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中国城市居民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1989-2009

研究工资领取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文献较多,然而,关于自雇者的收入差距及贫困问题的研究却受到忽视。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检验了1989-2009年间我国自雇者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趋势变化。本文首先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进行了分组分解,分组选择了四个标志,分别是教育、行业、地区和性别,这样的分组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某些具有政策性意义的问题,然后使用Mookherjee方法对广义熵指数进行了组内不平等、人口比例、平均收入的变动分解,利用Ravallion方法对贫困指数进行了组内、组间及交互效应的分解,研究发现:进入本世纪以来,自雇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态势,贫困率居高不下;熟练劳动力的回报相对上升、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构成了自雇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趋势变化的主要成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组内不平等而言,教育和地区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贡献较大,非熟练劳动力、中西部自雇者和服务行业的贫困上升是导致自雇群体总贫困上升的决定力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

近年来,中国CO2排放置显著增加,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碳税作为最有效的经济手段之一,适时开征,不仅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要求,也是中国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的要求.本文根据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能源消费量及相关系数对相关能源产品使用产生的CO2排放量进行了核算,并依据国际实践经验拟定了三种不同情景的碳税税率.利用1999 - 2007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影响.研究表明:①征收碳税会降低社会总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从长期看,随着碳税体制完善,税率逐步提高,这种消极影响将逐渐减弱;②征收碳税可以提高能源的产出效率,降低能源要素的使用,减少CO2的排放;③碳税税率提高会减小劳动和资本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因此,碳税开征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且能有效地调整要素间收入分配.但是受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碳税对中国经济冲击较大,短期内暂不适合开征.     

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因素分解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广义费雪指数(GFI)方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 2000-2008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该方法较之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分解法,克服了它们的缺点,更好的消除了分解的残差项,得到的结果更加精确.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倒“U”型,并且其抑制作用当前有增强趋势,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难以抵消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本文得到当前能源效率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正逐渐增强,而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这与以往的结果不同.为了考察各种因素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的长期规律性,本文首次拟合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瞬时变化率特征,进一步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进过程.     

基于灾害学视角的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

在对水贫困相关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以灾害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中国农村水贫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经济、社会、生态和资源4个子系统共44个指标组成。对2000-2011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进行测算的情况下,将各省份4个子系统风险得分与农村水贫困风险得分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不同地区子系统发展状况,为降低水贫困风险状况,实现子系统的适应性发展寻找方向。进一步了解我国农村水贫困风险的空间分布状况,利用有序聚类,对31个地区进行分类,将农村水贫困状况分为3类:高度风险水贫困、中度风险水贫困、低度风险水贫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水贫困状况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地区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大部分省(市)农村地区属于中高度风险水贫困状况,低度风险水贫困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地区社会配套设施完善,水贫困风险压力较小,但应积极协调各系统综合发展,降低子系统灾害风险,实现农村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演化的产业变动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具有深刻的产业变动原因。以人均GDP为基本指标,通过对基尼系数进行产业分解和对泰尔指数进行地区分解,深刻分析了1990~2004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地区构成和产业构成,揭示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演变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地区集中因素。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而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又是推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导性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制造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中西部地区逐渐沦落为以农业与采掘业为主的外围区域,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也由此持续扩大。基于此,认为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缓解非农产业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选择性转移、转移成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由城镇正规、非正规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的农村劳动力择优向城镇转移情形下的三部门经济生产和分配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存在极强选择性和具有高昂转移成本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根据模型对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择优转移和转移成本会内生性地引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中相对优质的劳动力进入到城镇就业,在给城镇居民带来更多回报率较高投资机会的同时,而农业则由于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出而大大延滞了其发展速度,这种"一促一抑"、"一荣一损"的内在机制势必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转移成本的存在会放大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进一步地,通过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随机转移和劣者淘汰不同情形下我国可能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对比的反事实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劳动力很强择优转移的特性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贡献了约1/3的份额,而往返流动的转移成本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产生了大约1.2倍的乘数效应,这是本研究得到的两个重要量化结果。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建议要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便利条件,为城乡间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便利渠道,需要将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很好地结合,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活力以让农村能人能够在当地更好地施展才干。     

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实证研究

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尚属空白,分别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结合对应分析的方法,对这些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后者能够明显的揭示出我国碳税政策效应的差异性。研究表明：除大西北地区外,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效应由西至东逐渐增强;碳税在各区域都导致资本要素在总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增加,劳动要素的分配份额降低,但该效应在大西北地区较弱。因此,制定我国碳税政策除了借鉴以碳税效应产业差异为导向的“欧洲经验”以外,还应该注意区域差异,对中西部地区相对倾斜的区域差异性碳税政策可以在控制碳排放的同时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     

最终需求拉动下的CO2排放驱动因素研究:1997-2007

我国要实现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的减排目标,有赖于正确判断相关因素对我国CO2排放的影响强度和作用机理.减排目标的实现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从生产层面到消费层面,从结构因素到效率因素都有涉及.本文从最终需求的视角,同时考虑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因素,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和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分解法,考察了1997-2002、2002 - 2007年两个时段相关影响因素的变化对总排放变化的总贡献和部门贡献.研究结果表明,最终需求总量的不断增长是拉动总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重化工部门能耗强度的降低是促进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部门中间投入技术的变动是影响总技术效应的主要部门因素;能耗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构成的变化所技动的减排效应量波动状态.文章提出减排不仅要从生产层面更要从消费层面下功夫,不仅要提高技术效率还要注重调整结构.     

“十三五”中国城镇化六大转型与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是引领"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在对中国城镇化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以人为本不够、城镇化效率不高、绿色发展不够、城镇规模结构不平衡、市场化不足、协调发展不够六大问题。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文章认为"十三五"期间城镇化要实现健康发展,需要推动六大转型:(1)通过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并行的市民化二维路径,实现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2)通过土地价格市场化、提升人力资本、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来提高土地、劳动、资本的使用效率,实现从低效利用要素的城镇化转向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城镇化;(3)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现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城镇化转向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镇化;(4)通过依托城市群这一平台,实现从规模结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不协调的城镇化转向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城镇化;(5)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作用充分发挥的城镇化;(6)通过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从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产城脱节转向"四化同步"、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式。     

Impact of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 Provincial-level Analysis

Abstract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has documente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income disparities that accompani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is.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its turn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as a consequence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avings,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It start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different caus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come inequality may affect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discusses to what extent these causal relationships may be relevant in the case of China. Next, provincial data for the year 2002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fferent el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ncome inequality does not affect aggregate savings levels. Rising inequality, however, contributes to lower health and possibly also to higher fertility levels. It also lowers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in agriculture and therefore is likely to reduce water pollution. Other type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re not affected.     

Impact of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 Provincial-level Analysis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has documente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income disparities that accompani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is.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its turn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as a consequence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avings,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It start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different caus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come inequality may affect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discusses to what extent these causal relationships may be relevant in the case of China. Next, provincial data for the year 2002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fferent el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ncome inequality does not affect aggregate savings levels. Rising inequality, however, contributes to lower health and possibly also to higher fertility levels. It also lowers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in agriculture and therefore is likely to reduce water pollution. Other type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re not affected.     

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及其格局演变:1995—2014

利用"自下而上"法核算1995—2014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旅游业碳生产率,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等指标衡量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995—2014年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大,其年均增长率为2.07%,旅游业碳生产率具体数值由1995年的1.120 1万元/t增长至2014年的1.653 0万元/t;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明显,但区域绝对差异和区域相对差异均逐步缩小;旅游业碳生产率空间分布不均,总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旅游业碳生产率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正空间自相关性,以及局部的不连续性;旅游业高碳生产率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以北京、天津、河北为主要代表;旅游业低碳生产率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以新疆、青海和陕西为主要代表;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整体水平较低,多数省区位于旅游业低碳生产率行列,研究期内旅游业低碳生产率的区域重心逐渐由西部向中部转移。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针对性建议:政府应制定低碳旅游相关的系列标准规范、行动方案以及保障性政策等,同时应加大对先进低碳技术和低碳设备的引进与推广;各省区应秉持低碳发展理念并将其融入目的地开发与管理之中;旅游企业应积极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和新技术,研发低碳旅游系列产品与服务;加大宣传生态环保理念,引导旅游者树立低碳旅游意识,优先选择低碳旅游景区和低碳出行方式,自觉抵制高碳排旅游活动。     

Historical change of heavy metals in urban soils of Nanjing, China during the past 20 centuries

Two typical areas, including once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quarters of Nanjing, China, were studied by investigating soil properties especially heavy metals of soils in various cultural layers formed in different Chinese Dynasties. The age of the soil profiles was dated by both archaeological and 14C chronological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rban soils in the old commercial/workshop quarter of Nanjing were generally contaminated by heavy metals Cu, Zn, Pb, but their concentration levels varied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cultural layers formed in different dynasties. The substantial increase of heavy metals appeared in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i.e., South Dynasty (222-589 AD), the earlier Ming (1368-1644 AD) and the late Qing (1644-1912 AD) in one area. The tremendous input and storage of heavy metals in soils was explained by the primitive smelting and the strengthened metal processing activities, which might be due to the requirement of weapon making or other industries, in the changing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s. Soils in the once noble political, cultural center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heavy metals. The differ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eavy metals revealed the contrasting history of the site uses. The change of contaminant level in soils is believed to be a reflection of various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city during the past 20 centuries.     

137Cs budget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0s in a small drainage basin o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A sediment profile with a thickness of 28.12 m in a failed reservoir in a small catchment of the Yuntaishan Gully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consisted of 44 flood couplets deposit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60 to 1970 with total volume of 2.36 x 10(6)m(3). Specific sediment yields for a flood event varied from 300 t km(-2) to 14,400 t km(-2) and annual sediment yields varied from 2500 t km(-2) in 1966 to 40,000 t km(-2) in 1964 with a mean value of 12,700 t km(-2)a(-1) for the period. Average annual (137)Cs concentrations of the sediments increased from 0.92 Bq kg(-1) in 1960 to 4.82 Bq kg(-1) in 1963, then decreased to 1.53 Bq kg(-1) in 1970. The total (137)Cs activity in the reservoir sediments was 9.22 x 10(9) Bq, which accounted for 31.9% of the total (137)Cs fallout precipitation of 2.89 x 10(10) Bq within the catchment during the period. The proportion of the (137)Cs loss from the catchment to the (137)Cs fallout precipitation within the catchment in a year varied between 8.01% and 66.8%, and it was 20.9% for the peak (137)Cs deposition year of 1963 and 52.0% in 1964. By analysis of the (137)Cs budget in the catchment for the (137)Cs peak precipitation period from 1962 to 1964, the (137)Cs surface enrichment coefficient Gamma should be much less than 0.23. And for calculation of soil losses on the cultivated land in the inter-gully area by using the Mass Balance Model II, the value of Gamma should be 0.05-0.1.     

Population collapses in the pre-modern period: case study of the Fuping County,Northwest China

The pre-modern history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Fuping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D 1368–1911) was reconstructed using historical sources. The Fuping County experienced two major population collapses, i.e. the late Ming Dynasty (1550–1640s) and the 1860–1880s. The first one was caused by the great AD 1556 earthquake and the extreme droughts and warfare in the 1630–1640s. The second one was caused by warfare and extreme droughts. As a whole, natural disasters, including extreme drought and great earthquake, were the key direct causes of population collapse, and climatic cooling would be a potential indirect cause.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hat population collapses occurred almost synchronously in the Fuping County and whole China, and the trends of population change were also very similar. Climate–population relationship in China would be valid at finer geographic level, and climatic cooling could be a potential indirect cause of population collapse.     

Evaluation of carrying capacity of city clusters in China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Blue Economic Zone of Shandong Peninsula

The conflict between city development and urban carrying capacity is getting ever prominent. In order to study and predict the restriction factors and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as well as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is region, this study starts from four single factor carrying capacity indicators of water, earth, transportation and environment in the city and its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indicator, evaluates and analyzes its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n papoose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its carrying capa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