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对于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受到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明确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因素及其影响机理是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核心.本文分别从外部环境压力和企业自身因素两个方面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内部或外部单一因素的影响效应分析.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深入研究环境综合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但由于企业自身及外部环境中涉及大量自主主体的意识或决策活动,很难单纯用定性或定量方法来刻画企业内外部环境的综合作用.本文依据目前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问题的需要,提出将计算实验和综合集成方法引入到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并认为研究思路应该从单一因素向综合因素转变、从环境规制下的被动反馈行为向在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主动决策行为转变、从实证研究、数理分析等单一方法向实证研究、数理分析与计算实验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转变.     

论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发展的新视角

企业环境保护机制要真正内生于企业,需要依靠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的创建.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的创建需要内外因素的强力驱动,外部驱动因素除了政府管制外,还有诸如外部市场风险管理,各类投资者、消费者和积极环境主义者,保有和吸引优秀雇员等外在驱动因素;而内部驱动因素则主要包括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内涵的企业文化、互动有序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的企业创新机制等.目前,发达国家一些高绩效企业已实施了一系列自组织环境管理的实践,取得了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要积极培育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的创建及发展,有必要实施一系列策略,以充分发挥内外驱动因素的强大驱动作用.该策略具体包括有:一是要积极创新管制制度及工具,特别是要重视信息工具的利用;二是要积极塑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构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三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管理制度(EMSs),广泛应用国际环境管理标准体系(ISO14000);四是要加大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与开发力度,增强企业技术进步与创新对自组织环境管理创建的驱动作用.     

政治嵌入、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

当前需要充分调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更需要清楚识别不同类型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文章以6 144家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包括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其次,基于外部视角,实证检验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再次,从内部视角实证检验企业政治嵌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进一步检验政治嵌入与外部融资联合对环境规制与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企业政治嵌入和外部融资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作用,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2)企业政治嵌入能够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其对绿色产品创新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3)企业政治嵌入与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联合调节作用,即高政治嵌入、低融资约束条件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最为有效。这意味着,经济的绿色复苏离不开有效的环境规制,要尽可能降低外部融资约束来满足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在提高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需要提高企业的政治...     

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特征、动因和作用

本文根据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综述性地介绍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特征、动因和作用。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在披露渠道、披露方式和披露的国家及行业分布等方面形成了特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包括企业特征、环境表现等内部因素和环境监管规定、环境事故以及新闻报道等外部合法性压力因素;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仅具有经济后果,而且还有合法性管理的作用。本文最后分析了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我国企业、监管者和社会公众的启示。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     

外部环境、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在要求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促使企业加强绿色管理,提高环境绩效正日益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外部环境视角,揭示影响企业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三个因素;通过对东莞家具产业127份企业样本的采集分析,提出并验证外部环境对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和技术相容性通过主动的行政管理这一部分中介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客户因素则通过完全中介变量主动的行政管理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环保法规的完善、绿色技术的兼容以及客户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对企业进行绿色管理将会产生重要影响。今后构建并且不断完善具有约束力的外部环境是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途径。     

基于竞争视角下央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策略研究

鉴于"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目标不一致这一现象,本文考虑了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选择策略的影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相邻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博弈双方的演化规律及行为特征;进一步结合理论分析,选取数值对奖励力度、惩罚力度、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效应系数及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博弈主体实现稳定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进行仿真,并对博弈双方实现演化稳定策略的动态轨迹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因素如何促进博弈主体实现博弈均衡。研究表明:(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意愿对各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意愿对奖励力度、相邻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更为敏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惩罚力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2)奖励力度、惩罚力度和相邻地方政府不同投资行为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实现环境规制理想局面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当相邻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正负外部效应低于阈值或奖励力度、惩罚力度超过阈值时,有利于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执行,不监管)的理想局面。相对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有效控制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更易于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策略。中央政府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充分运用相邻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对环境规制博弈双方的影响差异,制定有效措施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     

中国企业低碳环境与低碳管理再造

2012年底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各国将制定更具有操作性的碳减排目标,世界低碳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低碳发展的路径逐步从宏观治理向宏观与微观结合过渡。目前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主要处在政府推动为主、大企业探索性行动的阶段,今后企业将逐渐在低碳发展中发挥主力作用。企业面临的低碳环境主要包括宏观低碳发展环境、行业低碳竞争环境、微观低碳管理环境三个层面。企业管理需要根据低碳发展的要求重新更新再造。从企业内部来看,企业基本活动的低碳管理再造包括内部后勤、生产运营、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售后服务等的低碳管理再造。而辅助方面的低碳管理再造主要包括采购低碳管理、技术开发低碳管理、人力资源低碳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低碳管理等。从企业外部资源管理角度来说,企业的低碳管理主要包括供应商的低碳协同管理和其他合作伙伴的低碳协同管理。本文根据我国企业的低碳环境和低碳再造的内容,提出了企业低碳管理再造的相关策略。     

绿色技术的扩散:中国三大电子产业集群比较研究

基于对北京、上海-苏州和深圳-东莞三地的电子制造企业的调查,本文对比考察了无铅焊接技术在中国三大电子产业集群生产者中的扩散.无铅焊接技术的采纳是应欧盟两项电子废物指令要求而开展的,对全球电子产业供应链产生一定程度的技术震荡.我们发现中国三大电子产业集群在技术转换的过程中,扩散速率明显不同,深圳-东莞的扩散速率最大,上海-苏州次之,北京最小.该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企业绿色技术采纳决策的因素,重点考察了影响跨国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目标市场、地理集群、投资来源地和企业自身的一些特性.结果显示,在外部因素中,目标市场和地理集群是显著的解释变量,而投资来源地因素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与研究假设不符.在企业自身特性中,企业在生产链中的位置及其环境管理能力具有显著影响,而我们特别关注的一系列技术创新性指标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该研究反映出在此项技术扩散中,目标市场的环境管制标准的确发挥出了较强的跨国影响,地方产业集群的特点能进一步强化这种影响,但中国企业普遍局限于被动应对,产品的环境属性尚未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     

区域品牌发展对资源禀赋的敏感性研究

区域品牌已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资源配置体系的内生视角,在对区域品牌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探讨和构建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区域资源禀赋对区域品牌发展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边界,以及制度因素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期通过探索资源禀赋、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揭示以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的区域品牌发展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在主效应方面,区域品牌内的品牌声誉、金融支持、技术投入三个资源因素对区域品牌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作用边界方面,公共营销在品牌声誉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品牌声誉对区域品牌发展的贡献随着公共营销能力的提升而增加;市场维护变量在金融支持与区域品牌发展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区域市场维护力度越强,金融支持对区域品牌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并且,两项制度因素均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技术投入和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即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对技术投入的敏感性具有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的实践启示在于,区域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为区域资源的禀赋状态,区域内的企业、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主体应从树立品牌声誉、加强金融支持、提升创新技术投入三个方面来提升区域品牌的成长动力。在推动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应锁定在建构主打产品的公共营销体系和维护产品市场交易秩序两个方面,继而为区域品牌成长提供政策环境和必要条件。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资本跨区流动？

绿色低碳已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的鲜明底色，厘清绿色发展理念下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并适时引导纠偏，对于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聚焦企业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从异地投资的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首先，文中基于理论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的作用机制；其次，以200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1)伴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的异地投资规模显著提升。(2)作用机理检验显示，生产成本、技术创新水平、资产质量和市场竞争效率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机制。具体而言，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是环境规制推动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原因，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以及企业资产质量和市场机制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环境规制对异地投资的影响。(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在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污染行业、低活力市场和中西部地区中更为明显。该研究从资本跨区域流动的视角揭示了环境规制下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为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内化了企业环境污染的外部...     

煤炭企业跨区域扩张模式研究

跨区域扩张是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方式.地域差异性使得扩张过程中面临很大的风险,因此企业应慎重选择扩张模式.本文根据来源将风险因素归结为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指出外部风险属于不可控制因素,企业只能采取有效措施去应对.在此基础上,结合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兼并浪潮和社会资本、战略联盟的相关研究成果,将煤炭企业跨区域扩张模式划分为独资新建、股权型扩张和契约型扩张三种类型.结合风险因素,分析了各种模式的优缺点,认为股权型扩张有利于谋求社会资本、契约型扩张较为灵活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从而有助于规避扩张过程中的外部风险,是较为合适的扩张模式.着重归纳了契约型扩张和股权型扩张的实现方式,其中契约型扩张可以通过合同开采、承包租赁、托管等方式实现,股权型扩张可以通过合资和并购等方式实现.以兖矿集团为例介绍了其通过兼并重组、股份合作等股权型扩张实现跨区域发展的历程.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

以往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均以年报为样本,本文首次以我国112家重污染上市公司2008年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采用指数法依据2006年全球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报告指南》(第三版)——G3对其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进行了量化评价,并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不高,上市公司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外部监管和压力较大的上交所上市公司披露水平显著好于深交所;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实际控股人性质与所在地区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影响不显著。因此,为了提高环境绩效披露水平,应尽量发挥外部监管机构的推动作用,沪深交易所均应加大引导和推进环境绩效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力度,颁布更为科学、规范、可行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引和操作手册等,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质量。     

集群内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

企业作出绿色行为决策进而实施生态化的绿色行为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走出中国式低碳之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资源型产业集群中30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辨识,并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关键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在置信水平λ=0.99下,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关键度分别为0.999 8、0.998 2、0.997 7、0.996 3和0.994 8;2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预期收益驱动与环境规制约束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两类根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约束相同,追求预期收益具有一致性,预期收益与环境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非常接近;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环境对国有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高于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中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更高。本文最后对研究的理论涵义进行了总结,并主要针对五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

在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协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管制以及相关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市场制度环境、环境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政府环境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本文从企业技术效率的角度,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地市级企业技术效率,基于联立方程组检验了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环境公共支出中用于科研等技术开发性资助支出较少,没有对企业的技术效率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而现阶段中国环境规制水平普遍偏弱,制度质量和环境公共支出规模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创新激励,预期中的"波特假说"效应并不显著。因此,中国政府应在规模上进一步加大环境公共支出力度,大力提升环境规制水平以越过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U型拐点,在结构上提高在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健康教育上的支出比重,充分发挥环境公共支出建设良好外部技术创新环境的积极作用。     

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意愿实证

农村中小企业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然而资金短缺已成为其发展的瓶颈。为加快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发展,不断提高融资意愿,本文在对山西省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现状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农村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特征,并运用Logit决策模型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村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小、预期收益率较低和企业资信度差等因素是造成企业融资意愿低的主要内部因素,同时,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市场因素、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环境也对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意愿有重要的影响。其中企业法人代表受教育程度、企业规模、企业资信状况、信贷担保及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等对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为此,提出的对策建议是要加强农村中小企业自身的建设,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提高企业经济实力;构建完善的农村融资环境;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各金融机构的供给意愿。     

武汉市外部空间形态分形特征演变规律研究

城市外部空间形态是城市空间要素自组织演变的外在表现,合理的外部空间形态有利于城市组成要素及其资源环境的稳定发展。空间形态的分维数在不同时间尺度上有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分维数的变化与人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武汉市建国以来不同时段的城市外部形态为例,在GIS环境下研究外部形态信息图谱,提取各时期的分维数和人口、面积的统计数据,经拟合发现城市规模与外部形态分维数有密切的函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形态描述函数”,提出在城市发展时期,分维数可作为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的指示器,来预测城市空间扩展和演变的程度,以及利用分维数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关系可以深入分析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机理。     

区域分异视角下乡村企业入城意愿分析——基于浙、豫、川三省193家企业的实证研究

乡村企业入城是实现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利用浙江、河南、四川三省193家乡村企业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相关验证,实证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三个省份的乡村企业入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调研数据的描述统计发现:有58.55%的乡村企业主有入城意愿,仅有21.24%的乡村企业主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搬迁,集群环境、土地价格、运输成本等是企业愿意搬迁的主要原因,土地价格政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产品产销信息、集群环境是影响企业搬迁方向的重要因素,当地的土地、税收和融资等政府政策对于企业是否入城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企业总资产、土地价格、运输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对入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税收政策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显性成本(土地价格、运输成本),以及企业的交易成本、寻租成本等隐性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和税收政策),进而影响企业的迁移意愿,且浙江、河南与四川三地计量结果差异显著。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除改进环境源效外．环境规恻对本国企业竟争力的影响也是政策恻定的关键影响因素。传统假设认为环境规铆会负面影响企业竞争力。波特假设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补偿与先动优势可提高企业竟争力。本文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对上逮假设进行了剖析。然后讨论了该领域研究的新动向．即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对环境规恻与企业竟争力关采的影响。提出环境规制能否影响企业的竟争力还依赖于企业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环境管理动机等多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