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畜牧业脱钩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

畜牧业已成为全球人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同时,畜禽粪便成为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本文在测算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基于脱钩理论分析了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与畜牧业产值之间的脱钩情况,并借助LMDI模型对影响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我国畜牧业CH4和N2O排放量分别由2001年的1 068.40万t和39.37万t变化到2011年的1 041.81万t和40.87万t,肠道发酵是CH4排放的最大贡献者,而粪便管理则是N2O排放的重要诱因;在肠道发酵CH4排放中,排放最多的是牛,其次是山羊和绵羊,最少的是兔子,在粪便管理CH4排放中,排放最多的是猪,最少的是骆驼;生猪和牛是粪便管理N2O排放的主要贡献者,而骆驼最少;2001-2011年期间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与畜牧业产值之间的脱钩状态主要分为强脱钩和弱脱钩两种状态,整体脱钩弹性值为-0.004,呈强脱钩状态,脱钩稳定性系数为1.428 7,脱钩稳定性较差;经济因素是影响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因素,短期内效率因素是我国畜牧业低碳化发展的最主要诱因,而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因素是我国畜牧业低碳化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笔者认为,强化低碳养殖技术和粪便清洁处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培育畜禽优良品种,提升畜牧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育职业农民,促进畜牧养殖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升饲料转化效率,是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的关键和实现路径。     

京津冀PM_(2.5)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内在关系研究

大气污染物的源排放是形成灰霾天气的内因,气象条件是形成灰霾天气的外因。本研究通过构建PM_(2.5)浓度的两段式分布滞后模型,结合自然环境因素及经济因素对PM_(2.5)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在第一段模型中构建了PM_(2.5)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分布滞后模型,第二段模型中构建了不同的大气污染源对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模型。大气污染物排放源主要包括工业源、生活源、机动车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源。在工业源中,工业废气重度污染行业是大气污染物排放主要的贡献者;在生活源中,燃煤消费量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很大,这也是冬季供暖期间PM_(2.5)剧增的原因;在机动车源中,尽管黄标车的保有量仅占汽车保有量的10%左右,但却占据了颗粒物排放量的绝大部分。利用京津冀代表性城市PM_(2.5)日度数据研究得出平均气温、平均风速、日照时数、平均气压、降雨量、平均相对湿度、沙尘暴等因素对PM_(2.5)浓度的负向与正向作用。研究发现,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对PM_(2.5)浓度具有聚集的滞后效应,当期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滞后一期、滞后两期、滞后三期大气污染物对PM_(2.5)浓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影响依次递减。构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污染源影响因素模型揭示一个地区煤炭消费量、工业废气重度污染行业工业增加值、黄标车保有量对该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对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畜禽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在满足居民生活物质需求的同时,其生产过程中所伴随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本文基于LMDI模型系统分析了1991-2013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时空变化及其因素贡献。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来看,1991-2013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经历了先快速上升后稳定上升再波动下降的变化特征,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作用最大,而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大,其次是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2期间,经济效应促进作用的累计贡献呈指数增长,而强度效应抑制作用的累计贡献呈倒"U",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抑制作用也不断加强。3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区域集中度较高,四川、河南、山东、云南和内蒙古等省(区、市)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一直位居全国前列。4省域各效应作用方向和程度差异显著,四川、青海和云南强度效应抑制作用较大,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抑制作用较小;山东、四川和黑龙江结构效应抑制作用显著,新疆和青海促进作用明显;四川、河南、内蒙古、山东、云南、湖南和河北经济效应促进作用较大,天津、上海、海南和北京促进作用较小;四川、湖北、江苏和山东劳动力效应抑制作用显著,新疆、黑龙江和内蒙古促进作用明显。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畜禽温室气体减排空间发展策略提出了几点建议。     

四大牧区畜禽业温室气体排放估算及影响因素分解

畜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在满足人们生活物质要求的同时,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本文以我国四大牧区为研究对象,量化测算其2001-2011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并运用LMDI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解,并针对性的提出畜禽温室气体减排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内蒙古、西藏和青海牧区的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整体呈现增加趋势,其分别由2001年的1 609.81万t、1 230.64万t和1 019.94万t增加到2011年的2 617.71万t、1 350.10万t和1 065.43万t,新疆牧区则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由2001年的1 666.37万t增加到2006年的2 057.79万t,随后又递减到2011年的1 419.91万t,四大牧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26%、0.97%、0.45%和-1.48%;经济水平的提升是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因素,相比基期2001年,其使得四大牧区分别产生了123.64%、384.41%、1 715.50%和279.49%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经济效率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效应分别达到了73.08%、199.04%、955.66%和503.25%,农业产业结构因素和劳动力因素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地而异,其中农业产业结构因素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度分别为415.32万t、-154.96万t、48.76万t和30.72万t,劳动力因素的影响度分别为83.05万t、52.98万t、-348.96万t和274.32万t。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总体上从规模养殖、科学养殖和清洁养殖三方面提出促进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减排的对策建议,并针对各个牧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可操作的符合区域畜牧业发展实际的对策。     

多因素驱动下的中国城市环境效应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城市化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的发展现象,我国多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国内外研究出发,以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整过的STIRPAT模型,分析这些城市2004—2013年工业SO_2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虽然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势发展,但部分城市仍过分倚重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2)城市人口密度与空间规模扩张,使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间出现了"污染转移"现象;(3)我国城市成为外资企业"污染避难所"的问题并不突出,外资企业对工业烟(粉)尘排放相关产业部门降低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正环境效应;(4)在一定的城市规模区间内,城市规模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5)285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EKC曲线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且处于曲线下降阶段,污染反弹的可能性不大,但污染物排放强度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也到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化发展滞后地区留足发展的生态资本,通过强化环保总体规划、明确生态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合理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引进绿色资本、实施差异化评估考核等方式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合理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以建设用地面积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土地开发强度的表征指标,运用GIS软件和经济计量模型,探讨了1996~2008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城市间土地开发强度差异明显,并且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形成了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高强度地区,这与目前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相吻合。同时,经济增长、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之间显著正相关,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短期内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土地管理政策的影响尚不显著。今后,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政策和城市规划,合理推动城镇化和城市产业布局,才能使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保持在合理水平。将为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对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效应及驱动因素研究

为推进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的绿色转型,实现交通运输业发展与碳减排的协调共进,将Tapio脱钩模型和LMDI因素分解法相结合,分析了长江经济带2004～2018年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与交通能源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情况以及脱钩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总量与人均碳排放量均呈上升趋势,石油类能源消费碳排放占交通碳排放总量的比例高达95.51%;(2)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脱钩以“弱脱钩”为主,部分年份出现“连接增长”和“扩张负脱钩”,脱钩状态稳定性不高,长江经济带交通业经济发展整体上仍未摆脱对交通能源碳排放的依赖;(3)交通行业规模、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起抑制作用,交通能源强度与能源结构对交通碳排放脱钩起促进作用,其中经济增长效应是阻碍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促进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提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交通能源消耗结构、推动科技创新以及加强交通需求管理等相关建议。     

土地利用变化及林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制度与方法实证

土地利用变化及林业(LUCF)活动是生态固碳最重要手段。研究确定LUCF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制度和方法,对平衡碳排放、开展全国统一碳市场交易具有重要基础作用。在综述LUCF温室气体核算理论和方法基础上,借鉴IPCC指南和《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推荐的基本方法,构建了符合地域特色的LUCF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制度和方法。采用2014年第九次国家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以全国低碳试点省陕西省为实证对象,初步核算了陕西省LUCF温室气体的净排放量,并从排放能力、排放结构和空间特征等角度揭示了陕西省LUCF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征。结果显示:(1)2014年,陕西省LUCF温室气体净吸收量为1 698.42万t CO_2e,其中森林及其他木质生物质碳贮量净吸收1 852.67万t CO2e,森林转化净排放154.25万t CO_2e。(2)乔木林等优势树种,是陕西省LUCF温室气体排放中重要的固碳源(吸收源)。(3)陕南地区是重要固碳贡献区,陕北地区森林固碳能力较差。最后,针对LUCF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制度和方法不够完善、森林固碳能力差异较大、区域固碳分化严重等问题,提出了健全温室气体核算制度、平衡森林资源空间分布、改善固碳树种结构等加强陕西省LUCF活动应对气候变化统计核算制度和能力建设的基本措施。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省际差异视角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当前我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以中国30个省级单位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从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省际差异视角出发,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有效性,并对该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试点区与非试点区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均值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但试点区的碳排放强度值总体呈下降趋势,非试点区则略有上升,说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优于强制性减排政策;(2)双重差分法结果证实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且地均GDP、能源强度和工业结构等控制变量对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进一步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对能源强度的相对下降,最终起到抑制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的作用。     

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特征与影响机理

文章基于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使用空间相关分析、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等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程度、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京津冀地区约65%左右的流动人口实现了家庭式迁移,一次性举家迁移已成为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过程的主要模式;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比重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以北京、天津、张家口为轴线的高比重区域,其它地区则以地级城市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个体层面的性别、婚姻、年龄、流入时长等因素及家庭层面的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平均年龄、子女数量等因素均对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状态有显著影响,且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表现出明显的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偏好。     

中国省际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适时提出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调整以往过多的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扭曲,研究同一个国家不同省份之间资源要素协同问题的方法可以为提出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基于此,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空间面板数据进行测算,提出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框架,运用GeoDa软件刻画我国省际碳排放强度时空关联及其局部空间差异的波动性,将STIRPAT模型和EKC模型相结合检验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特性,揭示我国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的一般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与分异并存的时空分布特征,碳排放强度水平相近的省区均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空间集聚现象,我国省际碳排放强度存在俱乐部收敛的演进特征。我国省际碳排放强度存在空间溢出性特征,我国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分异与跃迁的形成与演变是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提出分区域、有重点的区域协同减排措施,提升区域碳排放协同治理的效率。     

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催生经济集聚,化石能源消耗增多引发碳排放形势愈加严峻,探索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本文以2004-2016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的6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创新性地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城市是否有铁路通过、2003年各城市是否有机场、各城市历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经济密度异质性下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②相对于低经济密度城市,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的降碳效果更为明显;③经济集聚不仅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环境规制与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中介效应显著;④低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来传导,而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来实现。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推动城市群经济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企业联动合作以提高经济集聚水平。针对经济密度不同的城市治理手段应有所侧重,高经济密度城市应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为主要碳减排手段,而低经济密度城市则应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并最终达到碳减排的目标。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序与空间演变

构建反映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发展内涵的两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以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借助Arc 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定量分析京津冀13市2007—2016年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从2007年13市均处于拮抗发展阶段,到2016年实现较低水平协调,多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②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全局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处于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的城市最多,北京、廊坊和保定三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最为显著,此三地对周围临近城市的辐射能力更强。基于分析结论,提出实现京津冀13市生态文明与城市化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策略:①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化进程,强力推进京津冀"弱势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同频共振",推动京津两地优势资源向河北溢出和辐射。②强化三地的区域协作,促进共同发展,充分利用高水平集聚区的示范效应,带动和提升低水平集聚区协调发展,加强三地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构建共建共治发展平台。③根据耦合协调度"中间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差异,三地政府还需根据自身特色,因地制宜研判和明确发展策略。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进及跃迁机制

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以及环境治理的复杂状况,对中国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的动态监测与预警治理的研究是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关键。文章测算1997—2015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特征及其时空跃迁进行空间统计分析,借助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嵌套模型,揭示在时间和空间推移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强度的时空跃迁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30个省区的碳排放强度在时空分布上并不是完全随机状态,各个省区碳排放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会受到其相临近省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省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与"分异"并存的时空演进特征。(2)中国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趋势增强,具有高度的凝固性和较低的流动性,10个高碳排放强度省区碳排放强度的稳定性将成为制约中国碳排放强度整体跃迁的重点省区,相关省区的跃迁性将成为驱动中国碳排放强度整体跃迁的关键省区。(3)各省区的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过程中存在时空跃迁的驱动模式和制约模式,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强度时空跃迁的驱动机制,不同响应阶段的驱动因素的分位数与碳排放强度时空跃迁类型之间具有很强的嵌套性。(4)根据各省区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及其跃迁机制的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出加强对关键省区碳排放强度的有效监测与治理,加大碳排放的约束力度等差异化的碳减排调控措施。     

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及挑战

该文从农业生产过程和化肥、能源等投入方面计算了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2009年,中国农业总计排放温室气体158 557.3万t CO2当量,比1980年增长52.03％,年均增长1.46％.其中,CH4占总排放的25％,N2O占总排放的52％,CO2占总排放的23％.按来源分析,在2009年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水稻种植排放14 264.45万t,占9％;畜牧生产排放42 709.94万t,占26.94％;土壤排放47 457.81万t,占29.93％;化肥、能源、农药、农膜等投入引起的排放54 125.11万t,占34.14％.2009年农业GDP排放的温室气体为2.98 kg/元,粮食排放的温室气体为1.5 kg/kg.在2008年,牛肉排放的温室气体为28.54 kg/kg,羊肉为15.5 kg/kg,猪肉为1.49kg/kg,禽肉为0.54 kg/kg,牛奶为1.04 kg/kg,禽蛋为0.83 kg/kg.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单位粮食、肉类和牛奶排放的温室气体都有较大幅度降低.对于种植单季粮食的土地,CO2交易价格为80元/t将使23.27％的耕地退出粮食生产;当CO2交易价格为100元/t时,这一比例高达63.31％.对于种植双季粮食的土地,CO2交易价格为130- 140元/t时,将有50％的耕地退出粮食生产.由于中国粮食生产利润率过低,CO2较低的价格使严重影响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     

对稳定浓度目标下温室气体排放路径的探讨

为研究稳定浓度目标下温室气体排放路径的不确定性问题,应用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评估模型( MAGICC模型)和WRE排放情景的数据对2100年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和550 ppmvCO2当量目标下的排放路径及浓度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目标年浓度的变化取决于起始年至目标年的累计排放量和摊放路径.将排放路径峰值逐渐调整滞后时,为保证累计排放量不变,需在到达峰值后比原排放路径进行更大力度的减排.温室气体浓度在预测期内将逐渐增加,但目标年的结果变化较小,约为浓度变化最大值的1/3左右.将WRE350和WRE450排放路径的峰值分别调整至2020年和2035年时,与原排放路径相比,浓度改变的最大值分别为6.4 ppmv和22.8 ppmv,而2100年浓度的改变值分别为1.9 ppmv和7.5 pp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