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条件下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评估

旅游活动不仅能够为景区创造经济效益,而且也给生态环境体系形成负面影响,因而对环境约束下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进行测度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参照网络DEA与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法,将环境因素纳入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测度框架,结合以景区碳足迹表征的生态环境压力指标,构建了考虑环境因素的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测度模型,规避了传统DEA方法的"黑箱"问题,更为准确地涵盖了环境治理效率。以四川省成都市26家景区为评估对象的研究结果显示,各景区旅游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多数景区旅游生产率差异受旅游服务产品生产环节效率主导,囊括环境治理效率的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评估更为科学、合理。最后本文在发展理念、旅游服务产品结构、能源结构、碳汇增加等方面针对景区旅游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资源环境约束下基于资本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诸多研究尝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以此判断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却忽略了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资源、环境因素。随着全球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将二者纳入TFP测算框架,但大多基于传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并建立在决策单元具有相同技术水平的假设条件下进行测度,从而不能从多角度对技术效率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也无法测算投入或产出存在非零松弛时带来的影响,并忽略了区域技术水平的现实差异性。除此之外,未能准确测量资本投入是现有文献存在的另一普遍问题,以资本存量作为其替代度量会带来一定计算误差。鉴于此,本文首先利用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测算中国三种类型资本服务,再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共同边界ML生产率指数,在非径向、非角度和存在多群体效率的基础上,基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双重约束,测度1992-2012年间中国省际环境效率、环境TFP的动态演变趋势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无效率主要来源于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区域环境效率从东向西呈现明显的阶梯式分布;设备、工具、器具购置类资本使用不当是资本无效率的主因;此外,技术进步是推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及南部沿海地区环境TFP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东北、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改善,并在纯技术赶超和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对发达区域呈追赶趋势。因此,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三方面着手。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双向FDI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北大核心CSCDCSSCI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凸显、环保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通过双向FDI助推工业行业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实现亟待关注。基于2004—2017年33个工业行业数据,采用非导向型EBM-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工业行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以慧科数据库我国内地10种重要报纸为基础,统计相关关键词和文章频次对环境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测度,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深度、广度两个维度分别检验了双向FDI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主效应,以及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在二者间的调节效应,并分异质性行业类型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情景进行讨论。研究结果表明:①IFDI、OFDI的深度和广度均抑制行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IFDI行为支持“污染天堂”假说,双向FDI发挥显著互补效应,有效抑制行业碳排放。②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双向投资决策的规模与方向,对IFDI与OFDI的影响呈非线性且相反态势。③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IFDI广度、OFDI深度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间关系均发挥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对IFDI深度、OFDI广度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则呈负向调节效应,且OFDI广度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④双向FDI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间关系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与相对清洁型行业、高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下存在异质性结果,污染密集型行业OFDI深度促进低碳全要素生产率,说明发生碳转移现象;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下IFDI广度与OFDI行为的效果显著降低。研究的政策启示包括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环保门槛、强化对外投资企业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双向投资企业作用由“污染天堂”向“污染光环”转变等。     

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日益成为热点。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溢出和门槛非线性效应,研究以政府治污为主导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首先从空间溢出和非线性门槛视角揭示了投资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并考察了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事实;其次立足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基于纳入碳排放、PM2.5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角度分解三者贡献;而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Queen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析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最后采用多重门槛模型检验在不同单位GDP能耗条件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2001—2011年相比,2012—2019年全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且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动力,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考虑空间效应后,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影响强度具有时空异质性,倒“U”型影响在2001—2011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从空间溢出视角看,全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空间相关特征,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4)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单位GDP能耗低于一定门槛条件后,弱化投资型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文章从综合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构建区域协同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探索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技术转型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有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多是测度多个投入要素共同产出的综合效率,鲜有对旅游资源这一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进行测度。借助修正的DEA模型、空间自相关、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我国省际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时序演变、区域差异、空间溢出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研究结论有:①2009—2018年我国省际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均值仅为0.421,且旅游资源转换效率速度增长缓慢,表明我国旅游业发展仍处于规模扩张的粗放阶段。根据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发展特征,将其发展趋势可分为旅游大发展阶段和旅游新常态阶段。②十年间,东、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453、0.387和0.411,形成“东-西-中”阶梯式递减特征,而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增长速度却呈现出“西-中-东”的逐步减小态势,在政策倾斜、产业升级、技术溢出等多重驱动下,区域间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差异逐渐降低。③十年间,全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关系。在影响机理方面:交通条件对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总体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最大,其次是旅游产业集聚,再次是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对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总体空间溢出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环境规制不仅作用于城市环境系统,还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系统,进而改变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文章运用城市“两个半球发展”理论及其效率评估思想,构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各影响效应主从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规律,并基于2011—2018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另从城市特征要素外部影响视角,对规制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拓展研究,识别了影响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并探明了其影响规律。研究发现:(1)不同强度阶段下,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影响的主导效应不同,规制对城市三大系统的影响均呈现非线性,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影响近似于“N”型,对城市环境系统的影响近似于“倒N”型。(2)随着规制水平由弱到强,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倒N”型曲线。(3)经济、人口、产业、交通和利用外资等是影响环境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城市的经济贡献度越高、人口集聚程度越大、公共交通规模越大,环境规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效果越强;产业结构中二产比重越高、利用外资程度越高,规制的促进效果越弱。研究认为,政府应着力调控环境规制强度保持适度水平,并不断优化影响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提升。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及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结合目前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引入新的交互项对模型进行创新,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做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首先从技术创新效应、结构升级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和低端锁定效应等四个维度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内在影响机制,然后通过匹配TIVA数据库进行全球价值链(GVC)的测度,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地位对中国产业碳生产率具有不同的差异性影响。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会显著促进产业碳生产率,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则与我国工业碳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关系。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仅直接影响碳生产率,而且通过技术创新等交互效应间接影响碳生产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地位显著抑制了技术研发对产业碳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目前阶段提升环境规制的强度会降低嵌入程度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嵌入会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碳生产率。研究认为:在目前阶段我国需要继续加深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同时应鼓励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为此,需要调整好环境规制的强度,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碳清洁化升级;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力度,尽量提升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前向参与,以利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的跃迁。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群崛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对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带动作用。基于2003——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评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短期效果;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影响的异同;基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剖析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绿色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的影响是异质性的,强波特假说成立、弱波特假说不成立,这意味着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促进了绿色效率提升、而非绿色技术进步。在采取了PSM-DID、反事实分析、聚类标准差回归、动态面板回归、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证明该结果是稳健的。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于中低技术水平城市和外围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高技术水平城市和中心城市的绿色生产率和绿色专利皆没有显著影响。从机制看,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源于污染转移、而非本地创新;另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专利并无裨益,原因主要在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不畅。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规避“伪创新”现象,坚决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努力推进绿色专利与绿色生产率的同步提升。     

绿色低碳视角下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低碳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如何有效推进绿色科技创新以及改善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状况,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高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的角度出发,结合投影寻踪模型处理高维数据的特点,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改进,从而构建了更加有效的估算创新效率的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选用2005-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各区域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平均创新效率约为0.645,虽然超过0.5,但仍然存在较大的无效率现象,创新效率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且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各区域发展不均衡。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与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表明环境规制初期,由于成本的增加,会对创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又会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区域开放程度、技术市场成熟度和政府资助这三个因素对绿色创新效度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说明较高的区域开放程度能够显著拉动中国创新效率向更高水平发展,成熟的技术市场有利于科技成果市场价值的实现并推动创新效率的提高,政府资助可有效降低区域绿色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本和风险,激发其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对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因此,要想有效提高中国及各区域的创新效率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应当重视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的改善,积极推进绿色创新技术,一方面要均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并学习国外先进绿色创新技术,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来调控各区域创新能力的失衡现象。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际水资源效率空间关联网络构建及演化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面对边界日益扩张和地区关系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科学识别水资源效率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传导关系并揭示其空间联动结构,是实现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本文基于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级样本区域的相关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出环境约束下中国省际水资源效率,然后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对省际水资源效率的动态交互影响效应和空间关联关系进行有效识别,最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中国省际水资源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省际水资源效率呈现出显著的、复杂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一个地区的水资源效率水平不仅与其自身相关,而且受到其他地区以及它们构成的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②重庆、上海和广东等省份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③上海、广东和重庆等7省份属于净溢出板块,北京、江苏和湖北等7省份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河北、安徽和江西等11省份属于经纪人板块,内蒙古、广西和甘肃等5省份属于净受益板块;④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信息化水平是水资源效率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区域间经济、信息交流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都有利于中国省际水资源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因此,在制定水资源管理政策时,应加快构建水资源效率跨区域协同提升机制,并将其融入区域发展战略之中,以实现区域水资源效率的全面提升。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效率及其收敛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三阶段DEA模型与非竞争型I-O模型相结合,基于2002—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测度26个产品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效率,并进一步剖析其影响因素和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①2002—2017年中国整体产品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效率处于向好发展趋势,尤其是2012年中国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以后向好趋势更为明显,但各产品部门之间碳排放效率水平差异依然显著。②由K-means聚类分析测算可知,农业、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建筑业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制造业大都集中在高、中效率水平区间,而以资源依赖、能耗较大的产品部门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采选业等行业则处于低效率水平。③各产品部门在2002—2010年和2010—2017年期间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从收敛速度和程度来看,各产品部门在2010—2017年的水平均高于2002—2010年。④技术进步在抑制能源消费和提升隐含碳排放效率方面尚未充分发挥作用,而且还拉大了各产品部门之间碳排放效率水平的差距。贸易规模的扩大能有效提升碳排放效率,缩小部门之间的水平差距,环境规制能有效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但会拉大部门之间的水平差距。以上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需要在低碳贸易发展方面构建完善的环境规制,合理扩大贸易规模,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新能源等低碳技术,并加强部门间交流与合作,促进产业间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效率与城乡融合发展北大核心CSCDCSSCI

把握数字经济时代机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社会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熵权TOPSIS法,建立计量模型,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探讨数字经济的门槛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等,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②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资本、土地、信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可以减少城乡要素错配,优化城乡利益关系,因而要素配置效率在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具有中介作用。③要素配置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门槛作用的影响,相对于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较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要素配置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④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有利于推动区域间协同发展;数字经济的作用也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是抑制作用。最后,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推动数字经济地区间协同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异质性发展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深化了对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解,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基于SDGs及旅游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以桂林市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建立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技术体系是科学识别旅游型城市发展问题、定量评估其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SDGs)和旅游竞争力指数评估实践,构建了由3大系统、14个支柱、37个独立指标和6个综合指标组成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变异系数—熵权法的指标线性加权判断方法,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障碍度分析等技术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技术体系。以桂林市(国务院第一批批准建设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批准建设的国际旅游胜地)为评价对象,对其2008—2019年连续12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8—2019年综合得分由26.26分提升至50.10分,其中社会治理系统得分提升34.79分,景观资源系统得分提升27.41分,经济动力系统得分提升6.14分,经济动力不足是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短板。(2)在14个支柱中经济开放度和科技创新支柱得分下降、亟需在后续发展规划中重点关注,景观资源保护支柱得分未发生明显变化、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其余11个支柱得分均有所提升,尤其是旅游安全与健康医疗支柱得分提升明显。(3)景观资源、经济动力及社会治理三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勉强失调型演变为2019年的初级协调发展型,但经济动力与景观资源、社会治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新动能的培育是未来发展的关键。(4)从关联度上看,与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关联度最高的指标为道路密度、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旅游接待人次、空气质量达标率;从障碍度上看,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指标是地均星级饭店数量、万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贸易自由度,上述指标在未来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     

土地价格上涨如何改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面对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加剧的现状,该研究将探讨依靠价格手段倒逼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改善的路径及作用方向。文章采用2007—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总体和分用途规模两大层面系统刻画土地价格上涨对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改善的短期和长期效应,考察同等规模城市的地方政府在面对价格变动时所产生的策略互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层面:城市土地价格的升高改善了本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但对周边地区的效率却产生了抑制作用。分用途-规模层面:①商住用地价格的升高在短期内促进了效率的改善,在长期内的影响逐渐减弱。此外,短期内政府间的策略互动主要体现为“虹吸吸应”。长期来看,同等规模的大城市之间主要体现为“示范效应”,中小城市之间则主要体现为“虹吸效应”。②工业用地价格在短期内对于效率的改善并不显著,而在长期则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短期内政府间的策略互动主要体现为“虹吸效应”。长期来看,同等规模的大城市之间主要体现的是“示范效应”,中小城市之间则体现为“虹吸效应”。因此,对于商住用地而言,应继续深化“招拍挂”出让制度以及财税制度改革,避免唯“价高者得”。对于工业用地而言,应将有效的市场化出让机制与有为的政府管理相结合,建立起上中下游精细化、多层次的协同管理体系,确保土地利用效率的长期改善。     

中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将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因此,只有通过环境政策的激励,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目前,已有文献对我国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尤其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与分析,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以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业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表征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环境政策力度、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增加6.45%,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即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技术专利的申请量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增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此外,工业企业技术投入、市场需求、国际技术外溢效应和工业企业行业规模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投入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扭转我国工业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建立节能减排政策规制的长效机制,加大减排科技资金投入,并加速形成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机制。     

经济增长压力下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双碳”目标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集聚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特征,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文章首先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两部门产出密度模型,从理论机理上分析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其次以2005—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级碳排放效率,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最后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经济增长压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平滑转移效应。金融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抑制碳排放效率;随着金融集聚水平逐渐提高,会转而促进碳排放效率。②经济增长压力对金融集聚和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适度的经济增长压力正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提前;过度的经济增长压力负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延后。以上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估计方法、考虑受限变量、剔除直辖市样本及考虑内生性采用IV‑Tobit模型再估计之后均成立。基于此提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积极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稳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革新官员考核标准,做好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期管理,引导形成契合地方发展现状的经济预期。     

强可处置性视角下中国农业环境效率测度及其动态演进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农业环境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从生态农业视角科学度量和提高环境效率对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首先从农业面源污染特征、治理成本和环境规制方面研究联合弱可处置性视角下农业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可能存在的局限性;然后,构建了基于强可处置视角的农业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最后,采用两种视角下的模型对比研究了2012年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以及1991-2011年中国30个省份农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果表明:1考虑农业污染的强可处置特征,2012年农业环境效率均值从0.98下降为0.86,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空间差异性更加显著;21991-2011年我国农业TFP平均增长率为0.8%,技术效率年均负增长1.4%,技术进步年均增长2%,均低于传统度量方法。3技术效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TFP总体上呈现了先下降后增长的变化趋势,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协调性逐步得到改善;4各地区TFP均值均大于1,东部地区ML指数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但各地区技术效率均出现一定程度的退步现象。两种模型实证结果及其差异性表明,农业环境效率评价、污染治理措施应当遵循农业污染物的特征和产生机理;采取源头减排策略能够实现农业增长、污染减少和环境效率提升的多赢局面;当前,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制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时,应考虑农业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性,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和污染特征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     

欲速则不达:地方政府经济预期目标与绿色发展效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地方政府的经济预期目标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进而影响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受晋升锦标赛和同群效应的影响,地方政府易制定过高的经济预期目标,高速增长的压力造成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降低了绿色发展效率。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测算,进而运用2003—2018年238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目标与绿色发展效率,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地方政府经济预期目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地方政府经济预期目标显著抑制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导致了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而忽略绿色转型。②地方政府经济预期目标通过缩小政府的科技支出、减少污染治理投资、干扰市场的要素配置、集中发展高污染和高耗能的第二产业的内在机制影响了政府行为,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③地方政府经济预期目标在2014年后显著提升了绿色发展效率,说明“新常态”提出后,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地方政府不再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更注重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相较于中、西部,东部地区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基于此提出:①应为地方政府制定更多元化的目标;②同时调整晋升与考核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官员重视地区的长期高质量发展;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绿色生态技术的扩散效应。文章为国家提升绿色发展效率与完善政府经济目标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