点。     

生活垃圾分类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选择

试点多年的生活垃圾分类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以上海市为例,除示范小区外,公共场所与郊区的垃圾分类仍形同虚设。纵观目前所推进的生活垃圾分类,政府均是主导者,这极易产生"运动式"治理倾向。在这一倾向的影响下,不仅无法形成长效、全生命周期的垃圾处理机制,还因政府过强的"父爱主义",导致市场主体无法有效参与。因此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建立全生命周期机制、引入市场主体参与,是有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必然选择。     

久久为功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

<正>“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习近平总书记5月21日给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回信,为我们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笔者在市城区多个居民小区和垃圾中转站调查发现,现实中,虽然不少小区中心区域摆放有“可回收”“不可回收”“有毒有害”三种颜色的垃圾桶,但不少市民“不会分”,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现状及处理模式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处理是建设整洁美丽新农村的迫切要求。我国典型农村地区生活垃圾产生量目前大多数在0.4kg/(人·d)左右,约是城市的1/3。垃圾中可堆肥的易腐垃圾约占60%,可回收的废品类约占20%。经过垃圾分拣分流后,最终需要处置的垃圾量不足垃圾收集总量的20%。"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市)集中处置"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对许多农村地区仍有较大局限性,在农村生活垃圾分拣分流的基础上发展与有机农业或高效农业相结合的农村生活垃圾就地处理或资源化技术(如堆肥、沼气发酵、蚯蚓或昆虫幼虫处理)有较大推广应用价值。针对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特征与处理现状,提出了适应于农村地区的垃圾处理模式和管理政策。     

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新模式探究

针对当前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推行过程中面临的宣传引导统筹推进不到位、居民主体性地位彰显不足、居委会全面监管乏力、物业管理执行力度不够等困境,基于珠海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证研究,探讨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实践模式中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运作机制,即以基层党组织为"主心骨",以居委会为"指挥员",以物业公司为"大管家"...     

发达国家垃圾分类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垃圾分类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践行了几十年,大多探索出了适合本国情或者地区特点的垃圾分类管理模式。虽存在差异,但其共同之处是以源头减少垃圾产生,重复使用和分类再利用为基本原则。同时,这些国家都有非常细致的垃圾分类目标和指导性政策,并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对垃圾产生者根据分类情况征收垃圾处理费,从而促成垃圾产生者在源头对垃圾进行减量和分类。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垃圾分类不是主动发生的,都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制定适合本国实际的垃圾分类管理政策,通过教育、法律和经济手段等实现公众参与垃圾分类。     

选择实验法评估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价值实证研究

运用选择实验法,研究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居民支付意愿,并由此推断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带来的环境价值,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提供数据依据。研究获取了569份居民的调查问卷数据资料,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到如果实施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彻底解决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水质将完全达到或优于Ⅱ类水标准。湘江流域居民总支付意愿为1029.68亿元,影响居民的支付意愿的要素从高到低排序为铅、镉、汞、砷、宣传与教育强度。对湘江重金属污染的认知程度、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月收入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最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