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认知与环境治理: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

从漠视环境污染到建设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共赢,公众对于环境生态问题的认知转变代表了国家生态文明程度的提升。将公众认知概括为两种:(1)清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个体无法因其社会贡献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作为公共物品数量的接受者而导致政府是整治环境污染副产品的责任者;(2)清洁环境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个体既是环境公共物品的享用者,也是环境治理进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和监督者,由公众联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成为公共物品数量的决定者而导致合作治理是环境污染的一条有效解决之道。进而用个体偏好及效用函数的不同,来表征两种认知状态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态度与行为差异,在可比场景中推导环境公共物品的治理均衡。结果表明:前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相对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众的环保认识和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往往以环境公共物品数量接受者的身份观望,等待他人推进环境治理进程,政府此时发挥环境公共物品供给责任主体的作用,将有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和效率。后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绝对规模之间密切相关,一个适中比例的群体规模,就可以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群体规模不是制约环境治理效果的障碍,公众认知状态及环境治理的成本投入才是影响环境治理均衡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提出加强环保相关科学知识传播,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使绿色发展投入与公众参与能力相契合;创新环境综合整治举措,使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得以健全和完善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指明方向与路径。     

我国环境状况信息公开与公众获取的回顾与分析

环境信息公开是良好的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环境信息公开是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的手段之一,也是增强政府和公众联系的手段之一。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合理的信息公开以及公众对这些信息充分的获取,可以促进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和参与,有利于社会对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监督,可以促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保护职责,促进企业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文对我国环境状况信息公开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简要回顾,对当前环境状况信息公开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评价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改善的建议,同时对我国环境状况信息公开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治理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近年来环保事故频出和极端天气频现后,社会各界对公众参与寄予厚望,因此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效果的研究具有适时性和重要性。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监督和激励理论,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构建了P-S-A(委托人政府;监察者公众;代理人企业)三层委托代理分析模型,对我国环境治理中没有公众参与、公众事后参与、公众事前参与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赔偿权等不同参与模式的治理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灵活的激励制度和治理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提高环境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公众事后对企业实施低技术类型的监督,如举报企业偷排漏排行为等,反而会产生对政府监督的挤出效应,最终社会整体的环境治理效果不一定最佳;公众事前参与对企业或项目环境决策实施高技术类型的监督,如公众参与环评等举措,则会更有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环境治理效果;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索赔权,则是改变目前我国环境"软治理"约束的根本性举措。     

基于调查实验法的治理主体与环境治理评价研究

环境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对于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在PPP改革项目中,政府和企业同为提供服务的主体,谁的工作更能得到信任,谁的工作更能提升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这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一致的回答。本文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以H市环卫改革为例,探究在PPP改革项目中,不同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并且基于KHB分解法验证治理主体影响公众评价环境治理效果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在PPP项目中,企业治理主体会使得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更高。接受企业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与接受政府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相比,前者比后者对环境治理的评价高0.110 5分。其次,企业信任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中介效应,25.48%的贡献来源于企业信任的中介影响。再次,公众治理效能感知也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17.98%的贡献来源于公众的治理效能感知。最后,媒体介入在治理主体与公众对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正向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PPP改革项目作为合作治理的模式之一,若想提高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在PPP项目运营过程中,作为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的最终责任主体,政府在财政融资、项目招标、运营管理、行业监管等环节应不断改进,并同时注重信息公开和媒体宣传。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环境问责与投诉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自上而下的环境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环境投诉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当前环境治理创新的显著特征。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改善了环境治理的客观绩效,还影响了公众环境满意度,提升了环境治理的主观绩效。文章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和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认知或判断,对其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众对环境问责的认知是否强化了其对环境投诉的判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发现:①公众认为环境问责越是有力,环境治理满意度越高,认为环境投诉越是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也越高。②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还在其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与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③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前述中介效应在城乡居民间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环境治理满意度更直接依赖于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环境投诉有效性的判断未发挥中介作用,这或许与农村居民环境投诉经验不足有关。文章建议在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加强环境问责力度的同时,还应引进柔性治理技术,推进公众环境参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增强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改善环境治理主观绩效。文章还建议,中国在环境治理、反腐败斗争等领域探索出的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的经验,还可以推广至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公众环境参与：类型、研究议题及展望

公众参与是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历经40多年,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能够展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和相关研究的整体图景,为从公众的角度推动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变提供研究参考。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公众环境参与的内涵、发展和研究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反抗型、政治型和日常型参与三个理想类型,为理解不同的参与表现提供了参考框架。文献梳理发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动机普遍为利益获取、维护公民权益和维护人类环境可持续发展,后两种取向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凸显;影响公众环境参与的因素主要有信任因素、人口统计因素、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等变量,其中信任因素和公众环境意识呈正相关,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三者在影响公众环境行为方面具有强关联性,但人口统计因素和信任因素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公众环境参与面临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和市场的"失灵"以及公众自身能力不足等多重困境;可以从构建多主体、多形式的环境治理模式,为公众赋能和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寻找优化路径。既有研究推动了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也为多元参与环境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思路和理论基础。互联网和环境实践的发展赋予学术研究新的命题,学界应更加关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研究、公众平台和线上环境行为研究以及时空比较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约束能否提升企业ESG质量？——基于文本分析法的经验证据

全面实现地区高质量发展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作为推动该发展过程的核心主体,企业如何实施环保减排措施、承担社会责任并提升治理水平已成为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该研究整理了2010—2020年中国275个地级市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通过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的约束性指标,并明确了“规则导向”和“原则导向”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治理目标约束。实证分析发现：与原则导向相比,规则导向的环境治理目标约束更有效地提升了区域内企业的ESG质量,且这一结果在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外生事件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政府绿色补助、公众环境关注、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社会责任承担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都是规则导向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约束提高企业ESG质量的重要机制。表明区域内企业提升ESG质量的过程,需要政府、公众和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和使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国有企业,以及高度响应政策的企业中,规则导向的环境治理目标约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效果。特别是在环境（E）、社会（S）和治理（G）三个方面,规则导向的治理都有着显著的...     

政府环保形象、互联网使用与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是衡量政府环境治理客观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影响我国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因素是什么?既有研究多聚焦个体层面的特征,或者宏观绩效的作用,鲜有研究注意到政府的形象因素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文章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主要采用Ordered Probit、 Ordered Logit以及OLS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环保形象和互联网使用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1)政府环保形象与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间显著正相关,在短期内难以改善客观环境质量的情况下,提升政府环保形象有助于环境治理满意度的提升。(2)在现阶段,互联网的使用与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政府环保形象与互联网使用间存在交互作用。提升互联网使用水平,政府环保形象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边际作用不断递增。理论上,提出了"政府环保形象"概念,并利用指标对其测量,进一步拓展了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研究视野。该文蕴含的政策启示在于,我国各地政府在继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努力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改善客观环境质量的同时,需要重视对良好政府环保形象的塑造和建设。此外,在大数据时代,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政府良好环保形象的传播。通过不断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改善自然环境状况,积极打造和传播良好的政府环保形象,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能显著得到提升,最终有助于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局面。     

Energy revolution: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The discovery and use of fossil fuels have not only help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fro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industrial civilization,but also caused serious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problems.The earth is calling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and a change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new"energy revolution".A macroscopic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capacity and climate capacity shows that China is in urgent need of changing the extensive developing mode and having an energy revolution.It is foreseeable that fossil fuels will remain the most consumed source of energies in China now and in the next few decades.Although the efficient and clean use of fossil fuels are very important,this is not an energy revolution or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problems.Unconventional gases including shale g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it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climate change,but"shale gas revolution"or"shale gas era"is not suitable to China since 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gas in primary energy structure in China can only be increased by a maximum of 20%.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energy structure from fossil-fuels-dominating stage to multiple-energy-sources stage and then to a nonfossil-fuels-dominating stage is the inevitable future,with the help of great contribution from renewable energy and nuclear energy.Among renewable energies,the proportion of non-hydro renewable energies will gradually increase.Improvement of their market competitiveness(economic efficiency)relie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Renewable energies will be the main energy source for the earth in future.Despite the impact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the whole world,including China,will not give up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Safe,steady,and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ower is a rational choice of China.Transition from nuclear fission power plant to nuclear fusion power plant is the inevitable future.Nuclear energy will be a sustainable energy source and another main energy source of the earth in future.China needs to enhance energy security consciousness,promote energy saving,and change the energy supply-demand patterns,that is the transition from"meet a too-fast-growing demand with an extensive supply"to"meet a reasonable demand with a rational supply".All countries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climate change.Energy revolu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With a wide rang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he win-win cooperation is the only way of overcoming these challenges.     

基于灰色层次分析法的城市复合产业生态系统综合评价

城市复合产韭生态系统是以人为主体而构成的复杂系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新成就.然而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环境问题,造成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不协调.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学术上对城市复合产业生态系统的经济、社会、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做出正确的分析评价,以有助于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现有评价多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但是存在无法科学确立隶属函数的问题.针对这一特点,本文提出了基于灰色层次分析的城市复合产业生态系统综合效率评价方法,并以大连市为案例研究区,从产业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方面做了综合评价.从结果来看,大连市城市复合产业生态系统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为二级,即良好.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节能减排,以提高系统的总体绩效,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三赢.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     

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创新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文明的演替与社会的进步从来都是产业结构的创新密切相连与互动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源于对过去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因此它要求重新审视传统的产业结构。面向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应补充以维护与改善环境为目的的第零产业，和以减少废排放为目的的第四产业，并在此基础上的构建新的产业结构体系。与传统产业的形成比较，现阶段第零产业与第四产业的培育更需要观念创新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

社会多元化与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应急响应的诉求与能力日益加强,驱动着政府职能变革和区域治理方式创新。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依据情景态势调整策略,影响其他主体的治理收益和策略选择,形成复杂的动态博弈关系。本文把握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动态博弈行为特征,确定区域合作治理的博弈支付矩阵与复制动态方程,构建区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分析得出5个可能的均衡点,通过雅可比矩阵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的长期稳定策略集为{(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模型结果分析表明,合作收益直接影响着博弈稳定策略的进化方向,收益大于成本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策略的必要条件,任一方的合作收益小于成本,选择独立行动是双方的占优策略,最终的策略选择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所获取的超额收益、支付成本及合作水平密切相关。合作超额收益增加或合作水平提升时,博弈系统向(合作,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合作成本增加时,博弈系统向(不合作,不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制度规范不健全、组织信任缺失、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等因素影响进化均衡结果,社会组织创新发展氛围尚未形成、自组织性和自律性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提出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的协调机制及培育机制,具体策略包括:明确权责关系、畅通参与渠道、创新合作形式,以及优化管理制度、让渡成长空间和树立社会公信。     

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时空演化及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产业创新指数,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2001～2016年长江经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发展水平时空演化格局及溢出效应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总体增幅迅猛,但空间差异总体呈扩大态势。创新能力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显著,"东强西弱"地带性格局稳固;(2)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长三角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冷点区域增加,环城市群地带形成稳定的冷点区;(3)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细分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状态不一,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呈多核心轴带模式演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呈单中心极化模式演化,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呈多核心组团模式演化;(4)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除人力资源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政策、对外联系水平、创新环境产生明显正向效应。     

European electricity utilities managing energy transition challenges

Energy transitions are a complex technological-economic and social process. Currently, this involves the impact that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as well as social practices can have on the way the energy is used. Therefore, business becomes much more complex and risky. In the particular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cent years were also marked by multiple changes at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text. Changes are already in course posing new challenges to European Electricity Utilities. The question that arises is how these subjects impact the structure, consolida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electricity utilities and which driver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speeding up the change. It is also our aim to understand how companies are responding to transition challenge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ir activities and their healthy stay in the market. In this article we present an insight of this issu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rteen indicators on the seven largest European energy utilities. Results allowed comprising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texts on the variables under study.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Resource-based Cities

Resource-based cities face vital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during thei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a traditional primary industrial pattern, which is resource-based and resource-intensive economy with low level technology and efficiency. They encounter tremendous pressure of un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Resources of such cities are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in addition,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are becoming worse. The cities have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issues and their innovation capacity is inadequat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trategic innovations to realize the successfu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The strategic innovations include innovation of development goals, equal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eco-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y, and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ptimizing diversified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 addition, forming eco-industrial system and changing traditional growth pattern, strategy of resource and industrial substitution and supple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late-comer's advantages of development of new high-tech ecoc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