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共治模式下绿色消费法律制度的规范建构

消费问题是环境问题的核心,受消费欲望驱使的非理性消费行为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强调在资源投入、生产制造、产品选择及回收利用过程中贯彻绿色消费理念并构建绿色消费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无疑是改变非理性消费行为并进而摆脱环境问题困扰的必然选择。但消费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决定了绿色消费法律制度的建构绝不可脱离环境治理模式而孤立存在。作为现代环境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环境共治在依靠行政主导型或市场自决型的治理模式难以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强调和谐善治、统一法治及多元共治等价值理念,并涵盖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方式协作性、治理规则开放性、治理成果共享性等内涵特征,为绿色消费法律制度建构提供了理论机制。当前绿色消费法律制度运行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如法律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足、法律规范的协同性不高、政策与法律的融洽性不强、法律治理结构的均衡性不够等,不仅整体影响了规范绿色消费的效果,也削弱了法律制度的支撑功能。为破解绿色消费法律制度建构困境,应遵循环境共治模式,明确绿色消费法律制度建构的规范取向,即以系统化法律安排为主线,逐步实现法律价值标准的协调一致、法律规范的协同发展、政策与法律的和...     

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的争议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产业绿色转型需要增量成本与差异化调控,而营商环境优化则要求降低企业成本与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致使优化营商环境进程中,法律规范存在重“形式平等”而轻“实质平等”的现实。只有实现营商环境法治化,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产业绿色转型中的权力职责与权利义务,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质平等需求方能真正落实。然而,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营商环境法治化就是限制公权力与产业绿色转型仅需补足经济成本两种误区。应当明确,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并非限制政府权力,而是要求政府合理行使公权力,即在法治框架内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有效公共资源。并且,产业绿色转型的经济激励仅能是一时手段,营商环境法治化不应仅关注局部的经济成本,更应为产业发展设置合理的框架与边界,重视产业整体的协调。事实上,产业绿色转型中企业与政府相比更具专业性与技术先进性,具有量体裁衣式的优势,必须构建企业需求导向的营商环境法治化,即分担转型成本与降低转型风险。一方面,分担成本路径要求实现产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共治,包括规范制定、纠纷解决与生命周期;另一方面,降低风险路径需要产业绿色转型的制度激励,既要从主观上增强企业获取价值的确信,又应在客观上保障企业转型风险可控。     

长江(江苏段)沿江开发环境风险监控预警系统

简要介绍了长江（江苏段）沿江开发带的基本情况,从区域环境质量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两方面阐述了建立长江流域（江苏段）环境风险监控预警系统的意义。在总结目前国内外环境风险决策支持系统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论述了系统的目标、总体功能设计、框架设计以及关键技术,探索将地理信息技术运用于区域环境风险管理决策过程的方法,最后提出该系统还需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即追溯最大可信度风险源方法,应急救援系统、区域多环境风险事件的复合作用,发展特定有毒有机物水质预测模型和建立优先控制有毒有机物预警系统。该系统将为江苏长江开发战略提供实用型的环境管理手段。     

论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逻辑进路与制度展开北大核心CSCDCSSCI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强调对环境风险的预防功能,有助于完善环境风险规制体系、顺应司法救济逻辑顺位并回应社会公众预防环境风险之需求。当前,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着偏离司法裁判逻辑、忽视预防性责任主体、受限于损害救济范畴等局限性问题,致使诉讼预防性功能彰显不足。现代社会下的行政机关承担着环境风险规制任务,但风险的科学不确定性必然会使行政权遭遇风险规制难题,美国货运协会案表明对环境风险行政责任的寻求不仅具备必要性,也具备可行性。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当转向以公法责任为基础的公法诉讼类型,强化法定义务主体的风险预防责任,涵盖环境资源利用行为与环境风险行政规制行为。从逻辑进路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当坚持尊重环境风险行政判断的基本立场,确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地位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递补地位,并在诉讼过程中纳入包含环境健康要素在内的风险考量,明确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确立多元主体诉权融合。就具体制度而言:一是在坚持公法诉讼性质定位基础上,作出具备公法属性的立法思路设计,包括立法模式、风险范围及程序规则;二是通过拓宽案件线索来源、诉前程序的类型化、明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及完善风险认定体系这四个方面构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以发挥其环境风险治理监督功能;三是通过细化风险认定标准、引入不同方式的诉前程序、完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及增加司法听证程序来重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现诉讼预防性措施的优化适用。     

离子膜烧碱工程环境风险评价与防范措施

近年来,全国各地有毒气体泄漏、火灾爆炸等事故时有发生。人们逐渐认识并越来越关心重大的突发性事故造成的环境问题,同时也加快了人们对化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的步伐,使我国防治环境风险的工作进入高潮。本文以滨州一离子膜烧碱项目为例,从风险识别、风险源项分析、风险计算、风险预测等方面对项目存在的风险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以降低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试论女性环境责任行为形成的影响因素与路径

女性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参与者和环境风险的主要承受者,具有特殊的需求、作用与价值观念,她们理所应当成为环境建设的主力军,然而,在当前的环境建设中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本文指出受教育程度偏低、接受环境信息渠道有限、环保习惯养成困难、深层社会责任感导向形成困难、常被排斥在环境决策之外是影响女性环境责任行为形成的主要因素。文章进而从切实提高女性社会地位,重视女性在环境决策中的发言权;大力开展环境教育,提高女性环境保护意识;发挥女性聪明才智,倡导健康、文明、朴素的生活方式;拓宽女性参与的渠道,积极培育女性环保组织等四个方面对促成女性环境责任行为的路径进行探讨。     

制度环境变迁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路径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应承担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为生存而适应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伴随着制度环境变迁,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无意识期、启蒙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建国以来,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均出现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功能的“失范”,即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办社会”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下的凸显“经济人本性”.当前,企韭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凸显和社会公平公正期望的提升,使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中国变得日益紧迫、上下关注.党发出了“科学发展”的号召.科学发展这一制度环境,是对中国企韭承担社会责任的期待.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则亟待制度化建设保证,即要求企业产权制度明晰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科学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化,企业社会责任监督主体多元化.     

环境健康的权利进阶与立法展开 ——兼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完善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不但要尊重并认同环境要素的内在价值、尊重并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良好状态,更要保护人类的健康。只有“人”与“环境”都受到了保护,都不因对方而受到损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环境健康权是环境健康利益的权利表达,也是健康权与环境权在主体、客体和内容上的全面对接和融合的结果,反映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环境健康权的损害往往表现为环境要素、环境功能与公众健康的共同损害,环境要素的损害是因,环境功能和公众健康的损害是果。通过规范人们的环境行为,保护公众免受环境有害因素侵害、预防环境要素的损害,维持和改善生态功能,是保障环境健康权的应然路径。国际环境法制已将公众健康从保护对象提升为一项重要的法律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司法适用。保障环境健康权也成为我国环境法制的新趋向,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仍缺失对环境健康权的宣示,也缺乏更多、更完备的环境健康权保护制度设计。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应该赋予《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新的历史使命,让它成为保障环境健康权的一道制度城墙。通过吸收国际环境法制发展成果和借鉴我国《环境保护法》等先进立法经验,我们应将保障环境健康权确立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最终立法目的,建立全覆盖的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殖许可制度和人工繁育重点野生动物用途管制制度,针对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开发、利用、消费行为,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保障环境健康权的野生动物分类制度和从源头到末端的交易管理制度。     

论环境公共决策中风险沟通的法律实现——以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当前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根据引发事件事实状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事前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事后救济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所抵制的是有关环境风险的决策结果,实质上是在主张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认知风险的权利。着眼于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针对的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主要运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与公众参与权利的实现入手,探究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的根源,寻求化解之法治路径。当前环境公共决策在结构和程序上呈现出封闭性,与决策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被排除在外,其认知风险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风险沟通不畅导致社会可接受的风险共识不能形成,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引发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由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环境公共决策中专家的理性地位被动摇,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诉求更为强烈,其对风险的认知直接决定了对最终决策结果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政府无法独占风险决策地位。在社会层面形成具体风险认知的共识以便决策结果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成为环境公共决策取得实质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化解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在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为此,环境法应当将公众作为环境决策的合作者,要求决策者主动、全面公开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对公众意见给予及时充分的回应,寻求其理解和支持;实现环境信息公开的风险沟通功能;通过程序性的设计促进风险沟通的实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当前有关立法已反映出对风险沟通的重视,但只是萌芽。     

环境司法专门化视阈下环境法庭之检视与完善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我国积极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庭体系。这一体系由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合议庭、环境保护巡回法庭以及为数不多的基层环境保护派出法庭构成。目前的环境法庭主要采用三加一模式、三合一模式、二合一模式以及单一模式等四种审理方式,在缓解环境案件审判压力、公正审理环境案件、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提高环境司法水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亦应注意到,现有的环境法庭存在诸多问题:基层人民法院缺少法定权限,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缺少设立环境法庭的程序性依据,致使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合理的机构建制,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不甚科学;受案范围有限和受害者起诉意愿不足,致使案源不足;特别程序缺失,监测评估机构缺乏中立性,审判人员专业性不强,致使支持保障机制不健全。为此,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庭:首先,为环境法庭建设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规范环境法庭的设立、职责定位及基本权限等事项,将环境法庭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其次,健全环境法庭体系,着重健全环境法庭审级设置,同时完善地域管辖;再次,改进审判模式,健全多审合一程序;再次,拓宽案件来源,合理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扩大受案范围,完善鼓励起诉机制;最后,完善支持保障机制,针对一审程序设立专业陪审员,针对二审程序设立专家委员会。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Motivation of Japanese companies to take environmental action to reduce thei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motivations of Japanese companies to take environmental actions to reduce their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we used FY2006 research data and questioned Japanese industries regarding their reduction of GHG emission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that voluntary targets set by industry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requirements, and advance responses to possible future regulations can positively influence environmental actions for GHG emission reduction; however, cost reduction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cannot.

环境暴露风险评价在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中的应用

我国目前在区域环境质量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常规评价指标无法表征特征污染物对区域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的暴露风险。以环境暴露风险理论为基础,对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大气、水及土壤构建复合环境要素综合评价模型,评价结果显示保护区的综合判别值为12.68×10-5 a-1,高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值1.0×10-5 a-1,且地域差异比较明显,其中保护区北部农药厂周边地区潜在健康风险最高、东八里庄附近次之、而后蒲棒村周边相对较小。最终根据评估区域内环境暴露风险评价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防范和治理措施,为保护区环境暴露风险的预警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江苏省第三产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

运用比较分析法指出江苏省在第三产业高度发展的同时主要存在的资源环境问题。在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特点及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以餐饮业为例进行进一步说明,最终提高人们对第三产业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视。     

An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exerted by the eucalyptus-based kraft pulp industry in Thailand

The study reported here focuses on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exerted by large-scale eucalyptus-based kraft pulp industry in Thailand.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greenhouse gases, acidifying and eutrophying compounds and tropospheric ozone precursors, human toxicity compounds and solid waste associated with the kraft pulp industry. To this end, we performed an environmental systems analysis of the kraft pulp industry system in which we distinguished between two subsystems: the eucalyptus forestry subsystem and the kraft pulp production subsyste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is caused by the kraft pulp production subsystem rather than by the eucalyptus forestry one. The chemical recovery unit was foun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carbon dioxide (CO₂) and sulfur dioxide (SO₂) and responsible for more than one-half of the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and acidifying compounds from eucalyptus-based kraft pulp production in Thailand. Biomass combustion in the energy gene ration uni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nitrogen oxide (NO _x ) and carbon monoxide (CO) which in turn are responsible for over 50% of the emissions of tropospheric ozone precursors. About 73% of the eutrophication is caused by biological aerobic wastewater treatment emitting phosphorus (P). With respect to the eucalyptus forestry, only fertilizer use in eucalyptus plantations is a relevant source of pollution through the emission of nitrous oxide (N₂O) and phosphate (PO ₄ ³⁻ ).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面临着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并重的转型困境。在这一转型背景下,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每一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激励或制约。本文通过对官员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分析,环境治理合作的群集型网络和松散型网络的探讨,以及对邻避抗争与公民参与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自身环境治理行为的选择受到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彼此权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结果的制约;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地方政府与民众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情况和协商缓解机制建立与否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需要在构建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相兼容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高度集群型协作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以及民众对地方环保政策的参与机制和邻避冲突的缓解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构建起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四维一体"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针对不同政策类型工具的有效性,很多学者已经运用多种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数学者只关注其中某一种工具的治理效果,同时考虑所有政策工具效果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首次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工具在当前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下的相对贡献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工具和市场激励型工具仍然是当前中国治理环境污染最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公众参与型工具和自愿行动型工具的有效性相对较差。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首先,中国政府不仅需要构建完善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更需要加大环保执法投入,提升环保执法的主动性;其次,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型工具,建立更加弹性化的排污收费标准和更为严格的排污惩罚制度,推动排污权交易制度更广泛地实施;再次,积极推动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降低社会公众的参与成本,使得社会公众能更加便捷地参与环境治理;最后,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企业发起自愿性环保项目,对于推动环保标准的提升和环保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加强居民、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全社会环境问题的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充分运用命令—控制、市场激励、公众参与、自愿行动等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治理措施,形成一个有机、有序的环境治理体系,才能提升所有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福建省“十二五”期间临港石化产业环境风险及防范对策初探

重点分析了福建省十二五期间临港石化工业发展在围填海、污染物累积、事故性排放等方面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从加强环境跟踪评价、突出特征污染物的总量控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设置、加强环境监管机构的设置等方面,提出十二五期间福建省石化工业环境风险防范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