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间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在对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Panel Data模型,并运用4大区域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支出数据(1991-2008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262,说明东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每增加1%,会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增加0.262%;中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237;东北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145;西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087,可见,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最小。就其他解释变量来说,各地区的人均GDP对其居民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的GINI系数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他地区的GINI系数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没有影响;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对其居民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他地区的城市化率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没有影响。这些充分说明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公平性、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本文还提出了如何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提高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的对策措施。     

中国城镇化与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研究

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1996年以来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同时,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各区域城镇化水平与居民生活直接用能存在差异。本文探讨2000-2011年间城镇化进程对各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的影响规律。根据Divisia指数分解法,将居民生活直接用能变化分解为人口增长效应、城镇化率增加效应、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变化效应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变化效应。着重分析了东、中、西部区域城镇化率增加对区域生活直接用能总量变化、各类型能源品种变化的贡献及边际贡献。结果发现:12000-2011年间,城镇化进程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的贡献分别为4.2%,20.6%,4.1%,-0.01%,人口结构的变动对中部居民直接用能的拉动作用明显;2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各区域间生活直接用能贡献差别不大,其中,对东部区域增量贡献最小;3与其他区域不同,中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煤炭消费有增量贡献;东、中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油品消费增量的贡献是西部区域的3-4倍;东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电力消费增量的贡献接近0;4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油品消费增量贡献分别是中西部区域的1.9和2.3倍;对天然气和热力消费增量贡献的情况类似,均是西部区域最高,是东部和中部1.4-2.6倍。研究结论对城镇化进程下开展区域能源管理、节能减排具有指导意义。     

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省份为例

高效能源利用是推动工业发展,进而促使城镇格局演化的重要催化剂,同时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对工业能源的消费结构和利用效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必将影响到低碳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生态责任目标的实现。选取2003—201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能源工业投资、工业总产值、城市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等影响工业能源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研究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和相应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明显优于云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云南和贵州2012年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2003年上海、浙江的城镇化率,显示出长江上游和下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水平差距。(2)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存在两个结构变化点,分别为36.9%和48.3%。(3)在第一个门槛点前,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抑制作用,前期城镇化的发展导致资源和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得到提升,从而抑制工业能源消费。在越过第二个门槛点后,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正向作用,此时工业的发展和生活消费水准的提升对能源消费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和工业低碳化的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快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份联动发展,缩小城镇化发展差异;针对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引导和控制工业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协调城镇化进程和地区工业能源消耗,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本文就如何更有效率的发挥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作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根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表述,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人口指标、产业指标、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四个角度建立一个新型城镇化指数,然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指数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1)在东部地区硕博研究生层次的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溢出效应远好于对中西部地区;(2)在中西部地区本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好于东部地区;(3)在西部地区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更大。为此本文建议:第一、东部地区应该加大对博士研究生层次的高等教育投入力度,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多高层次人力资源保障;第二、加强中西部地区域内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为高层次人才发挥对新型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供物质基础,逐步缓解在该地区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的问题;第三、根据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相匹配的原则,适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特定本专科专业招生规模,以提升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为中西部地区储备人力资本;第四、根据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薄弱、产业层次结构不高的特点,邀请中东部高校对西部地区开设网络教育课程,以发展适合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点和城镇化进程的非全日制高等教育。     

城镇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与空间效应

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城镇化流动有助于改善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而推动农业发展质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本文基于SBM-DDF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测算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基础上,从常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视角分别考察了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①地区间的农业劳动力要素过剩表现出较大差异。具体,中部地区的农业过剩劳动力高于东部和西部,粮食主产区的过剩量高于主销区和平衡区。②整体上,常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促进作用。分地区显示,常住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为东部和西部;就不同粮食功能区而言,其对粮食平衡区的促进作用最大,然后是主销区和主产区。③区分不同产业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相比于第二产业就业城镇化,第三产业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大;进一步地,第二、三产业就业城镇化对东部和主销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对其余区域均有着显著地正向影响。④空间分析表明,就业城镇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常住城镇化则不存在;实现"就业"和"身份"的双重改变,是实现农业过剩劳动力持久"转身"的决定因素。政策启示在于,本地城镇化是解决农业过剩劳动力的首选;关注包容性社会政策设计,积极引导农业过剩劳动力城镇服务业就业,不失为改善现阶段城乡社会鸿沟,强化非农"转身"稳定性,实现乡村振兴计划的可行方案。     

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指循环经济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模式。根据我国循环经济的内涵、国际做法和国内相关实践探索经验,我国循环经济的产业发展模式涉及生产和消费两个重点领域和四个重点产业。四个重点产业是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绿色服务业和废弃物再利用、资源化及无害化处置产业。循环经济区域发展模式是在区域基础设施体系和生态系统支撑下的两个重点领域和四个重点产业的有机组合和共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基础设施体系也是应用循环经济原理的重要领域。以资源能源离效和环境影响最小为特征。在目前的实践中。我国出现了三种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而引发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转型模式：东部发达地区的自发转型模式、辽宁资源型地区的转型模式和西部地区典型的跨越发展转型模式。     

城镇化对中国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等危害居民健康的负面问题。利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城镇化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率每上升10%,人均预期寿命增加0.37%,新生儿死亡率下降2.48%。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城镇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主要通过提高居民健康意识、促进医疗资源的增加、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等途径增加人均预期寿命,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推进城镇化来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使城镇化真正造福于人。因而,未来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应在西部地区。     

厦漳泉地区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模式研究

城镇化与产业关系密不可分,不同时间范围城镇化与产业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本研究关注厦漳泉地区城镇化发展和产业专业化与分工,探讨快速城镇化与产业的关系,为推动厦漳泉一体化进程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厦漳泉地区城镇化水平由东部沿海向内陆递减,中等或以上水平的县域由分散变为集聚分布,区域整体差异减小,但仍然存在城镇化水平发展不协调现象;(2)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显示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相似性,但三次产业区位熵的集聚表明地区内部呈现较好的产业专业化与分工,表现为西南部农业集聚,东北部第二产业集聚和城市中心第三产业集聚特征;(3)三次产业与城镇化水平分别呈指数、倒"U"型和"U"型关系。部分县域城镇化指数超过0.5后,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第二产业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县域优势产业得到突出发展,产业结构会发生改变,自身城镇发展水平也会收到影响。本研究可为促进中小城镇的发展和产业合理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区域间供给驱动的碳排放溢出与反馈效应

减缓区域间的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对中国协调区域发展和实现绿色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供给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供给视角下三区域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的分析方法,继而测算了2002-2010年中国东、中、西部之间的碳排放溢出-反馈乘数和实际效应。研究发现,在整个研究时期内东、中部对西部以及东、中部之间的溢出乘数有所下降,但西部对东、中部的溢出乘数有所上升。同时,三大地区的反馈乘数则都有所上升。不过,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总量都显著上升,因而各区域各种实际的碳排放效应在整个研究时期内都显著上升。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溢出乘数明显小于中、西部对东部地区的溢出乘数,且东部地区的反馈乘数也几乎一直小于中部和西部。不过,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中、西部,因而东部地区各种实际的碳排放效应在整个研究时期内都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相应的实际碳排放效应。三大地区碳排放溢出及反馈乘数效应较大的部门很相似,它们都以采掘业及相关下游重工业为主,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碳排放溢出及反馈乘数效应较小的部门则主要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为减缓区域间供给驱动的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地区间应当加强在碳减排领域的合作,以此提升区域间供应链的碳排放效率;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应用以提高各部门特别是碳排放密集型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应大力发展清洁型战略新兴产业并严格控制碳密集型产业的扩张,从而优化产业结构。     

西部地区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产业选择

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存在大量返乡农民工和就地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亟待"就业"与企业亟待"用工"凸显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矛盾和产业结构偏差。西部地区调整产业偏差,进行慎密的产业选择,成为必然。通过构建农民工产业供求模型,对农民工产业流向进行理论分析,表明在区域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过渡期以及在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和高端技术产业对资本和技术的偏好,限制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通过运用比较分析法,考察西部产业选择的宏观与微观条件,透析出西部的资源特点、产业发展现状、城镇化水平、非农产业收入状况、非农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在理论模型推导和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选择思路和选择结果,即西部地区应重点发展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旅游和旅游服务业和公益事业。     

基于空间替代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由于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区域性是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之一。一个大的经济体内部差别化的环境保护政策容易导致环境敏感型产业在地区间的迁移,这一过程将引致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变迁。相对发达地区实行更加积极的环境保护措施,在产业的选择上限制污染型产业的发展,这势必将对原有污染型产业产生影响,加大环境保护投资、转行或者外迁是该区域内企业可能的选择。在环境政策不够严厉,产业的选择更为多样的地区,宽松的环境政策甚至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优惠条件,则污染型产业是其发展的可能选择。本文通过对2003—2012年中西部19个省份11个污染型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有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空间效应,存在对污染型制造业西迁的促进作用。区域差别性的环境政策确实突出了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得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向西迁徙,实现了污染产业从中国东部向西部的空间替代。从空间的整体上看,也更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的产业升级现象。如果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通过环保规制差异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不是严格按照功能区进行分类环境保护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产业结构变迁也是不健康的,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的要素替代作用,尤其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无疑就会被夸大。看似中西部地区可能重新步入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受到污染损害的仅是国家的另一片地区,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属于环境脆弱区和重要的水源上游,最终受伤害的将会是我们整个国家。     

人地挂钩视角下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例

人地挂钩制度是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与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创新,对于解决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问题有重要作用。研究从中国特殊体制制度框架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出发,基于"人地挂钩"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式,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弹性系数法和重心移动模型,对2009～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成效显著,空间"抱团"特征逐步显化;(2)研究区西部人口城镇化发展更快,东部则相反,黔中城市群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热点,但土地城镇化发展更快,有城镇化发展失衡倾向;(3)研究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状态,末期与初期相比,二者协调关系提升明显。据此建议,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西部,要继续有序推进人口城镇化,严格控制土地城镇化;地区东部尤其是黔中城市群,要杜绝"大开发",注重产业培养,提升城市魅力,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最终实现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21世纪前期湖南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对策研究

湖南是我国中部农业精华地带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受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国家政策导向和原有基础等多重影响，形成了传统农业发达而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经济。21世纪前期，为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和区域经济质量的提升，追赶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湖南提出了工业化带动的区域经济战略。由于现阶段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加之在科技发展、资源结构和区域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较大的差异，湖南的工业化必须在对原有传统工业化战略有所扬弃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战略的基本点表现为：(1)将优势传统农业产业进行工业化改造，实现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2)打破城乡户籍隔离体制，依托城镇化的率先突破，带动工业化发展；(3)高度警觉工业化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分类推进，实现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战略。     

中国工业绿化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工业生产是现代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带来环境污染的重要产业。本文对中国工业增长的绿化度进行了考察。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2005-2009年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结果表明2005-2009年这5年间全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指数都有不同程度上涨,平均环境污染指数从2005年的0.208上涨到2009年的0.267,就地区差异而言,环境污染指数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指数平均为0.340,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0.241和0.154,这与东部地区工业较为发达存在密切关系,也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粗放式特征;其次,应用DEA方法在综合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的基础上测度2005-2009年中国各地区工业增长绿化度,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平均为0.689,远高于中部地区的0.435和西部地区的0.496,而且,"十一五"以来,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上升趋势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工业增长正在积极向绿色转型;论文还应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中国工业绿化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经济开放都会对工业绿化度产生积极的效应。因此,为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中国需要进一步为技术的研发、扩散搭建顺畅的渠道;积极推动产业融合,获得协同收益;有效吸引清洁外资,开展绿色生产。     

中国省域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分析我国各省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演变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水平的省份提供产业竞争力方面的指导。首先构建我国港澳台外31省（市、自治区）森林公园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然后计算各省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分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采用分位数回归研究影响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森林公园旅游产业平均竞争力值较低,区域差异较大,呈现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状态;2004~2014年期间西部各省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进步较小,主要原因是受到“短板效应”的制约,表现为西部各省在产业效益方面与东、中部省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森林公园存在东北和东南两个高层次旅游产业竞争力集聚中心,并存在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带动周边省份提升发展的趋势;回归表明,国家扶持力度、管理投入、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品牌效应和交通便利性会在不同分位点上对各省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产生影响。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在不同分位点上影响因素的差异为有针对性的提高各地区竞争力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困难加剧。对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帮助该类型地区厘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现状,对于优化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之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为例,选取1985—2014年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对研究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山西省表现出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黑龙江省与辽宁省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吉林省表现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2山西省、黑龙江省、辽宁省都表现出从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吉林省表现出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3典型资源型地区都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煤炭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4资源型地区转型务必将落实供给侧改革摆在发展首位。山西省应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选择集约化、低载能的新兴产业,黑龙江省与辽宁省应加大新能源的开发与产业化进程,产业应向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品附加值高、能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产业转型,吉林省的重工业发展要以油气能源替代煤炭资源,在降低产业能耗的同时加速扶持已经相对成熟的替代产业,减少产业转型对于地区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各省环境效率及环境效率幻觉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深刻理解环境效率的含义,本文以全新视角对中国各省环境效率进行测量、分析。首先,基于中国各省农业和工业生产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利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和收益函数的对偶关系,测算2011年至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其次,利用影子价格衡量污染物减排边际成本的优点,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提出的环境效率测度公式,研究各省的环境负荷、环境效率,针对环境效率在衡量经济发展质量过程中的缺陷,提出环境效率幻觉概念,结合二者对全国各省进行综合评判,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的各省环境效率值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整体上环境效率值在东中西部呈递减,但东北各省的环境效率值已普遍低于西南各省,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出现环境效率幻觉的省份较少,但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其数量在增加。再次,利用环境效率的上升和环境效率幻觉的下降判断,中国仅二分之一的省份环境质量在真正好转。最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人均收入以及对外贸易水平与环境效率正相关,政府规制与环境效率负相关,对各地区的影响却呈现出较大差异;政府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且东部大于中部,而西部地区却存在负效应;产业结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西部大于中部,但是东部地区却存在着负效应;对外贸易的继续增加对东中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消极的影响,且东部大于中部,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西部大开发是否导致了“污染避难所”?——基于直接诱发和间接传导的角度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在给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中国各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基于系统GMM的双重差分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会诱发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了判定,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没有导致污染避难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区域转移滞缓现象;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不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和劳动产出效率传导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虽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传导的污染避难所促进作用,让西部地区具备成为污染者"乐园"的可能,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没有沦为污染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劳动产出效率差距很有可能会渐渐缩小,导致其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逐步丧失。因此,设立合理的环境规制级差,从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角度改善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同时正确对待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避免西部地区在未来成为污染避难所的关键。     

Industrial source identification and emission estimation of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 in China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 (PFOS) and related chemicals (collectively “PFOS equivalents”) are currently manufactured and used in a wide variety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in China. Since 2003, the national annual production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to accommodate both domestic demands and ongoing overseas needs for metal plating, fire-fighting foams, photographic, semiconductor and aviation industries. Accordingly, PFOS-related industries are significant sources of PFOS to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though littl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present study, industrial sources of PFOS in China were identified and emissions from major related industries, including PFOS manufacture, textile treatment, metal plating, fire-fighting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ies, were evaluated. Contribution by various industrial sourc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FOS emission were discussed.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total emission of PFOS equivalents in China was 70 t in 2010. Industrial use of PFOS in metal plating was identified as the largest source of PFOS pollu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followed by textile treatment, fire-fighting, PFOS manufacture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t the regional level, greater contributions were made by metal plating and textile treatment in most provinces of eastern China, while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and several northeastern provinces fire-fighting was the predominant source. The contribution by PFOS manufacture was considerable in Hubei and Fujian provinces. Total emission, emission density and emission intensity showed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In general,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as the most intensively industrialized regions of China, were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ly higher emission rates, emission density and emission intensity than those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China. Available monitoring data of PFOS concentrations in surface water of China reflected a similar distribution pattern, confirming that manufacture and industrial uses were crucial sources of PFOS pollution which would cause significant risks in the environment.