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

生态生产有利于减少农业污染、保护地力、节约资源,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要求和重要路径。农户的生态生产行为供给了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品,不仅有利于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还可能在未来获得增产增收回报。然而当前农业生产中,农户采用生态生产行为的动力不足,能力不强,严重制约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户受自身资本禀赋约束。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资本禀赋状况及配置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受资本禀赋约束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基于长江中游四省稻农的实地调研数据,首先构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综合值,运用熵值法计算出农户资本禀赋总量与分维水平并划分农户资本禀赋结构,进而探析了农户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户资本禀赋总量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分维水平中农户物质资本禀赋、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水平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生产行为。(2)农户资本禀赋结构中,经济资本占优、社会资本占优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生态生产行为。(3)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分析中,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经济资本禀赋水平与经济资本禀赋占优显著正向影响其生态生产行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多维度提高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和优化农户资本禀赋结构配置来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采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户秸秆资源处置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秸秆是"用则利,弃则废"的生物质能资源,其综合利用对于我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对江苏省624户水稻和小麦种植户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将秸秆用作生活燃料的农户比重最高,占比75.80%;其他依次为秸秆还田,占比35.42%;露天焚烧,占比29.49%;出售秸秆,占比26.92%;用作饲料及沼气,占比5.45%。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法,分别测算了秸秆用作生活燃料、秸秆还田、秸秆制沼气、秸秆出售,以及露天焚烧的农户成本与收益,比较了各种处置方式下的农户净收益,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户处置秸秆的行为。结果表明,雇佣拖拉机至15 km处的秸秆收购点出售秸秆的方案下,农户将得不偿失;其他各种处置方式下,农户均能获得一定净收益。按照净收益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排列为秸秆燃料、秸秆还田、秸秆沼气、以自有拖拉机出售秸秆、露天焚烧、直接出售秸秆(他人上门收购)。其中,农户露天焚烧秸秆无需付出成本即能获得收益,但面临一定的政策约束;秸秆用作生活燃料面临的约束条件相对较少;秸秆还田及秸秆制沼气面临较强的技术约束;秸秆出售面临极强的市场约束。因而从个人角度看,焚烧秸秆是农户比较秸秆处置成本与收益后的理性选择结果,但从社会角度看,农户作为社会人,露天焚烧秸秆是非理性的。本研究对于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应以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建立健全秸秆收集贮运体系,并加快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创新和推广。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资本禀赋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分析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主动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不仅影响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决定污染治理的效果。本文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的受偿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建立资本禀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说,利用秦巴生态功能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两阶段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86.69%,农户受偿额度的均值是6 444.37元/hm~2·a。(2)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亲戚朋友信任程度、邻里信任程度、村干部信任程度和借钱人数等变量均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与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正相关,意味着资本禀赋越高的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的概率越大。(3)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借钱人数和是否贫困县等变量均对农户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亲戚朋友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丰富,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的政策建议。     

基于农户视角的秸秆机械化 还田服务绩效评价及其障碍因子诊断——来自冀、鲁、皖、鄂四省的调查

农户是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的直接受益者,从农户视角来评价秸秆还田服务绩效水平,并诊断其可能的障碍因子,可为提高秸秆还田服务绩效提供决策依据。从秸秆还田服务过程和秸秆还田服务结果两个阶段、农户经济人属性和社会人属性两个方面构建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通过对冀、鲁、皖、鄂四省农户的问卷调查,评价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及障碍因子。结果显示：山东省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为“优秀”,河北省的绩效水平“一般”,湖北省和安徽省绩效水平“较差”。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农户对秸秆机械化还田结果的评价,其次是还田过程阶段的评价;影响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的主要因子为还田服务后社会发展情况、耕地病虫害情况、还田政策补贴及还田后耕地熵情的评价。为此,提高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的绩效水平,加强对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的宣传推广,积极完善秸秆机械化还田补贴等政策措施,提高还田后配套化设施及服务供给,应是当前政策关注的重心。     

资本禀赋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关系 ——基于城镇近郊区与城镇远郊区的对比分析

在对资本禀赋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并提出研究假说的基础上，基于武汉“1+8”城市圈483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order 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有33.5%的农户愿意每月支付20元左右资金来保护耕地，整体水平偏低；城镇远郊区农户有更强的耕地生计依赖，相比于城镇近郊区，支付意愿更强。（2）从各个模型中的显著型变量来看，除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总收入外，其余资本禀赋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整体上，相比于经济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效应更强。（4）城镇近郊区和城镇远郊区农户资本禀赋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城镇远郊区，除与亲朋邻里关系状况外，城镇近郊区其余农户资本影响效应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总收入、家庭劳动力总人数以及社会资本中在群众会议中的发言情况只对城镇近郊区农户影响效应显著；对村集体信任程度等村庄型和与亲朋邻里关系程度邻里型社会资本都对城镇远郊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产生重要影响，而城镇近郊区仅是与亲朋邻里关系程度邻里型社会资本产生效应。应积极组建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升农户储蓄水平；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集体活动组织以加强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交流；尤其加强城镇远郊区农村集体组织建设等来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进一步加强农户农业生产补贴；以此增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促进更好的保护耕地。     

生计资本、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与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以生物天然气为例

基于课题组在2017年获得的湖北省992个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以生物天然气这一清洁能源的使用为例,探讨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以及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机制,以期寻找影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内在驱力,为农村能源消费转型提供一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1)生计资本中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促进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主要因子。(2)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能够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在自然资本较低但金融资本较高的农户,通过选择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以提升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该中介机制在本地经营农户样本中成立,但对在外务工农户样本中则不够显著。据此,分别从农村清洁能源推广以及农户生计发展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强清洁能源政策与农户生计改善的相互对接。     

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长期以来,资源无限、环境无价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也渗透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体制和政策中.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使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而"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既受到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即家庭生计资本.本文以黑河流域中游为例,选取300户随杌样本,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与生计资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星负面影响作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正面影响作用.这说明,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参与生态补偿的核心在于最大化地获取经济利益,政府要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农户实施生态补偿后的各种风险因素,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提高农户承担生态补偿风险的能力.     

生计资本与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

在SLA框架下,从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两方面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0-2009年全国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生计资本不同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大小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①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的兼业状态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两方面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兼业程度与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农户适当的从事非农兼业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但兼业过度(家庭非农劳动力比例超过0.480)会导致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因此,应适当地鼓励农户从事非农兼业活动,并创建促使过度兼业农户真正向非农产业转化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素质对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正向影响,应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素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②土地资本主要通过土地资源禀赋、土地细碎化和土地产权性质三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其中土地资本的自然禀赋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土地细碎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土地细碎化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的增加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因此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降低土地细碎化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效途径。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变化研究

土地流转作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土地流转能否显著增加农民收入,达到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目的,现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和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Shapley Value)方法,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维度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参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土地流转使转入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农业收入显著提高18.18%和72.46%,并且大规模转入的农户人均总收入的增加程度显著高于小规模转入农户,说明土地流转存在规模效应。土地流转对转出户的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善,没有显化租金;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先于土地流转,使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劳动力的释放作用不显著。(2)土地流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4.19%,排名第五,表明土地流转不是造成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和村庄特征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影响较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稳定土地租金水平,使转出户获得合理的租金收入;第二,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转入户农业经营收入,缩小农户与非农经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提高农户就业竞争力,促进劳动力转移,增加转出户非农务工收入。     

农地流转、农户兼业程度与生产效率的关系

以中部地区142个村1 370户农户的调查结果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法、DEA分析法研究农地流转前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变化,进一步采用Tobit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不同农户兼业程度对两类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从综合生产效率来看,中部地区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生产效率均较低,仅有0.204,农地流转使转入户提高了1.1%,转出户降低了15.7%;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流转后转出户的技术效率低于转入户1.8%、规模效率与转入户扩大为10.4%,说明农地流转促使土地由转出户向生产技术更高、经营规模更集中的转入户家庭转移。(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提高转入户的生产效率,显著降低转出土地农户的生产效率,且兼业程度越强兼业分化的正方向影响作用越弱。(3)在其他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和农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生产效率均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在农地流转中,建议政府应考虑流转农户的差异化以及兼业程度的影响,针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分别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一要对兼业程度较高的转出户实行农民身份退出机制,在城乡居民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渐提高的基础下,稳步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促使土地要素向高生产效率的农户转移。二要从农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对土地经营权予以登记,让真正种地的农民得到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惠;适度降低转入户的兼业化水平,促进农民职业化,鼓励规模化经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研究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及社会机会等方面构建失地农民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基于农地价值理论视角,将失地农民可获得的福利划分为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3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利用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及宿迁市540户农户调查数据对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进行测度,以探索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由于实行了"土地换社保"征地补偿方式,苏州市和南通市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改革阶段,且前者在"人的城镇化"方面更为成熟;宿迁市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仍处于传统城镇化发展阶段。(2)苏州市和南通市失地农民福利水平呈上升趋势,总模糊指数分别从0.444、0.369上升到0.529、0.385;宿迁市样本农户福利水平则有所下降。(3)除苏州市外,南通市和宿迁市样本农户的经济福利均出现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36.1%、34.5%;三个地区失地农民社会福利均有所提升,且苏州市和南通市农户福利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宿迁市;生态福利方面,除南通市外,苏州市和宿迁市均出现下降。(4)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下,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明显受损,城镇化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福利受损,尤其是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提升。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真正实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步发展,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同时,政府还需通过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培训、提供一定就业安置等途径实现征地补偿方式多元化,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环境保护等的投入。     

国家公园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了解与把握游客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是实施旅游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之一。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获取游客的支付意愿信息,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从游客个人特征、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生态补偿认知等4个方面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游客具有较高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86.7%的游客表示愿意在每次游览黄山风景区支付旅游生态补偿金,仅有13.3%的游客不愿意支付。游客的支付意愿与游客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2)从回归结果来看,游客的性别、年龄、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游客支付意愿高于男性,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与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历水平、月收入、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满意度和补偿政策认知等变量对支付意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学历水平、黄山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破坏的担心度、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满意度对游客的支付意愿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游客月收入水平和补偿政策认知与支付意愿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     

不同麦秸还田方式对周年稻麦轮作农田碳足迹的影响

为明确麦秸不同还田方式对稻麦轮作农田碳足迹的影响,该研究通过开展两年的大田试验,设计了3种麦秸还田方式（麦秸旋耕还田、麦秸翻耕还田和麦秸沟埋还田）,并以麦秸不还田为对照,采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连续两年对农田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测,并对不同麦秸还田方式的生产资料投入和生产过程碳排放及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1）与不还田相比,麦秸还田显著增加了稻季日均CH4排放,稻麦周年全球增温潜势95%来自稻田CH4排放;（2）在水稻季,农田CH4排放占碳足迹总量比例最大,3种麦秸还田方式中,麦秸沟埋还田处理下碳足迹最小,且能比麦秸旋耕还田处理减少4.9%;(3）在小麦季,化肥投入造成的碳足迹所占比例最大,为64.5%~77.4%,其次是土壤N2O的排放;（4）从整个稻麦周年轮作系统来看,与麦秸旋耕还田和麦秸翻耕还田处理相比,麦秸沟埋还田处理能分别减少4.6%和3.6%的周年碳足迹及8.7%和4.9%的周年单位产量的碳足迹。因此,对于稻麦轮作地区,采用麦秸沟埋还田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     

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实证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四个维度,利用6省区600户农户的调查资料,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有积极作用。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中,除社会声望对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外,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的合作供给实现应该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此外,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其中合作认知和灌溉面积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供给的合作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是否偷水和用水纠纷对合作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提出应通过培育农户社会资本、规范社区用水环境、提高合作认知程度等措施,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退耕还林补偿政策与农户响应的关联分析——以冀西北地区为例

按照农户退耕还林选择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学假设，本文应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构建了国家补偿政策与农户响应的关联分析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研究区被调查农户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对退耕还林的经济效益预期是农户退耕还林意愿的决定因素的基本结论。为此，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强基本农田建设、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等方面，提出了保障退耕还林生态工程有效实施的措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