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协议不能签——兼论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治

哥本哈根协议有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让步增多,发达国家责任减少,却并不能因之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中国即使签署,西方也会得寸进尺,将中国当作替罪羊,因此,不能签。下一步,中国不能贪图G2虚荣,应该一方面继续尽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对公平的碳排放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必须利用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强大的国际力量,合纵连横,要求西方尤其是美国深度减排,从而推动气候政治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进化。     

试评中国应对IPCC气候变化谈判的研究——基于《绿叶》杂志的分析

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全球环境经济、环境政治和环境外交事件。一直以来很想对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做一评论。只是难于花过多时间收集有关文献。去年初,在对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COP15)作分析性评论时,发现了《绿叶》。自2008年第4期至2009年第10期,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了《绿叶》的最重要主题;其后仍继     

国际气候法体系下能力建设制度的发展变革及中国因应

能力建设制度的早期历史沿革能力建设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最早确立了划分两类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明确发达国家应当为各自历史排放担责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如何纳入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轨道中而进行早期探索,对能力建设的相关规定在各缔约方大会上逐渐变得明确清晰.     

合法性还是有效性？——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路径选择

现有国际气候制度的目标、公平性和效率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导致各国无足够动力实施减缓行动,进而引发了国际气候制度改革的要求。强调国家减排责任分配的公平与强调减排结果,产生了以合法性为导向和以有效性为导向这两条不同的气候治理路径。合法性根本上联系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规范,有效性则联系着资金技术政策工具。对中国来说,坚持IPCC方案的同时全力推进资金技术转让,＂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的路径是最佳选择。     

我们的未来会更好吗——国际气候谈判格局的演变方向

策划人语： 在讲到人到底想要什么东西时,维特根斯坦指出,不要听人们说要什么,要看人们行动上做什么。较之言论,行动才真正反映了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需。而从这一点出发,在环境问题上．人们似乎普遍处在了言行不一的困境里。     

法制化、制度化之下的积极有为——国际NGO在中国

国际NGO可分成操作类组织和倡导类组织,它的功能就微观层面而言,包括赈灾和紧急援助,推动和维护某项特定事业并试图影响政府政策和实践。就宏观层面而言,它冲击了国际政治的国家中心模式,促进国际社会整体的价值认同,促成国际制度容纳全球正义的各种理念。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广泛涉入中国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中国对国际NGO应保持积极有为的开放态度,并使其在中国的活动得以法制化和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