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分析了流域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实施流域生态补偿应遵循的六大原则,从界定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甄选流域生态补偿的功能载体和确定补偿标准三方面详细阐述了如何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并分析了该领域在我国现阶段的研究特点,明确提出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流域生态补偿的量化研究、探寻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依据和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管理体系。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的障碍因素、国际经验及体系建构

补偿资金“从何而来”已成为制约流域生态补偿可持续运行的突出问题。“搭便车”诱惑、生态要素产权界定不清以及生态补偿项目本身的局限性阻碍了多元融资,致使流域生态补偿面临内生性资金供应不足与外部性资金支持增长受限的“资金筹措难题”。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与归纳法,总结国外生态补偿融资以及补偿资金使用的经验,以此凝练出有益启示。基于中国本土国情,构建起内生性资金供应与外部性资金支持“协同发力”的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体系已成为必然。通过优化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的市场化运作环境,明确界定流域生态资源的产权归属,维护多元融资主体的利益诉求,搭建流域生态补偿项目的内生性资金供应链与丰富获取外部性资金支持的融资方式,完善资金使用评估与信用体系建设等具体内容与手段,提供流域生态保护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云南省洱海流域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围绕洱海流域种植业产业结构调整、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依托项目示范对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研究。以大理州政府为补偿主体,示范区内农户为补偿对象,结合资金补贴、技物补偿、智力扶持等补偿途径,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发酵床生态养猪、稻田养鱼、牛粪秸秆混种双孢菇等典型农业生态补偿模式研究,提出了1套农业生态补偿办法。针对补贴力度不足、补贴涵盖领域窄、缺少科学评估方法等问题,分别从政策立法、项目实施、理论研究、试点示范4个层面提出逐步构建洱海流域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漓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通过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能够有效地规范和管理流域内的各种行为,清晰地界定出不同地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促进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自2019年漓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尽管已取得一些成效,但仍存在立法滞后、资金供给不足、上下游政府协调不足等问题。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应当加快立法进程,科学制定横向生态补偿标准,拓宽横向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渠道,加强上下游政府间的协作,推动漓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发展和完善,促进漓江流域上下游经济协同发展。     

四川省“三江”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浅析

流域生态补偿是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手段,而补偿标准的核算是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着补偿的顺利展开以及实施效果。阐述了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及补偿模式,介绍了岷江、沱江和嘉陵江流域("三江"流域)的基本情况。并以"三江"流域为例,对其生态补偿核算标准进行探讨,为其他流域制定相关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经验。     

协同引擎、外部环境与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研究——以山东省大汶河流域为例

联合多方利益相关主体实施协同行为,提升多元异质性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对优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效能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回归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剖析协同引擎、外部环境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的驱动机理。研究表明：①协同引擎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②协同意愿在协同引擎与协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协同引擎可通过强化协同意愿间接驱动协同行为;③外部环境正向调节协同意愿向协同行为的转化,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的调节作用均通过显著性检验;④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高水平的政府规制及社会规范影响下,协同意愿在协同引擎与协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到增强,但在低水平的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影响下,协同意愿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我国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初探-以九洲江和汀江-韩江流域为例

横向生态补偿作为生态补偿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补偿方式上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更加灵活和有效。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方面,2016年3月广东分别与广西、福建签订了关于九洲江、汀江-韩江的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首次构建了跨省水环境保护的合作机制。本文通过分析广东省与邻省(区)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案例,重点探讨粤桂和粤闽开展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形式、特点、绩效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存在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基础薄弱,补偿资金的设定缺乏定量的科学依据,政策之间缺乏协调等问题,提出因地制宜地创设多种补偿模式,科学制定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量化标准,鼓励采用多元化的补偿方式等建议。     

大伙房水库上游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相对于自然生态保护其他方面,江河断流、湖泊湿地萎缩、水源涵养功能退化、水土流失加剧等流域污染问题,水资源保护存在的“上游投入、下游得利”不合理现象,不断加剧水资源质量的衰减和水体环境的恶化。本文以维持流域生态系统平衡及生态服务功能,调整流域相关利益方生态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为依据,根据流域面临的生态保护、污染治理和水资源合理利用等问题特点,以大伙房水库上游地区为例,构建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和机会成本理论为基础的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模型,对流域生态补偿资金进行分配,探索建立不同类型、各有侧重、因地制宜的生态补偿标准,在试点和实践中调整完善,为国家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提供模式和经验。     

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利益补偿的法律调控

当前长江流域水生态补偿实践主要以水质、水量和水能三类可量化的流域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形态出现,是"流域生态效益补偿"模式,其目标利益是流域整体生态保护效益,通过政策或区域政府间的协议、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完成政府、行政区域单元之间的利益传送,其实质是一种行政治理措施、是基于权力的利益矫正,并没有将该补偿资金精确对应到真正的利益供应主体或受害主体,也就没有完成利益归宿的最终分配。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利益补偿应当在效益补偿的基础上发展"生态保护产权利益补偿"模式,使生态保护利益从生态效益的结果行为端向原因行为端传递;产权主体特定性的识别,产权利益行为(增益或损益)与流域生态效益的连接,以及涉水产权法定即利益法定是构建长江流域产权利益补偿的法律要素。     

四川省重点流域水质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以岷江、沱江为例

2011年9月起,四川省在岷江、沱江干流及其重要支流执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扣缴制度,该项制度在增强政府改善水质的内在动力、提升水质监测和预警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监测方式和试行流域范围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对岷江、沱江跨界断面水质超标扣缴制度进行分析,得出其中有待优化的部分,提出了下一步构建"四川省重点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的几点看法,建议在岷江、沱江和嘉陵江流域的断面上采用上下游联合监测的方式开展水质生态补偿工作。     

基于成本分析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建立和实施西部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强西部生态建设和强化西部生态功能专业化服务的必由之路。生态系统服务补偿理论和自然资本理论为我们分析西部生态补偿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西部生态补偿包括国家补偿、区域和流域补偿、自力补偿三个层次。其内部的成本关系包括生态服务利用成本关系、跨区域资源调配成本关系、生态工程实施成本关系、内部补偿成本关系等,基于成本分析基础上的三层次补偿关系协同发展是完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基本内容。     

京津冀一体化视域下流域水污染共治问题研究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三地在局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取得初步成效。但三地仍存在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环境恶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陷入"碎片化"治理困境。通过深入剖析困境生成之机理——立法不协同、分割式自我治理体制、治理不同步、水资源利用补偿机制不健全,提出协同立法治理跨界水污染、搭建权威跨界水污染治理机构、编制实施水生态空间管控规划等"本土化"治理路径。     

中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法律问题与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水资源不足和水质污染引起的水危机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制约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平衡环境、社会和经济多元利益,寻求先进的法律机制来调节平衡、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开展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上下游之间等相关方利益公平的关键所在。但由于我国缺乏生态补偿立法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目前仍面临许多问题：我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进展缓慢、法律制度滞后、部分法律法规彼此之间矛盾和相互冲突、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缺位、立法模式不适合当今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等。本文通过对我国有关涉水法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一些有关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对策,以期对中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推进和进一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所帮助。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效率研究

在水环境保护长期受到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开展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是我国保护流域水环境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多为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补偿资金全部来源于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可以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其最大效用。为明确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中的财政支出效率,本文以我国首个跨省界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为案例对象,构建流域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模型,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选取试点在2012—2017年的生态补偿财政支出进行效率测算与效率评价,结果显示,财政支出纯技术效率6年均值处在0.9以上的高水平,总体表现较好,但仍有改进空间;规模效率值较低是造成财政支出效率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生态补偿财政资金的配置规模急需完善。建议提高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有针对性地实施生态补偿项目,建立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流域治理体系。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受偿意愿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目前多数生态补偿项目采用"一刀切"的补偿标准,以此来确保操作的便捷性和公平性。补偿区内农户真实受偿意愿直接影响到个体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间接影响到生态补偿项目的绩效。通过分析,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与否和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均为农业收入。身处生态脆弱地区石羊河流域的居民,对流域生态保护与恢复有着较好的认知,并且对实施生态补偿有着较高的期望。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何对农户进行适宜的补偿,平衡农户因参加生态补偿项目收入减少的损失,维持或提高当前的生计水平。     

河长制在促进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河长制平台在促进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实现流域水环境可持续管理的关键突破口。本研究梳理了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分析了利用河长制平台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可行性,并以跨界断面监测为技术衔接点,以完善跨界断面的设置、考核指标和考核目标作为突破点,利用河长制的高位推动、组织体系和部门联动,从技术方法、监测体系和补偿方式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一是发挥河长制科技支撑作用,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技术方法;二是发挥河长制部门协同作用,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监测体系;三是发挥河长制统筹兼顾作用,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方式。     

基于生态元核算的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及实施方案研究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目前主要采取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和专项整治模式,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措施见效快、力度强,但监管成本高昂,激励机制不足,并且有可能扩大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现有的少数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存在适用范围有限、补偿依据单一以及微观主体难以参与等问题。本文试图构建适用于更大空间尺度且涵盖多种生态服务的综合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以建立各地区公平分担保护成本的长效机制。首先,利用生态元的核算方法构建长江流域各类生态资源的本底数据库,测算各省（区、市）生态元总量和单位面积生态元的变化情况。其次,从概念、参与主体、补偿模式和实施效果等方面探讨了创建流域生态元缓解银行的构思及其实施机制。本文认为,流域生态无缓解银行方案有助于构建适用于长江流域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一泓清流润江淮——安徽省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运行情况调查

正从2014年起,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启动,据安徽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印发的《安徽省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办法》规定,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承担"的原则,在合肥市、六安市和岳西县启动实施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旨在加快推进大别山流域水污染防治,保护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办法明确,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以保护水质为目的,以水质监测结果为依据,通过设立补偿资金,对流域上下游地区经济利益关     

环境新闻

<正>京津冀生态补偿机制亟待科学化规范化记者在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区的河北承德采访了解到,去年以来,承德与北京、天津探索开展跨区域碳排放交易、滦河跨界流域补偿等横向补偿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区域补偿取得一定突破。但记者了解到,这些尝试在长效机制建     

生态补偿助力脱贫攻坚：协同、拮抗与对接

中央政府提出的“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标志着生态补偿扶贫正逐步成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途径之一。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生态补偿如何有效助力脱贫攻坚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以实践与政策为导向，运用文献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在厘清生态补偿扶贫理念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解析生态补偿与脱贫攻坚之间存在的协同效应和拮抗效应。研究发现生态补偿与脱贫攻坚在地理空间位置、实施主客体、标准、方式和途径等方面相耦合容易产生协同效应，在价值诉求、农户资源禀赋、政府部门工作等方面矛盾产生拮抗效应。生态补偿有效助力脱贫攻坚的关键在于构建对接机制以强化协同效应、弱化或去除拮抗效应。为此，通过建立精准的瞄准制度、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政府部门内部生态补偿扶贫协调机制等举措，构建生态补偿与脱贫攻坚的对接机制，以促进二者高效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