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环境效率是实际污染排放和潜在污染排放的一种度量。本文运用包含污染排放的环境DEA模型,测算了1998-2007年中国省际环境效率,检验了其收敛情况。结果显示,全国环境效率总体水平较低,省际、区域间差距较大,表明现阶段实行地区间减排合作、推动环保技术在区域间扩散的现实必要性;分别从20032、005年开始,省际、区域环境效率差距逐渐缩小,存在一定的收敛趋势;同时,本文采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环境效率因素,研究发现人均GDP对提高环境效率具有积极影响,而工业比重上升、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以及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就减少地区污染排放、提高我国环境效率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制造业碳排放效率,促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采用2006～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以及高碳制造行业相关数据,通过超效率SBM模型计算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分析其时间、空间变化特征,并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2006～2019年制造业碳排放效率不断提高;碳排放效率呈“下中上游”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差异整体呈缩小趋势。(2)高碳制造行业碳排放效率差异显著,不同高碳制造行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布差异大。(3)行业成长能力、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行业规模、人均GDP水平、城镇化率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行业FDI、工业化水平对其产生负向影响;因素对上中下游地区的影响效果具有差异性。因此,需促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和完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与结构,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引导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西部地区农业资源利用的效率分析及政策建议

农业生产能否持续发展直接决定着,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农业生产活动以土地资源、水资源作为主要的生态要素．并以化肥等作为外界投入要素。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用水占用水总量的70％以上,农业也是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进行生态建设的主战场。通过计算西部地区备省区的耕地、水资源,化肥等主要农业资源消耗系数。对西部地区主要农业资源的科用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西部地区耕地资源的平均消耗系数为2．68m^2／kg粮食,农业水资源的平均消耗系数为1．10m^2／kg粮食．化肥的平均消耗系数为0．078m^2/kg粮食。根据计算结果,提出了提高西部地区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化肥资源利用效率的政策性建议。     

2011—2020年中国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准确分析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与影响因素,可为加快实现大豆生产碳减排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目前,鲜有关于中国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的研究,且尚未有关于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该研究在选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核算2011—2020年中国大豆生产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含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并基于Tobit模型探究影响中国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碳排放总量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3阶段变化特征,2020年大豆生产碳排放总量较2011年提升了47.70%;2020年单位产值大豆生产碳排放为7.48 t/万元,较2011年的5.64 t/万元增长了32.62%;大豆生产的碳排放强度则由2011年的5.16 t/hm²增至2020年的6.09 t/hm²,增长了18.02%。尽管碳排放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黑龙江属于大豆生产碳排放总量大、单位产值碳排放高、碳排放强度高的地区,碳减排压力较大。(2)大豆生产碳排放效率呈先降后升的演变趋势,均值为0.78...     

青虾池塘养殖环境效率分析

为以环境友好型效率标准合理引导青虾池塘养殖生产活动,将淡水养殖对环境的影响纳入效率研究的范畴,以青虾池塘养殖为例,分别运用SBM模型和CCR模型,计算了青虾池塘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经济效率,以及各投入要素的使用情况。并运用相关分析、配对样本T检验和方差齐次性检验等技术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青虾池塘养殖的环境效率（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效率）仅为0476 9,而传统的经济效率（不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效率）为0696 7,前者显著低于后者,且波动性更强。所有的要素投入都存在过量现象。除电费、虾苗和药物投入外,其他各项投入在环境效率中的过量程度均大于经济效率;具有固定成本性质的投入品,如劳动力投入和机械投入的过量程度更为严重;利用率过低致使肥料投入过量程度高于饲料投入。农户资源配置过程中忽视环境成本是根本原因,应引起高度重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时空演变研究

绿色发展效率是绿色发展质量评价的重要参考。基于静态与动态视角分别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及Malmquist指数测度2007～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发展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采用温特线性与季节指数平滑法预测其绿色发展效率。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发展效率为0.882较高水平,呈现从“较高水平较大差距”向“更高水平较小差距”转变的时序特征,但仍低于长三角城市群平均水平;Malmquist均值为1.278,绿色发展效率高增长且总体快于长三角城市群;(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逐渐形成以“雅安-资阳-重庆”与“成都-遂宁-广安”为平行双主轴绿色发展高效率区,“宜宾-泸州”与“绵阳-达州”为两翼绿色发展低效率区的分布格局;(3)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发展效率提升,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技术效率提升的贡献率>规模效率提升的贡献率,并据此将其分为综合促进发展型、专项引领发展型、单项阻碍发展型。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效率地区差异评价

为了对中国各地区工业进行环境约束下的效率评价,采用超效率DEA方法,利用2005~2009年各地区工业的面板数据,对31个省市的工业进行了环境约束下的效率测算,揭示了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各地区间的差异。在进行超效率DEA评价的过程中,利用工业环境影响的社会支付意愿代表环境投入,弥补了过去研究中在处理非期望产出问题上的不足,并通过比较不同模型的评价结果,反映了环境问题对各地区工业的效率影响程度上的差异。根据效率评价结果,利用投影寻踪方法加权评分,反映了各地区工业效率的综合状况,从区域情况来看呈现东部优于中部与西部,而中部优于西部的态势。最后,根据效率评价结果,对各区域中的特殊省份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各地区工业的效率改进建议     

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能源全要素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以节约能源消费和减少CO2排放作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在能源约束条件下如何提高能源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效率问题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必要的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Metafrontier GML指数方法,构建动态综合的污染强度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地区2004—2013年28个省份的绿色能源效率,进而对中国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技术效应进行分解,并对其收敛性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技术赶超、创新和领先效应是显著的,东部地区辽宁省技术"领先效应"并不明显,导致该地区能源效率并未有提高;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明显,但能源效率均有明显提高;而西部地区只存在技术创新效应,此地区的技术前沿与全国范围的共同技术前沿差距较大,特别是此地资源型地区的技术改进效率不高。其次,通过对能源效率的σ收敛和β收敛进行检验,发现中国地区能源效率在2004—2013年存在σ收敛但是不存在绝对β收敛。再次,对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技术"赶超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均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促进作用,但是增强环境规制强度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提高能源效率,对于不同地区需要"因地制宜",特别是对于资源型地区,需加大促进技术创新政策力度,缩小地区技术前沿与全国技术前沿的距离,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     

中国各省环境效率及环境效率幻觉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深刻理解环境效率的含义,本文以全新视角对中国各省环境效率进行测量、分析。首先,基于中国各省农业和工业生产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利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和收益函数的对偶关系,测算2011年至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其次,利用影子价格衡量污染物减排边际成本的优点,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提出的环境效率测度公式,研究各省的环境负荷、环境效率,针对环境效率在衡量经济发展质量过程中的缺陷,提出环境效率幻觉概念,结合二者对全国各省进行综合评判,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的各省环境效率值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整体上环境效率值在东中西部呈递减,但东北各省的环境效率值已普遍低于西南各省,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出现环境效率幻觉的省份较少,但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其数量在增加。再次,利用环境效率的上升和环境效率幻觉的下降判断,中国仅二分之一的省份环境质量在真正好转。最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人均收入以及对外贸易水平与环境效率正相关,政府规制与环境效率负相关,对各地区的影响却呈现出较大差异;政府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且东部大于中部,而西部地区却存在负效应;产业结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西部大于中部,但是东部地区却存在着负效应;对外贸易的继续增加对东中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消极的影响,且东部大于中部,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际水资源两阶段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把水资源利用系统分为水资源利用阶段和污染物处理阶段,在环境规制下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SBM模型,对2001—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和各阶段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然后运用考虑空间效应因素的空间滞后计量模型和空间误差计量模型从人均水资源量、工业用水量、生活用水量、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对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水资源利用第一阶段效率明显高于第二阶段效率,而整体效率接近于第二阶段效率,第二阶段效率决定了水资源利用整体有效性。(2)通过各阶段投入产出冗余来看,水资源污染物产出过多和处理不足是导致第二阶段效率不高的原因。(3)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空间自相关强度显著大于0,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地区为H-H集聚类型,中部和西部为L-L集聚类型。(4)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一个地区的整体效率不仅受本地区因素影响,还受临近地区整体效率的影响。(5)在考虑和不考虑空间效应的计量估计结果中,工业用水量对整体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对整体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加强水资源污染物排放管理,增强污水处理能力;二是实现高效工业用水,减少工业用水量;三是发挥各地区水资源禀赋优势,加强区域合作,优化水资源区域配置,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Evaluation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regions of China

The current status of ecotourism in rural China w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Empirical surveys covering the whole country indicate that ecotourism in rural China has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ts who,however,didn’t generate revenues that can match the number.Although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ose rural ecotourism destinations is high with little negative impacts,several problems have already appeared,suggesting a need to monitor those areas.The current practice of interpretation in most rural ecotourism destinations did not provid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to the tourists.And local communities need more effective ways to decide on the prospects of local ecotourism development by themselves.Finally,a few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ecotourism destinations were provided.     

中国省域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嵌入视角和多层统计模型的分析

基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理论和社会嵌入性理论,概括了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社会嵌入性的认知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以资源环境经济因素为层一变量,以社会嵌入性因素为层二变量,运用多层统计模型解决了中国省域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问题;利用中国省域的1998年到2013年每个省的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能源消耗、用水量、污染排放指数、国内总产值数据,基于超效DEA方法,测算了中国省域的环境效率;实证分析了嵌入性视角下中国省域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域之间的环境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环境效率的整体差异中,高达90%的份额是由各省环境效率的社会嵌入性不同造成的。显著性直接影响因素为:人均GDP、物流关系嵌入正向影响环境效率,第二产业比重、节能性政治嵌入负向影响环境效率;显著性间接影响因素为:自然保护性政治嵌入增加将削弱第二产业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负向关系,资金流关系嵌入增加将加强天然气使用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既是显著性直接影响又是显著性间接影响因素为:认知嵌入既能直接正向影响环境效率又能削弱天然气使用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中国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不仅要考虑资源环境经济因素,还要考虑社会场景因素(嵌入性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并且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环境效率的长期稳定提高。此外,本文也是建立适合社会嵌入性理论实证分析方法的一种尝试,实证结果有助于改善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嵌入性理论缺乏实证分析的局面。     

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不断增强。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绿色高效是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构建反映城市经济增长、社会效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绿色效率体系,并利用DEA作为工具来监测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效率。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但是有逐步改善的趋势。将城市绿色综合效率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相比规模效率,技术效率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绿色城市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长江经济带城市要改变目前效率低下的现状关键在于提高技术效率,推进城市的创新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对投入产出的冗余度与不足度进行了分析,并解释了低效率的根源。从资源投入的冗余度来看,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技术资本水资源,长江经济带资源利用率低,存在高投入、高消耗的问题,加快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应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从期望产出不足度来看,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长江经济带目前总体发展模式还是追求经济产出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经济运行的质量与社会效益。绿色效率不高主要集中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过度排放方面,其中环境问题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提高绿色效率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应共同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改革创新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推行环境保护市场化,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这关系着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的提高与生态文明示范带的实现。     

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研究

中国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的时间位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时期。环境保护税法规定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的税率区间,因此实际执行的税率存在优化的空间。虽然征收环境保护税是为了达成环境目标,但是该项税收同样可以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目标。本文拟对环境保护税这一市场化的环境政策价格工具进行优化,从这一崭新研究视角切入,探讨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原则,以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方法基于一个包括企业、政府和消费者的世代交替模型,各经济主体进行分散化决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政府向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且治理污染,消费者的内生寿命受到污染存量和人均产出的共同影响。根据市场均衡条件,本文得到描述物质资本和污染存量动态变化的非线性差分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解析证明和数据模拟。研究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同一个环境保护税率无法同时实现经济产出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意味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需要抛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策思路,转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确定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政府提高环境保护税率,可以实现由经济产出最大化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转变。第二,相较于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税率,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转移路径上会造成各主要变量较小的波动,并用一定的经济产出换取更多的物质资本、更优的环境质量、更长的人均寿命、以及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支持了前述政府需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确定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结论。第三,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基准模型中的数值为1.96,但污染物的异质性会影响最优税率的数值。污染物较低的自然扩散速度、较严重的健康损害程度、较高的治理技术水平都会提高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第二,通过提高环境保护税率体现发展理念的转变。第三,促进医疗卫生和污染治理技术进步。     

中国三大经济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

三大经济区域能源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我国总体能源利用水平.通过研究能源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关系,可以较好分析能源效率提高的原因,从丽为全国节能工作提供有益的建议.本文将知识存量纳入生产函数,使用1995-2008三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选取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出三大经济区域的能源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回归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各指标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能源效率普遍要高于环渤海区域;2007年经济危机导致三大经济区域能源效率降低,同时却迫使产业转型,技术进步增长较快.另外,能源效率的改善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增长都可导致能源效率的提高,但技术进步由于回弹效应使得影响值较小.据此,本文提出了在分解节能目标时要考虑地区差异、处理经济危机时须防止能源消费反弹等政策建议.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air quality during major social event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major recent social events in China, such as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2010 Shanghai World Expo, 2014 Nanjing Youth Olympic Games, and 2014 Beijing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mandatory, temporary, and indemnificatory quantitative policies aimed at protecting air quality, which were carried out by both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mad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to changes and improvements in air quality. To some exten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ommand and control measur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tecting air quality, while the law and economic and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safeguard measures do not during major social events. Therefore, it reminds us the air quality could and will improve not only during major social events but also in the regular days if we implement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基于DEA与ESDA的中国国家级贫困县发展效率的测度与时空演化研究

本研究从发展效率角度出发,以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2002和2012年中国国家级贫困县的发展效率,并基于GIS空间分析法对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国家级贫困县覆盖的面积在扩大,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和西北地区的甘肃省成为目前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和难点地区。第二、特色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是国家级贫困县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贫困地区往往具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自然景观资源等,利用好上述资源可以促使贫困地区真正实现经济的成长发展。2002年DEA有效的贫困县主要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通过相关资源的开发已经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内生式增长",而且这些地区基本都已经退出了国家级贫困县的范畴。贵州和甘肃等各类资源非常匮乏的地区成为DEA效率最低的国家级贫困县集中区。这两个省份地理位置闭塞,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禀赋贫乏,缺乏可以支撑经济内生发展的支撑。第三、DEA有效和DEA效率偏低的贫困县都表现出一定的空间相关性。根据贫困县的空间临接性,采取集中连片的扶贫开发政策符合贫困县的实际情况。第四、2002-2012年间,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的热、冷点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级贫困县的经济发展态势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Paleoecology and dynamics of forest ecosystems in Central Evenkia during the past 2400 years

New data on the composition of surface assemblages of plant macroremains from soil and swamp samples have been obtained in the study of geomorphologically different local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Nizhnyaya Tunguska River. The results of paleocarpological analysis of forest soil sections supported by relevant palynological and geochronological data are presented. Natural changes of the forest cover over the past 2400 years and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leoclimate during each stage are described.Translated from Ekologiya, No. 1, 2005, pp. 3–10.Original Russian Text Copyright © 2005 by Koshkarova, Koshkarov.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