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的库兹涅茨曲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运用197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当使用其他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的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这种强烈的非线性关系仍然存在.更进一步,对自然资源作用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期中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诅咒”;恶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阻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的完善等,从而对政治制度产生“诅咒”.     

政府主导、市场分割与资源诅咒——中国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资源诅咒现象形成的主要机制是,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机制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行为支配着资源流动结构,而这一条件在我国仍需要检验,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显著特征,因此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性质需要在考虑政府作用条件下进行解释。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具有严格的区域性,因此资源诅咒性质的区域内外是否一致是政府主导经济是否显著的重要表现,基于此本文区分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利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之间的统计关系来判定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性质,并从经济制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0年省际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率分解并作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同时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采用采矿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度量各省的资源丰裕度。控制经济区位后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各省份自然资源对各种经济效率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各省份相邻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具体省份经济效率并无影响,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但对于各省份技术使用效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各省份自身制度效率受资源丰裕度、相邻地区资源丰裕度、经济区位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分析表明: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效率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自然资源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形成"资源福祉"现象,并且由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区域性和政府之间经济角色的竞争关系性质,这种"资源福祉"被严格限定在行政区域内。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针对"资源诅咒"研究中自然资源度量指标选取存在的科学性问题,利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解释变量。首先,在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测度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计算公式,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层面的数据,量化1999—2013年间资源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分析其排名情况和分布格局。研究显示:我国有15个省(区、市)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这些地区大多位于长江以北,且均为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其次,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选取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省(区、市)作为样本空间,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符合"资源诅咒"的基本假设。2在模型分步估计中,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和制造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关系;物质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当地经济主体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较小,导致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增益效应小于其对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效应,进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政府干涉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应明确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导向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强化行业人员素质与技术水平匹配,逐步提高自然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加快地区经济转型,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提升。     

基于集聚优势视角的资源诅咒现象分析

资源诅咒是指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非但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限制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国际经济学界一直在寻找其中的传导机制,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有的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有的认为是因为荷兰病所致,有的则认为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还有人认为是丰裕的自然资源引发了寻租和腐败.笔者则是另辟蹊径,运用集聚优势理论,从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生产优势、金融优势和战略优势的影响入手,全面地解释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资源自身的作用在不断下降,而丰裕的自然资源又使人力资源优势和技术资源优势丧失,从而降低了生产优势;丰裕的自然资源又通过汇率的变化使金融优势变弱;丰裕的自然资源还影响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战略、政治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从而使战略优势降低.丰裕的自然资源对三大优势的影响,降低了该国或地区集聚优势的能力,抑制了经济增长,从而产生资源诅咒现象.笔者还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避免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     

中国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来说究竟是“财富”还是“诅咒”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我国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但资源禀赋通过何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尚缺乏理论和实证检验.本文以“条件收敛”假说为基础,构建了资源禀赋对人均收入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区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此基础上,以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石地域分布与储量前十名的18个省(区)19年的自然资源储量以及经济社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大小的同时,对我国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自然资源禀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存在正面的直接效应,也存在负面的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自然资源禀赋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受教育水平、开放度、R&D等社会经济变量,降低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民族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效率研究——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资源诅咒"现象是伴随着能源资源开发带来的新问题。本文基于2000-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探讨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讨论"资源诅咒"效应的差异性,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构建经济增长效率模型,探讨"资源诅咒"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从单个变量看,能源产业依赖度抑制了云南、广西、贵州、青海、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却加剧了内蒙古和宁夏的"资源诅咒"效应,而能源产业丰裕度和能源开发强度能够缓解青海、宁夏、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加剧了内蒙古、云南、广西、贵州的"资源诅咒"效应;从省际层面看,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明显,其他省区表现相对较弱。由面板模型的结果可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变量是技术创新投入、能源开发强度、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的变量是能源产业依赖度和能源产业丰裕度。从各省区煤炭、天然气、石油产量变化情况看,"资源诅咒"现象的来源主要是煤炭,除了煤炭之外,青海对石油、宁夏对天然气、新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也很大。从2000-2012年间经济增长效率值的动态变化来看,内蒙古、云南、广西、青海、宁夏"资源诅咒"现象明显,时间拐点分别出现在2004年、2006年、2003年、2001年、2003年;新疆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离散情况虽然比较严重,但总体来看呈现下降趋势;贵州的"资源诅咒"现象前期表现明显,但在2006年以后"资源诅咒"效应得以消除。民族地区要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应当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度,由资源依赖型产业向非资源型经济转移,扩大就业及经济增长空间;从技术创新投入入手,加强科技和教育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能源开发效率。     

中国区域经济与资源丰度相关性研究

以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选取水、耕地、森林、能源、矿产等五种资源．验证了1978—2004年中国不同种类资源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问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①资源诅咒原理在中国内部区域之间仍然成立，除水资源外．耕地、能源、矿产和森林等四种资源的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呈现负相关关系．其程度由裔到低依次是：耕地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森林资源；②遭遇“资源诅咒”的省处于“资源丰度一经济发展”坐标系第Ⅳ象限。并绝大多数都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③各省人均GDP与综合资源丰度的对数成反比．我国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相反的变化趋势；④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往往是通过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荷兰病”效应、制度效应、“挤出”效应以及区位和交通因素等方面。     

广义“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与实证检验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富集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拥有较缓慢的发展速度,似乎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国或地区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即前人所说的"资源诅咒".回顾文献发现,前人对"资源诅咒"本质、发生机制等的研究均集中反映的是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广义"资源诅咒"的概念,从诅咒发生的主体、客体、传导机制等几方面定义了广义"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并选取山西省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传导机制与诅咒现象的耦合关系分析,最终得出结论:长期来看,对自然资源过分依赖的国家或地区很有可能陷入经济发展滞后,社会问题突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以及资源快速耗竭的困境,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不可持续的国家或地区,不只是经济上的不可持续,此即本文所主张的广义"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     

中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油气资源城市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速、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展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有助于为其经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本文以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切入点,重新定义"资源诅咒"假说,根据相关文献的回顾评述和历史数据的统计观察,提出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两个假说,选取1997-2012年10座典型油气资源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依赖度的参数估计值先正后负,说明我国油气资源城市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资源产业依赖对其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关联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2在模型分布估计中,物质资本的投入会影响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参数估计的显著性,而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会使资源产业依赖的抑制作用变得不显著,说明资源产业依赖度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是间接的、可弱化的,其中物质资本投资是"资源诅咒"效应产生的主要诱因,而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规避"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根据研究结果,优化配置油气资源城市物质资本投入、完善城市动态混合所有制结构、合理设定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是破解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有效方式。     

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的市场机制建设与经济转型

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相当迫切的重大问题。其中,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化阶段背景下的一个重点问题。在国家给予东北资源型城市诸多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援的同时,经济改革推进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市场的"无形之手"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也在发挥。本文强调市场机制在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基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在于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基本事实,我们提出用地方政府支出增量作为市场机制(市场化程度)的逆变量,并引入资源丰裕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对我国东北三省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经过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1%的提升,能促进经济转型提高0.228%;且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与资源丰裕度大小无关,即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不受资源丰裕度的影响。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样本,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边际效应均为正。检验的结果在应用均差组内估计和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年均人口总数的比例作为市场机制指标,以及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都保持稳健。实证分析的结论为我们在东北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继续坚持以改革为主的政策提供了证据,我国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要摆脱"资源诅咒"和资源耗竭带来的经济发展问题,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继续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资源效率是可行的发展之路。     

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的动态转换机制及空间异质性分析——基于平滑面板转换模型和趋势面的检验

"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是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两种不同状态,分别表示资源相对不足和资源相对丰裕下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是可以转换且这种转换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针对资源丰裕度不同和发展阶段不同的异质性区域而言,研究其资源所起的约束作用,就显得很有政策含义。本文利用生产函数曲线重构资源约束的两种状态,并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起二者转换的判别条件及转换机制模型。通过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平滑面板转换(PSTR)模型考察了"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之间的转换机制,并且在此基础上运用趋势面分析方法分析其转换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理论模型推导发现,在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条件下,当资源增长弹性不等于2/3时,"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可以相互转换;②随着资源投入量的增加,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作用表现由"资源尾效"向"资源诅咒"转换,其水土资源投入量的转换点分别为203. 00亿m3和134. 00千hm2;③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的空间分布总体趋势刚好相反,水资源约束空间分布在2009年发生突变,而土地资源约束作用空间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却并不明显。本文的启示在于,水土资源约束对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要保证长江经济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关注水土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要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使得资源约束的两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更加平缓,尽量减少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另外要重点关注资源约束区域差异,针对不同地区制定有效的措施。     

资源诅咒及其微观机理的计量检验——基于CFPS数据的证据

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是"福"还是"祸"?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国别或省级层面进行研究,强调资源对地区收入的影响,宏观数据的研究因存在较大的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问题而无法获得无偏性估计结果,故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首次利用CFPS(2010)微观数据对自然资源和居民人均收入关系及其背后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再检验。文章具体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倾向性匹配得分法(PSM)进行因果识别,估计结果显示:(1)资源诅咒现象在中国村(居)层面存在,拥有自然资源的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比于没有资源的地区低19%~23%,利用自助抽样和倾向性匹配得分法(PSM)在内的微观方法进行检验显示,上述估计结果高度稳健;(2)资源是通过挤出当地的教育投资、技术创新和降低制度质量来减少当地居民人均收入的,其中资源对教育的挤出效应不仅体现在拥有资源的地区政府教育投入更低,更体现在家庭层面上,拥有资源地区的民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更低;(3)资源开采的同时降低了当地的政府质量,具体表现为有资源的地区政府的公共产品投入相对于没有自然资源的地区减少16%,有资源地区居民更容易遭受政府不公正政策的影响;(4)由于城乡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资源对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挤出效应是农村的2.5倍,这一结果说明资源的诅咒效应更多体现在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后。本文的研究为资源诅咒理论提供了微观数据的新证据,同时为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     

自然资源禀赋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多尺度考察

通过对单体区域在时间序列上的分析和对多个区域面板数据集综合水平的横向比较，本文在多个尺度上验证了自然资源禀赋在区域城市化过程的“资源诅咒”假说，并且通过在省际层面上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行理论检验，也得出“资源诅咒”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的结论。文章还分析了城市化过程中自然资源产生限制作用的作用机理。认为这种效应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项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城市化动力机制和“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在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资源依赖:增长诅咒还是贫困陷阱?

"资源诅咒"假说为资源与经济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关于其存在性的争论从未停歇,国内也少有"资源诅咒"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探讨,而实证中资源依赖指标的内生性和研究时段随意性问题也受到了质疑。本研究利用2003—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借助准实验模型避免内生性,依据资源市场价格将研究时段分为繁荣期、波动期和萧条期,从增长与福利两个层面同时检验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问题,实证发现:①资源依赖没有显著带来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差异,传统增长式诅咒并不存在,短期内资源型经济存在较大波动性;②资源依赖显著恶化了贫困、收入不平等等福利水平,存在资源福利陷阱,时间趋势上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的福利水平差异正在逐步缩小。通过理论分析发现,资源依赖可能通过以下四个途径恶化贫困:资源工业自身对劳动力吸纳不足、资源工业繁荣带来产业飞地经济阻碍了多元化发展、遗留计划体制下的城镇偏向政策与市场发育不足以及资源工业的生态破坏性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利用全互交模型实证发现,资源依赖的确对增长减贫弹性产生了负面影响,抑制了增长对农村贫困群体的涓滴效应。这意味着,在注重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更需要关注资源红利式增长在城乡收入分配公平以及农村减贫效应等方面的弱质性表现,通过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租金,加大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基础公共品投资,以及增加涉农领域的财政转移,来弥补资源依赖对增长"包容性"的不利影响。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虽然在学界"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本文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两种假说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无论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均可通过交易效率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不同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的地区可以积极探索制度改革,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大幅改善交易效率,诱导不同类型的社会实验和组织创新,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这些结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界存在的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政策层面上,由于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仅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要素,交易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所以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如何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分工深化和提高交易效率。     

“资源诅咒”视角下环境规制、能源禀赋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资源诅咒"一直是资源型区域经济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随着绿色经济时代的到来,关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成为热点话题,研究"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的存在性对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验证在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的关系,考察"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是否存在。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视角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一现象。按能源禀赋贫富分区域看,能源富集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且环境规制能够有效缓解这一现象;在能源贫乏区则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按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看,中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资源诅咒"现象明显,且有效的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进一步通过分阶段探讨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中期阶段。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环境领域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明显改善并消除这一现象,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的原因。     

资源诅咒:测度修正与政策改进

以绿色GDP为切入点,通过构建绿色GDP模型,对原有的"资源诅咒"指数模型进行修正,并以2004-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资源诅咒"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修正后的指数数值有明显升高的趋势,说明原有不考虑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的"资源诅咒"系数算法表面上弱化了这些地区的受诅咒程度;2不存在"资源诅咒"的省区和部分"资源诅咒"边缘区修正后指数数值有变小的趋势,表明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增加的速度方面,这部分省区要低于全国范围内的速度;3部分省(市、自治区)"资源诅咒"指数排名出现变化,说明模型的修正对各省的"资源诅咒"程度具有一定影响。"资源诅咒"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产业政策不合理导致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偏远且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资源开发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宏观投资鼓励政策不足造成区域经济闭塞、资源保护可持续政策落后、研发激励机制不完善等。政策导向是导致资源诅咒的主要原因,破解资源诅咒的根本途径在于政策改进与机制构建。政策改进层面,首先,完善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其次,在进行资源开发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调整资源保护可持续政策;再次,政府需要推进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建设,对于地方注重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最后,国家投资政策上应加强对偏远地区投资,提高当地对外贸易能力,扩大开放程度。体制制度完善层面,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其次,需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环境规制打破了“资源诅咒”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环境规制限制了资源开发活动,迫使资源开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探寻技术创新之路,从而切断"资源诅咒"的传导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各国逐步实施环境规制的背景下,评价各国环境绩效水平并考察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理论假说,使用1991—2016年15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个方面构建了环境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考察了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得出:①"资源诅咒"假说在跨国层面和发展中国家成立,且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是形成"资源诅咒"的重要传导机制。②对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破除资源路径依赖的方式打破"资源诅咒",且环境规制在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逐步转变为正向效应。③环境规制能够弥补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贸易提升效应"打破跨国层面的"资源诅咒",但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尚未显现。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鼓励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提高环境贸易壁垒等方式有助于打破"资源诅咒"现象,促使"资源诅咒"向"资源福祉"转化。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