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视角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广东省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需求侧398份调研数据,采用两阶段DEA模型测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探析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需求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总体效率为0.230,纯技术效率为0.390,规模效率为0.658。市场规模报酬绝大多数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可通过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新农村建设,助推城镇化以及城市升级。(2)交易费用对市场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与市场中的企业多次转租行为有关。（3）资产专用性：交易主体方面,企业高技能水平人员有助于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交易客体方面,在均衡处,集聚地区更高的要素价格意味着更好的生产要素匹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较高。（4）交易不确定性：交易行为方面,在企业生命周期与土地利用周期更匹配的情况下,企业将选择加大生产投入以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水平。交易环境方面,价格决定方式显著影响市场效率,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越低,越有利于提高需求方对于农村集体用地市场的预期,提高市场效率。因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改革可以通过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空间归并与整治,降低细碎化程度。同时,应构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交易体系,以提高需求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     

从垄断到寡头: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中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关系研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长久以来的方向和目标,随着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土地市场从政府垄断供给转变到政府和集体寡头供给,如何实现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两大供给主体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对当前供给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文以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江门市为例,采用2005—2014年江门市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的365宗交易数据,在运用对比分析法与东莞、顺德税费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后,从供需均衡和价格均衡两方面构建集体建设用地出让市场的联立方程模型,试图从微观地块交易尺度上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过程中政府和集体的市场均衡关系和收益分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通过税费比较,江门、顺德、东莞三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在集体建设用地出让交易中所收取的交易服务费基准一致,但在出让收益金和交易税费方面收取标准略有不同。(2)2005—2014年间,江门市平均每年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建设用地出让过程中的收益比为1∶6.45,大部分集体建设用地出让收益流入了集体经济组织。(3)除交易面积外,交易价格、土地用途、交易年限和交易频率对集体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收益有显著正影响。由此得到以下结论:(1)目前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市场税费设置混乱,地方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交易收益"舍不得放手"。(2)除了交易面积外,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中政府租税费收入和集体卖地所得与集体建设用地变量关系呈趋同性。认为:分析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中两主体收益分配关系可为厘清寡头土地市场供给侧收益边界奠定基础。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东省南海区372份数据的供给侧实证分析

研究根据广东省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发展现状,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进行测度,并分析效率受到抑制的障碍因子,以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发展制度,推进建立高效、安全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研究利用两阶段DEA模型测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过程中供给侧投入——产出效率,再根据Tobit模型探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受到抑制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综合效率较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规模对于市场总体效率的影响更大。区位属性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区域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目前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可以通过扩大规模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总值。(2)从交易费用方面看,农村集体建设市场制度存在无效率因素(制度建立的滞后性和产权的不清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从交易主体方面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化水平越高,政府等行政干预程度相对较低,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交易客体结果表明,加大市场投入有助于规模报酬向着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发展,以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总体效率。从交易行为方面来看,缔约和履约安全性、市场化程度、第三方规制机制影响市场交易行为的风险,从而影响市场效率。从交易环境方面来看,市场透明化程度、规范化程度越高,交易环境风险较低,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提高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化水平,明晰集体建设用地和地上物业产权,降低市场风险,以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     

交易费用视角下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

基于江苏省宿迁市A镇、南通市B镇、昆山市C镇的实地调研,采用案例比较法和交易费用法,分析江苏省"万顷良田建设工程"中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区域差异性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宅基地置换主要采用了置换宅基地、置换小产权房、置换商品房三种模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区域土地稀缺程度、非农就业机会大小、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是导致宅基地置换模式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昆山市C镇因土地稀缺程度较大、非农就业机会较大、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较高,宅基地置换交易费用较小,采用类似市场制的置换商品房模式;相反,宿迁市A镇因土地稀缺程度较小、非农就业机会较小、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较低,宅基地置换交易费用较大,采用类似层级制的置换宅基地模式;南通市B镇因各项指标处于中等水平,宅基地置换的交易费用中等,采用类似中间混合制的置换小产权房模式。鉴于此,在推行宅基地置换的过程中,需要依据农民对农村生活生产环境的依赖程度、农地流转稳定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稳定程度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宅基地置换模式,避免发生"一刀切"等将农民转移到城镇的强制行为。此外,需要不断完善农地流转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改革,替代农地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保障农民能够获得稳定持续的经济收益,从而促进农民不断向城市转移。     

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预警研究

对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进行预警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其入市提供科学的监督和管控。本文以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的结果征兆信息建立其警兆值的评测指标体系;运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惩罚性"变权法确定权重,计算综合模拟指数划分警界区间、确定警度;结合GM(1,1)模型进行警度预测,并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景气信号灯来反映警度,2007-2008年新沂市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的警兆值为-0.041和0.184,处于紫色预警;2009年警兆值为0.238,处于蓝色预警;2010年警兆值上升到0.649,处于绿色预警;2011-2013年警兆值从0.876提高至0.920,处于红色预警状态。2对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基础权重,得到建设用地转耕地面积(0.08)、农民宅基地拆迁安置补偿费(0.084)、地均财政收入(0.083)等的基础权重明显大于其他指标,是制约预警警度的重要因素。3通过"惩罚性"变权研究,得知农民宅基地拆迁安置补偿费的变权权重值有波动下降趋势,说明该指标的重要性递减;第一产业单位面积产值、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变权权重值有波动上升趋势,说明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在不断加强。42014-2016年新沂市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的预测警兆值是1.566,1.711和2.154,均是红色预警,表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持续高热。结论与建议:预警结果能为监测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交易情况提供依据,对上述重要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管控将有利于降低指标市场交易的警度,以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配额免费分配法下市场结构对碳交易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

在产品市场和碳交易市场均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碳交易机制是一种有效的环境政策,但在现实环境下,产品市场和碳交易市场往往都是不完全竞争的。本文采用复杂适应系统仿真的方法,构建基于SWARM的碳交易市场仿真模型,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仿真系统,研究产品市场和碳交易市场结构对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的综合影响,同时为了降低产品市场垄断企业对碳交易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本文通过增加碳交易市场配额缺口和增加参与交易的中小控排企业数量两种方式,探寻如何在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中设计合适碳交易机制。研究发现:1产品市场垄断会导致碳交易市场流动性不稳定,出现波动聚集等现象。2在产品市场处于相同结构时,碳交易市场垄断会导致成交量和成交额减少,流动性降低。3不同市场结构对碳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没有显著影响。4产品市场的市场结构会影响碳交易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下,碳交易市场的收益波动符合随机游走,而垄断力会改变这一特征。5市场流动性随着碳配额缺口的扩大发生显著变化,成交量和成交额随之显著增加,在产品市场垄断的市场结构中,通过加紧配额供给,可以增加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改变碳交易市场低迷的交易状况。6鼓励小企业参与市场交易对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垄断企业在碳交易市场上的支配力,从而改善碳交易市场的有效性。     

碳排放权市场的规范性构建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虽已连续两年被纳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但依然是待审未定状态。究其原因,系现有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未能在既有法体系内进行统筹性规范构建。因此,作为碳排放交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首先应明确碳排放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将碳排放权赋予用益物权属性,有益于碳排放权在一级市场上由国家分配与出让;有益于碳排放权在二级市场的流通交易与担保融资;有益于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接轨;符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立法目的的同时也符合法经济学学理逻辑。其次,应分三个层级分别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1)一级市场上碳排放权的分配制度,可参照国有建设用地无偿（划拨）和有偿（出让）的两种分配方式。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项目和排放主体,可采用无偿划拨的形式分配碳排放权;而对于其他一般碳排放主体,应以有偿拍卖的形式分配碳排放权。(2)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制度,应侧重激发碳排放权的担保融资属性,明确碳排放权担保的法律性质为抵押或让与担保,而非质押;同时将碳排放权担保交易纳入人民银行统一动产与权利担保登记系统,统筹担保权利竞合时的权利优先顺位。(3)三级市场上以碳排放权为基础资产的金融衍生品制度,应着力发展...     

空间异质性下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基于黄土高原3省6县的实证

利用黄土高原山西、陕西和甘肃3省的1 2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空间差异，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研究了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1）农户所采用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在3省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山西省农户秸秆还田技术和深松耕技术采用率较高，陕西省农户对少免耕和沟垄种植技术采用率相对较高，甘肃省农户采用较多的技术分别为秸秆还田、残茬覆盖、地膜覆盖和深松耕技术。（2）家庭收入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和采用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占比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养殖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降水量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块类型对山西和陕西两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和采用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甘肃省的农户影响不显著。（4）社会网络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推广促进了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政府补贴对山西和甘肃两省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陕西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影响不显著。     

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宅基地流转被认为是城乡建设用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渠道,应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由"农民理性"、"政策激励"、"隐形市场"假设可知,农民宅基地流转取决于在政策和市场等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其宅基地的资产实现程度和社会保障替代程度之间的"理性"权衡。基于"农户-政策-市场"三维特征视角,利用新疆四地州(市)340户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疆农户特征、相关政策与市场特征对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意愿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上的影响;与相关研究结果相比,既有相同之处,更有显著的地区特点。其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宅基地流转范围的限制,阻碍宅基地流转;流转收入越高,农民流出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强烈;流转花费时间越多,流入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弱。其地区特点主要表现在:家庭人均收入与流出意愿关系不显著;农民非农化程度对农民流转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与少数民族农民相比,汉族农民并没有表现更强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比重越大,农民流入宅基地的意愿越强,但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家庭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比重越高,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的意愿并非越强;流入费用对流入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流转方式对农民流入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转花费时间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今后要在充分考虑农户特征和偏好的情况下,完善政策和市场环境,因地制宜地引导、推进农民宅基地流转,切实保障不同农民群体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有更多的自主权、参与权与利益共享权等。     

基于博弈论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模型探讨

随着对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等点源污染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水质环境的影响日益凸现.相对于点源污染,非点源污染发生的不确定时间、不确定途径、不确定量等特点给治理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大难度.本文从著名的公地悲剧现象出发,着力从市场博弈及政府监督博弈两个模型分析非点源污染制造者之间的博弈格局,并提出以“集体表现”的形式对非点源污染进行管理和控制.市场博弈模型中以一定的排污削减目标为前提,确定以成本最优的原则进行点源-非点源排污权交易是可行且有效率的;而政府监督博弈模型的结果显示:合理的环境补贴和惩罚机制、政府对自身声誉及公众形象的重视及维护对非点源污染治理起正向促进作用.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导致原因,为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提供建议。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归纳法。研究结果: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主要存在市场化受限,违法现象突出和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价格机制、信息不充分和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     

快速工业化区域建设用地问题与制度优化研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快速工业化区域是工业化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经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新兴地域类型。普遍存在着建设用地总量急剧扩张、空间无序分散、城乡缺乏统筹等问题。本文从佛山市南海区典型案例入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归纳和解析了快速工业化区域城乡建设用地的主要问题，认为双二元管理体制、农村土地产权不完善、城乡土地市场发育不平衡和部门规划不协调等是建设用地发展的主要体制性障碍因素，并从管理、产权、市场、规划等方面系统提出相应的制度优化对策。     

准市场条件下的水权交易双层动态博弈定价机制实证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水资源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具有更加重要的管理价值,如何依托市场与行政的两手发力,提升我国水资源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水权交易制度是利用市场与行政手段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解决人水冲突的重要技术手段,如何在准市场条件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水权交易定价机制已成为实现水权交易制度的核心技术。因此,针对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水权交易定价问题,本文引入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了水权价值测度模型,进而引入合作博弈理论,构建了准市场条件下的水权交易双层动态博弈定价模型,主要包括买方政府和卖方政府的微分博弈模型,以及买方政府与水务公司的Nash-Bargaining合作定价模型,运用HJB条件求解多利益相关者合作框架下的水权交易均衡水价空间,进而以江西省萍乡市水权交易实践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均衡水价主要受上级政府协调能力k、水量需求系数β影响,且均为正相关,针对萍乡实践而言,由于水量需求主要体现在中长期发展规划阶段,上级政府协调能力显著性强于水量需求系数;均衡水价随着上级政府协调能力k值增大呈现由快转慢再转快的趋势,整体服从逻辑函数分布,均衡水价随着水量需求系数β的增大呈现由快转慢趋势,整体服从对数函数分布,针对萍乡实践而言,水权交易中市场与行政力量的两手发力存在稳定状态,二者缺一不可;随着议价能力系数提高,Nash-Bargaining的水权交易价格随之升高,表明政府与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对水价具有直接的影响能力。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评析

为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本文系统地比较分析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前后的资源配置状况,以确定配置方式的有效性或选择合理的调控制度.结果表明,与土地征收相比,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但在有无相应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如何安排以及利益主体行为趋向的影响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一定更有效.如果缺乏合理规范或有效的制度安排,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功能仍然是微弱的或将带来资源配置负效应.要实现土地资源最优配置,就必须在把握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系统内部结构及外部环境对资源配置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行优化调控.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立法建设,为流转提供法律支持;深化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及其产权权能;加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培育与政府管制制度的系统建设和改革,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耦合;转变政府职能,多方面保障政府行为规范化.     

水权交易市场构想

本文在分析水权和水权交易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种合约化的水权交易市场模式,并对此市场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分析。     

“三权分置”下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分析——基于“沙洋模式”的考察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农地细碎化治理经验,分析了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研究结果显示：（1）农民对农地细碎化治理的需求较强,“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强农民的土地获得感和土地调整能力,使他们既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结果的“受益者”,又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的“主导者”;（2）借助“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调整细碎耕地的“经营权”,使“承包者”与“经营者”都可以获取合理的产权预期;（3）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如理性计算与长远规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可以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伴随农地确权工作进程,当前是实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较好契机。全国其它地区可以结合村庄实际、地方资源与农民需求,选择诸如“经营权”流转、互换等多种适宜的土地调整形式,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观察与思考

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利用目前存在着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利用和城乡建设用地"双增"严重占用耕地等问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推动下的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有望成为破解该问题的综合路径。但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错位现象,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了中国城乡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总结了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历程之后,运用文献分析与规划经验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政策执行错位的症结与根源:①"挂钩"政策缺少科学理论支撑导致实践存在盲目性;②土地财政阻碍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损伤农民利益;③保障体系不完善使政府行为公平性、"挂钩"质量与农村权益保障难以落实;④综合评估滞后使"挂钩"实施面临重大风险。在此基础上,"挂钩"研究的重点在于:①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理论与评价体系;②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城乡统一土地市场体系;③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实施保障体系;④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项目实施风险评估体系。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经营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曾一度引致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细碎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却造成了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的村庄惯习和土地占有关系诱致的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共同导致农户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土地的市场处置行为呈现出内在运行机制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引入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并利用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706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小农户的自我剥削和农地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特征与农地市场化具有一致性倾向,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引致的农户禀赋效应造成了农户农地经营自我剥削感知度的下降,并削弱了要素经营属性与市场配置行为的匹配。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小农户低效率农地经营导致的自我剥削与农地禀赋效应分别激励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农地禀赋效应弱化了自我剥削对农地流转潜在需求和供给的诱发作用。为此,本文认为降低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是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型的总体方向,它为农地由小农户流向生产大户和培育部分小农户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障。文章主要从家庭决策的利益导向化、农地流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一致性及农村制度供给等维度提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跳出自我剥削陷阱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包括:1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的预期收益;2在初次规模经营补贴、农业基本补贴机制转变、经营者生产奖励、专业技能培训、市场信息供给等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小农户转型的难度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